在文学批评方面，普列汉诺夫提出了许多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但是也表现了向客观主义让步的错误倾向。他只注意艺术作品的社会意义和它所反映的社会问题。他认为，文艺批评应该客观地、冷静地对各个时代各个艺术流派一视同仁，它的目的不在于判断作品的优劣和对它们表示好恶的判断，而在于客观地和冷静地说明艺术作品之所以产生的社会根源和考察艺术家的思想情绪是在怎样的社会影响之下产生的。同时，他在文艺批评方面常常不注意艺术本身的美学价值和不包括对艺术作品作任何的指点，他把作品的艺术性仅仅解释为：衡量艺术作品的唯一标准是它们同构思是否相符合。普列汉诺夫的这种片面的、简单化的论点可能使得文艺批评和艺术创作本身趋于公式化和概念化。但是他在文艺批评的实践中并没有经常遵照他自己提出的这些原则。
普列汉诺夫由于不了解农民在俄国解放运动中的作用，因此在评论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时不能理解它的本质，而把它只看作是平民知识分子的思想的表现。对于托尔斯泰的复杂的世界观也没有能象列宁那样作深刻的阶级分析和指出它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对于高尔基，普列汉诺夫给予高度的评价，但是对于他的某些作品作了不公正的评价，特别是对于小说《母亲》，没有指出这部作品对革命运动的意义，反而提出了错误的指责。
50年代后期，苏联文艺理论界才开始对普列汉诺夫的文艺理论遗产进行比较全面的实事求是的研究和评论，认为普列汉诺夫的文艺观点，特别是从今天来看，是有许多简单化、片面性和错误的成分，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杰出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契诃夫
契诃夫是19世纪末杰出的短篇小说家和戏剧作家，是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最后一位代表。
契诃夫在1861年帝俄废止农奴法的前一年诞生，而在1905年革命的前一年逝世。他经历了沙皇专制统治最反动黑暗的时代，同时又是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准备时期。他的全部创作深刻地反映了这个过渡时代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描写了各阶层中各种地位、各种性格人物的生活面貌。
契诃夫，1860年生于南俄塔冈罗格市一个小商人家庭。1880年在莫斯科大学医科读一年级时开始发表短篇小说。他一生写了470多个中短篇小说（其中主要是短篇）和十几个剧本。
契诃夫的创作一般分为三个时期。
早期（1880~1886）是契诃夫艺术风格初步形成的时期。他主要写了两类作品。
1.幽默讽刺短篇。
《变色龙》（1884）是早期幽默讽刺短篇代表作之一，它通过一只狗咬伤了人，被咬者要求赔偿损失，巴结权贵的警官三番五次地改变态度的故事，嘲笑了看风使舵、趋炎附势的奴才心理。阿谀逢迎、趋炎附势是80年代反动时期极为普遍的社会心理，契诃夫还在《一个小公务员之死》（1883），《胖子与瘦子》（1883），《假面人》（1884），《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等等杰出短篇中揭露了各种表现形式的奴才心理。《胖子与瘦子》创造了善于拍马谄媚的小官吏形象。《小公务员之死》所批判的奴才心理，则是同等级观念和唯恐权势者打击报复的社会流行病分不开的。《假面人》描写一群在百万富翁前奴颜婢膝不知羞耻的知识分子。《普里希别叶夫中士》中的普里希别叶夫中士同样也是奴才，但普里希别叶夫性格是专制警察制度的产物。契诃夫的这些小说使人禁不住去思考那形成种种奴才心理的窒息人的社会环境。但是大学时代的契诃夫对俄国社会生活的观察还较窄，他嘲笑了那也许只有他才能发现的庸俗与丑恶，但对产生这庸俗与丑恶的原因却似乎不感兴趣。他的讽刺较之果戈理和谢德林耐人寻味有余，尖锐泼辣不足。
2.描写下层人民境遇的短篇。
80年代中期，契诃夫的作品愈来愈多地出现受侮辱受损害的下层人民的形象，如：妻子病死，自己成了残废的木匠（《哀伤》，1885）；晚年失子，孤独无靠的马车夫（《苦恼》，1886）；远离家乡，挨打受饿的小学徒（《万卡》，1886）和被女主人无理搜查的女家庭教师（《风波》，1886）。纯粹的戏谑嘲笑的调子减少了，喜剧性和悲剧性的因素开始有机地交织在一起，反映着更为深广的社会生活内容。
在短篇《苦恼》里，马车夫姚纳想要倾吐失去儿子的痛苦和周围人漠不关心的态度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周围人对他的不理睬似乎是完全正常而无可指责的，而姚纳几次三番想要找人谈谈心里的痛苦而无人听他，以至最后居然只好对马说起话来。小说在幽默里包含着一种对于整个生活的思索，对于千千万万“小人物”的痛苦命运的同情。
