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从脂批来看，我们只能得出作者是曹雪芹的结论。但要注意，从脂批和小说中得出的这个“曹雪芹”只是一个代号，用来表示《红楼梦》作者的代号。我们还必须证明，历史上确实有叫“曹雪芹”的人，而且这个人还写了这部《红楼梦》，然后才能说，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
但进行这个证明的前提就很有疑问：曹雪芹是《红楼梦》作者的真实姓名吗？换句话说，《红楼梦》作者会把真名写在小说里吗？
众所周知，古代的白话小说一般不署真名。在文字狱风行的年代，像《红楼梦》这样有许多犯忌文字的小说，作者根本不可能敢署真名。
清朝有个文字狱，叫“丁文彬逆词案”。丁文彬是个没落书生，不知是真疯还是装疯，写了一本书，里面自称天子和玉帝，自定国号、年号，又幻想自己是孔府衍圣公的大舅子，到孔府献书，结果遭告发后被凌迟处死。审讯时问他：“那几本书为何又写大夏大明的字呢？”丁供答：“至于书写大夏大明，那是取明明德的意思，大夏就是取行夏之时的意思。”“明明德”出自四书中的《大学》的第一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这样的字眼儿，清廷不会喜欢。但清廷以程朱理学加强思想控制，依靠四书开科取士，自然不便篡改、抽毁《大学》里的文字。但按丁文彬供词，他受到“明明德”的启发，给自己的理想国定下“大明”的国号。
巧的是，《红楼梦》里也有“明明德”的字样！第十回中记袭人对贾宝玉说：“……凡读书上进的人，你就起个名字叫作‘禄蠹’，又说只除什么‘明明德’外无书，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圣人之书，便另出己意，混编纂出来的。”这是袭人转述宝玉的话，可“明明德”不是书名，宝玉为什么不说“除了《大学》之外无书”呢？这里面分明有作者的寓意。
其实，《红楼梦》中犯忌的地方很多，许多史料可以证明这一点。因此，作者身处文网严密的时代，透露真实姓名的可能性很小。就算他本人舍得一身剐，他又如何忍心十年辛苦写成的百回大文变成零零散散的片断呢？
当然，作者主观上也可能无意留下真名。大家都知道，《红楼梦》的人名很有讲究，最先出场的两个是甄士隐和贾雨村，《甲戌本》凡例说：此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虽我末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悦世之目，破人愁闷，不亦宜乎？故曰‘贾雨村’云云。”
可是在第一回中，作者假石头之口说：“……竟不如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
一方面要将要真事隐去，假语村言；另一方面又强调这些事情是他半世亲睹亲闻，绝不穿凿失真。可见，作者确实有欲言难言的隐事或者隐情，准备用曲折隐晦的笔法演绎出来。事实也正是如此，书中使用了大量的谐音、拆字、灯谜、谶诗等手法，含蓄地向我们展示了很多信息，有的可解，有的至今也没搞清楚。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作者说出自己的真名，他的这番心思岂不白费了？我们只需拿着原书对照作者的身世，不就一目了然了？实际上，胡适等人就是这样做的，他们要不说这本书是曹雪芹自传，要不就说是曹雪芹家世，从来没能说通过，反倒越来越乱了。作为作者密友和《红楼梦》的共同创作者，“胭砚斋”应该最明白作者的用心，他怎么会把作者的名字点出来？那样的话，作者用那画家烟云模糊的功夫还有什么意义？再有，在“一芹一脂”中，胭砚是化名，雪芹就一定是真名吗？“胭砚斋”那么了解和爱惜曹雪芹，他在批语中也应该用了烟云模糊的手段，并没有把作者的真名泄露出去。