中期（1886~1896），契诃夫的创作对现实的概括更广，批判更深，同时，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生活逐渐成为契诃夫创作的中心课题。在体裁上，逐渐过渡到刻画社会心理的中篇小说。著名的有《一个乏味的故事》（1899）和《第六病室》（1892）。前者批判了没有“主心骨”即没有理想的知识分子。《第六病室》直接批判托尔斯泰主义。它写的是一个小医院里专门住“精神病患者”的第六病室中发生的事。这个病室肮脏、紊乱，对病人任意虐待、殴打。病室简直和监狱无异。医生拉京初来时曾想把病室整顿一番，但他在遇到人们漠不关心的冷淡之后，却得出了一个结论：“人的安宁和满足不在他的身外，而在他的身内”，因此，就没有必要斗争。他相信托尔斯泰“不以暴力抗恶”的哲学。25年过去了，医院的情况愈来愈糟。后来，拉京因为同被迫害的“病人”格罗莫夫谈得很投机，他也被别人当作精神失常关进了“第六病室”，同样落到挨打受罪的境地。这时他后悔已晚，很快就死了。
当时，俄国许多知识分子面对病室似的丑恶社会，像拉京一样采取消极逃避的态度。小说通过拉京的经历说明这种消极态度的危害。
《第六病室》被柯罗连柯称作表现了契诃夫“第二阶段情绪”的作品。另一个俄国作家列斯柯夫说：“……到处都是第六病室。这就是——俄国……”青年时代的列宁在一封信中曾谈到这篇小说：“昨天晚上我读了这篇小说，觉得可怕极了。我在房间待不住，站起来走了出去。我觉得自己好象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
此外，这个时期契诃夫还写了几篇探索理想的小说如《草原》（1888）、《跳来跳去的女人》（1892）、《带阁楼的房子》（1896）、《我的生活》（1896）等。
晚期（1896~1904），作家的思想进一步民主化，创作题材扩大，对社会问题的挖掘更为深入，是小说和戏剧创作的繁荣时期。“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的思想在这时期的作品中日益突出，作家也朦胧意识到美好的未来必然要到来。
著名作品《套中人》（1898）的中心人物别里柯夫胆小怕事，维护旧制度，害怕及反对任何新事物，墨守成规，完全脱离现实。他的性格主要是通过他的“套子”，口头禅“可别出什么事才好！”及他与同事的关系等描写揭示的。和瓦利亚恋爱的情节加强了人物的喜剧性。
别里柯夫的性格不仅可笑，而且是一种可怕的力量。周围的人都在他的“可别出什么事才好！”的信条影响下，不敢做任何稍微越出常规的事情。因为他为了扼杀一切不符合“套子”的事物，不惜对别人盯梢、告密。于是，整个城市居然处在别里柯夫这个看来既可笑又可怜的人物的控制下。这个形象是窒息生机的社会环境的产物。别里柯夫死了反倒使人们喘了一口气。契诃夫借小说中人物的一句话——“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表示他对这种人物及其生活原则的否定。列宁和斯大林都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引用这个形象来嘲笑那些保守顽固、阻碍新生事物的人。与《套中人》主题近似的还有《醋栗》（1898）和《关于爱情》（1898）等。此外《姚内奇》（1898）是批判庸俗习气的著名小说。对庸俗的揭露一直是契诃夫创作的中心主题之一。
从1887年到1900年，契诃夫接连写了几部直接反映农民生活和农村资本主义势力发展的作品，如：《农民》（1897），《出差》（1899），《在峡谷里》（1900）等。《农民》里展开了一幅改革后农村极端贫困的可怕图画。在繁重的劳动、长年的饥饿和疾病的压迫下，农民甚至对死亡都视为乐事。
20世纪初，俄国社会革命情绪更加高涨，契诃夫的作品中，过去那种怀疑、压抑的调子也大大改变。这在他最后一篇小说《新娘》（1903）中得到明显的反映。《新娘》中的娜嘉是作家对妇女形象探索的新阶段。从《一个乏味的故事》中的卡嘉到《三姊妹》中的伊林娜，都是环境的牺牲者，娜嘉则能够摆脱庸俗的生活环境，走向新生活。娜嘉固然还不是革命者，但那诱惑和召唤着她那“崭新、宽广而又充满了秘密的生活”，也召唤着读者，鼓舞他们和娜嘉一起告别旧生活。
契诃夫还创作了5个多幕剧，《伊凡诺夫》（1887）、《海鸥》（1896）、《万尼亚舅舅》（1897）、《三姊妹》（1901）和《樱桃园》（1903）。这些剧本都反映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情绪：或彷徨苦闷，或空虚无聊，或向往追求。代表作是《樱桃园》，剧中樱桃园更换主人的情节成了俄国生活更换主人的象征：以郎涅夫斯卡雅和加耶夫为代表的地主贵族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以罗巴辛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暂时还在得势，但也没有希望；未来属于以安妮亚和特罗菲莫夫为代表的新的一代。这里表现的已不是生活的停滞，而是生活的历史运动。契诃夫没有科学地认识历史运动的真正原因和全部图景，他对未来的信念也仍很朦胧，但却敏感到了这个运动的大体趋势，对新生活充满了信心。他借特罗菲莫夫之口，发出了“新生活万岁！”的激动人心的呼唤。《樱桃园》不仅是契诃夫创作的最后总结，同时也体现了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最后发展阶段上的一个特点——基于对新生活的不明确的预感而产生的浪漫主义因素。
契诃夫是个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善于在情节简单、短小精悍的作品里容纳丰富、复杂的生活内容。他语言的最大特点是精炼，他善于以两三根线条刻画出人物性格，生动地展示形象或内心心理。契诃夫的小说达到了形象的高度典型化、思想的哲学深度与语言风格的优美含蓄这三者的有机统一。列夫·托尔斯泰把他称作“散文中的普希金”。他在戏剧领域里的革新大大扩展了戏剧刻画人物内心活动的可能性，促进了俄国舞台艺术新学派——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建立。显然，契诃夫的创作是人类文化宝库中一分珍贵的遗产，值得我们很好地研究和继承。
叶赛宁
叶赛宁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曾就读于教会师范学校，毕业后在莫斯科当店员、校对等，同时在民众大学学习，后成为左翼社会革命党人。
1916年他的第一部诗集《扫墓日》发表，其中包括优美的风景诗和宗教诗，受到好评。十月革命后曾创作过许多歌颂革命的诗歌，如《同志》、《宇宙的鼓手》等。
20年代进入创作上的黄金时期，发表了诗集《一个流氓的自白》、《小酒馆式的莫斯科》、《俄罗斯与革命》，长诗《四十天祈祷》、《回归祖国》、《列宁》、《孤独的俄罗斯》、《安娜·斯涅金娜》、《黑影人》，诗剧《普加乔夫》、《坏蛋的国度》等。
他的诗歌，意象和感情水乳交融，充满乡土气息和田园风情，对城市的喧嚣和腐朽表现出极大的憎恨。他是俄罗斯抒情和意象派诗歌的代表。
叶赛尔于1925年12月自杀身亡。
库普林
库普林，1870年出生于奔萨省一个小职员家庭。他早年丧父，随母迁居莫斯科。1880年进入士官学校，军校生活对他的性格产生很大影响。他于1890年毕业，编入驻波多利斯克省步兵团。这时期他开始创作。1894年退伍，在基辅以写作为职业。1896年曾任顿涅茨矿区工厂职员。1897年在波列耶西边陲地区当过诵经师。1901年迁居彼得堡，次年结识高尔基。后写了反映1905年革命的特写《塞瓦斯托波尔事件》。
第一次革命失败后，思想趋于消极，同知识出版社断绝往来。他对十月革命态度矛盾，既赞美革命中表现出的英雄主义，又担心祖国文化的命运。1919年全家流亡国外，长期定居巴黎。1937年身患重病，回到祖国，次年病逝于列宁格勒。
库普林的作品多以亲身经历为题材，以现实主义笔法揭露沙皇军队的腐败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中篇小说《莫洛赫》（1896）抨击工厂主对工人的剥削，《奥列霞》（1898）讴歌民间少女的纯真爱情，短篇小说《石榴石手镯》（1911）以浓郁的诗意描写小职员的爱情悲剧。揭露沙俄军官野蛮与腐败的长篇小说《决斗》（1905），在他的创作中占有显著地位，曾受到以高尔基为首的进步文学界的好评。同类题材的小说还有《大转变》（1900）。长篇小说《火坑》（1909~1915）描述资本主义社会妓女的悲惨生活，但带有自然主义色彩。在国外时期的创作多带回忆性质，并缺乏重大社会内容。主要作品《士官生》（1928~1933）流露出无法排遣的伤感情调。
库普林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最后代表之一，受到托尔斯泰、契诃夫和高尔基文学思想的影响。他善于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塑造鲜明的人物性格，揭示社会矛盾，烘托环境气氛。题材广泛，几乎触及俄国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抨击沙皇专制制度的残酷与愚昧，歌颂底层人民的勤劳与善良。但也有个别带颓废倾向和歪曲现实的作品。
他的重要作品如《莫洛赫》、《奥列霞》、《决斗》和《火坑》等已有中文译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