再回到空空道人那段，在这五个人名中，空空道人与情僧是一个人，算是作者创作的一个人物。而吴玉峰、孔梅溪、曹雪芹只在这里出现过一次，之后，就再也没有了。特别是前两位，就像蒸发了一样。但仔细看这三个人的名字——玉峰、梅溪、雪芹——名字结构一致，而玉梅雪和山水花草都是旧时文人头脑中常有的意象，所以这三个人都很像是作者同时虚构出来的。三个书名，吴玉峰分到了《红楼梦》、孔梅溪分到了《风月宝鉴》、曹雪芹分到了《金陵十二钗》三个书名的常用程度是递减的，但有关三人的信息却是递增的，吴玉峰前面什么也没有，孔梅溪多了个东鲁，曹雪芹不但有悼红轩，还说他如何批阅增删，外加一首绝句。照此看来，作者似乎先要解决命名问题，想出了不只一个书名，所以假托三个人说出，最后把自己写作的情况落实在了曹雪芹身上，但作者本人不叫曹雪芹。
这也是一种无从证实的推测，但这种推测的可能性远远大于曹雪芹是作者实名的可能性。有人总是死抱着脂批不放，但光凭脂批无法确定曹雪芹的真实存在。不过，历史上确实有一个曹雪芹，也确实有人声称，《红楼梦》是他写的。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更深入的讨论。
曹雪芹在历史上确有其人，这从敦诚、敦敏、张宜泉的诗文里可以得到证实。敦诚（公元1734—1791年），守敬亭，号松堂，在旗人中文名较高，著有《四松堂集》、《鹪鹩庵笔麈》。他的哥哥敦敏（公元1729—1796年），字子明，号懋斋，有《懋斋诗钞》传世。兄弟二人是清初阿济格之后，离清皇室比较远，因而地位不是太显贵。张宜泉生卒年不祥，据说是汉军旗人，著有《春柳堂诗稿》。不过，诗稿于1889年才刊印，可靠性受到质疑，
这三人留下的与曹雪芹相关的文字不多，但都有个共同之处：那就是都没有提到曹雪芹在写《红楼梦》。《红楼梦》凝聚作者十年苦功，一生心血，这三人既与曹雪芹关系如此密切，为何对它只字未提？这岂不是非常奇怪之事吗？如果说曹雪芹害怕因文字获罪，向好友隐藏了自己写《红楼梦》的事实，可他为什么又把名字写在上面？这岂不是把自己给卖了？曹雪芹亡于1764年，而敦诚死于1791年，敦敏至少活到了1796年。在二敦生前，《红楼梦》早就以抄本形式流传开了。可在他们的文集里，为什么就无一字涉及《红楼梦》呢？如果说二敦因为书里有弘旿所说的“碍语”而不愿意阅读和提及这本书，那么为什么他俩既没有同曹雪芹保持距离，也不规劝他，反而继续与他往来唱和，甚至在他死后，还很沉痛地写诗悼念？他们不担心像鄂昌那样受到牵连么？
而且从二敦的诗文中，大致可以勾勒出曹雪芹的人生轨迹：不治产业，好色贪杯，经常到青楼与妓女厮混，家底败光以后，被迫住进衡门僻巷，最后坎坷以终。我们不禁要问，这样的曹雪芹能够写出这样一本旷世巨著么？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红楼梦》的著作权是一个原则性问题。它的作者是谁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除去曹雪芹的著作权，可以把读者从无聊的家世说和自传说中解放出来，把这部书放在更宽阔的历史背景去考察。想想看，哪部言情小说里能有如此沉痛的末世情怀呢？它一定来自一个天崩地解的时代。因而蔡元培先生在《石头记索隐》中说：“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他的其他观点也许站不住脚，可单凭这一点，他已经为我们解读《红楼梦》做出了不朽的贡献。相信，终有一天，人们对解放了的《红楼梦》的解读会更加客观与视角也会更加宽广，从而真正唤醒民族对前世的“记忆”。
大观园中的第一人
提起大观园中最具实权的人物，人们往往会想到王熙凤。王熙凤是王夫人的侄女，而王夫人是“金陵王”家的女儿，深得贾母的宠爱。她虽因年事已高把大权交给王熙凤，不过，一些大事凤姐仍须向她请示汇报。由此可见，王夫人与王熙凤在贾府可称得上是大权在握的实权人物。
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大观园中的一把手当然是贾母，这个自称“老废物”
贾母和王熙凤谁是大观园的实权派呢？
的史老太君其实最懂得一把手之道，不显山不露水，谈笑间稳稳控制住局势，是整个贾府中最深藏不露之人。
孝为一切道德之本，造成了婆婆的绝对强势和媳妇的绝对弱势。作为大观园中第一人的贾母，在一般人看来，
若不省事，必然鸡飞狗跳，家犬不宁。事实却恰恰相反，贾母自得其乐，安然度日，“凡百事情，我如今都自己减了”。自然也因她年事已高精力不济，可是自不量力的老糊涂也多得是。要么是名门闺秀的修养？可同样是大家出身的王夫人就不似她这样懂得抓大放小。所以关键还在于，作为贾府的董事长，贾母一直以来推行的是经理负责制。
再晚一点，中国出了第一个银行日升昌，它的管理体制是由掌柜的说了算，东家极少出现在柜台上，更不许在铺面里过夜。这种先进的管理体制在贾氏企业中早有实施，贾母大胆放权给王熙凤，只帮忙不添乱，扶上马，还要送一程。
木讷呆板的王夫人只是个挂名老总，摆设意义大于管理才能，重担大半压在执行副总王熙凤肩上。虽然她私心重，雁过拔毛，放高利贷，收受贿赂，将公家的钱弄到自己的口袋里，公盐变成私盐，却也有着出色的管理天分。贾母深知水至清则无鱼，且一年到头，人来客往，王熙凤也要拿私房钱来补贴，也就对她那些小名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爱而知其恶，贾母的用人之道是择其大者。
王熙凤这个年轻干部，有能力、有干劲，唯缺资历，所以贾母多次在各种场合提携她，树立她的威信。在五十一回中，王熙凤提出天气转冷，不如在大观园里再设一个厨房，省得女孩子们到园子外面吃饭，灌一肚子冷风。贾母马上就向众人说，“今儿我才说这话，素日我不说，一则怕逞了凤丫头的脸，二则众人不服。今日你们都在这里，都是经过妯娌姑嫂的，还有他这样想的到的没有？”除了这种郑重其事的表扬，她更赞同她的一切提议，为她的所有笑话捧场，用“猴儿，猴儿”这种称呼表达她哭笑不得的宠溺和为之绝倒，看似无心实则有力地托起了王熙凤这颗新星。
但贾氏企业毕竟鱼龙混杂、人多嘴杂，想给这位年轻的二奶奶使绊子的人不在少数。一般员工自不必说，在第五十五回中，平儿就直截了当地跟那些管事的媳妇们说：“二奶奶若是略差一点儿的，早被你们这些奶奶治倒了。饶这么着，得一点空儿，还要难他一难，好几次没落了你们的口声。众人都道他利害，你们都怕他，惟我知道他心里也就不算不怕你们呢。”更要命的是高层也有人气不忿，第一位就是王熙凤的婆婆邢夫人，她这个大太太是个闲职，有名份而无实权，早就含酸带怨，瞅着机会就来找茬生事。
在第七十一回中，贾母过生日，王熙凤要惩治一个不晓事的老婆子。偏巧这老婆子七拉八扯和邢夫人连上了关系，邢夫人便佯做赔笑，喊着向“二奶奶”求情，又祭出贾母生日不宜处置下人的大旗，噎得王熙凤红头涨脸，滚下泪来。
贾母打听到这一情况后，并不因邢夫人打着自己的招牌而站到她那边，而是眼明心亮地指出这位在野党的偏狭之心。随后，鸳鸯寻了个借口，亲身进入大观园，向大观园的领导层，姐妹们的带头人李纨发布对王熙凤的口头支援。表面看上去是个人行为，但一则鸳鸯从来不是个多事的，极少论人是非，对姐妹的隐私也守口如瓶，这样发布有关上层纷争的个人意见实属突兀；二来，鸳鸯常常充当贾母的代言人，后来，贾琏求鸳鸯偷点贾母的东西出来当，就是回过贾母的，但为了防止其他子孙如法炮制，她只推说不知道。
红楼愈往后，愈显颓势，居然到了资金周转不过来的地步，当贾琏通过鸳鸯向贾母求援时，贾母一不吝于钱财，二不上纲上线视为晚辈算计自己，把东西交给鸳鸯去当，她深明大义而又颇具谋略，远非王邢二位夫人乃至王熙凤所能望其项背。
看上去无所事事的贾母，实际是贾氏企业的镇宅之宝。她不但是企业纪律的保障，也是企业文化的带头人，她为大观园里的风花雪月捧场，积极寻找像刘姥姥游大观园这样的娱乐项目，对评书里郎才女貌私相授受的陈腐老套提出批评，她在家庭装修上艺术天分至今仍值得称赏。有了她，荣国府这台庞大而衰老的机器还能正常运行，大观园内外还能保持健康清新的气息。相比之下，与同样是国公爷之后的宁国府相对照，后者的无法无天、乌烟瘴气，正因为少了这么一个智慧的老太太。
与大多数一把手一样，贾母也有坚硬锐利的另一面，身怀利器，隐而不发。在她慈祥温和的背后，你能看到寒光闪烁，随时可以亮出，割开与他人的距离。哪怕上一刻还和颜悦色，下一刻就会疾言厉色。作为一把手，她恐怕只能如此，毕竟盯着她的人太多了，或是有所求，或是想要蹬鼻子上脸，他（她）躲无可躲，不像二把手、三把手，还有做菩萨相的余地。
贾母曾两度严重发飙，一次是为她不成器的大儿子贾赦想要鸳鸯做小老婆。鸳鸯憎恶这个好色的糟老头子，一状告到贾母那里，且看贾母恼怒到何等地步：“贾母听了，气得浑身乱战，口中只说：‘我通共剩了这么一个可靠的人，他们还要来算计！’因见王夫人在旁，便向王夫人道：‘你们原来都是哄我的！外头孝敬，暗地里盘算我。有好东西也来要，有好人也要，剩了这么个毛丫头，见我待他好了，你们自然气不过，弄开了他，好摆弄我。’”不知鸳鸯听了做何感受，很可能难免心寒。这种时候，她想到的不是贾赦老牛吃嫩草的可恶、鸳鸯孤注一掷拼死一搏的可怜，却立即感到是被众人算计了，再进一步想到他们从自己这里挖人，归根结底是为了摆布自己。
这是大人物一把手特有的唯我独尊，以及对他人的完全不信任。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曹操睡梦中会杀掉靠近他的人的故事，以及历代那些大人物近似于神经质的警惕和上线上纲。虽然前面说到贾母面对贾琏凤姐求援时的大度，但这种大度不是一种常驻品质，完全看她心情，对于喜欢的人，她愿意做善意的联想，不喜欢的，则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因为她有这个资格。
多少人头落地的政治事件就是按照贾母这个思路酿成的。幸好，她只是贾氏企业的一把手，而且，还是个相对柔软的女人，就有了更多的转圜余地。
听得贾探春一番解释，贾母马上转怒为喜，看到这里，更感到这个一把手的可怕，一喜一怒之间，她收放自如，生杀予夺都容易，你很难知道她的真实打算，跟这老太太交道，可不能掉以轻心啊。
一场悲喜剧之后，贾母未从鸳鸯的角度想过，了解这番话是多么的沉痛和无可奈何，而是心平气和地接受了鸳鸯的承诺，后来凤姐考虑丫鬟们的终身大事时，便不将鸳鸯考虑在内，俨然默认了鸳鸯无奈的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