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以农民起义为主题的章回小说，属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虽说它歌颂了一帮强盗土匪，不过幸好这帮无政府主义者最终还是改邪归正投降了朝廷，因此，它又名《忠义水浒传》、《英雄传》。中国人有“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之说，大概的意思是说，朝廷怕百姓看了《水浒传》便兴起了造反作乱的心思——即使最后投降了朝廷也不行！不过虽说朝廷不赞成百姓观看，可毕竟管不住读书人的眼睛和说书人的嘴巴。由于历史文化的原因，旧中国那些目不识丁民众的新闻集散地是街头巷尾、村边塘畔的茶楼、酒馆，如果凑巧碰上赶集庙会的好日子，那更是热闹了，四处流浪的说唱艺人们以大鼓、评书、快板、相声的形式把那些印在刻版图书中的形象单薄的黑白文字变成一个个活灵活现的英雄好汉。于是，这个用现代的语言来说是“水边故事”的《水浒传》在民间广为流传，《水浒传》中三十六个天罡星和七十二个地煞星转世的好汉们的事迹也传遍了五湖四海。
《水浒传》以它杰出的艺术描写手段，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和失败过程的一些本质方面。它的社会意义首先在于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及统治阶级的罪恶，说明造成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是“官逼民反”。作品开头写了一个一向被人厌弃的破落户子弟高俅，靠踢球被端王看中，后来这位端王作了皇帝（徽宗）。高俅一直被提拔到殿帅府太尉，而这位皇帝也不过是个专会串瓦走舍的浮浪纨绔儿。他的亲信大臣还有蔡京、童贯和杨戬等，他们构成了一个最高统治集团。蔡、高等人以他们的亲属门客为党羽心腹，如梁世杰、蔡九知府、慕容知府、高廉、贺太守之流，在他们的下面，则是一些贪官污吏、土豪恶霸，从上到下，狼狈为奸，残害忠良，欺压良善，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形成了一个统治网。《水浒传》在揭露这些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如何欺压人民的罪行时，首先叙述了高俅迫害王进的故事。王进的父亲早年，一棒打翻了高俅，高俅任殿帅府太尉后，到任的第一天就官报私仇，无端责罚王进，害得王进连夜奉母逃走。作者还写了高俅为了让儿子霸占林冲的妻子，千方百计谋害林冲。高俅作为那个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他身上体现了凶残、阴险的权臣特点，也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丑恶和腐朽的本质。此外，《水浒传》中还写了地主恶霸的种种作恶行为，如郑屠霸占金翠莲，西门庆害死武大，毛太公勾结官府构陷猎户解珍、解宝……《水浒传》描写了封建统治阶级中自上到下的对人民的压迫。而受压迫的人中还有正直的上层人物，如柴进、杨志等。有压迫就有反抗，《水浒传》写林冲被逼上梁山就具有典型意义，说明了“乱由上作”的道理。《水浒传》写晁盖等劫取北京留守梁世杰的不义之财，也具有典型意义，它表现了人民对贪官污吏剥削行为的反抗。由这种反抗，也使晁盖等人走上造反的道路。“智取生辰纲”中白胜唱的一首山歌：“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似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在这里，更是唱出了历代被压迫人民的不平，反映了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
有人说，以绿林好汉作为主角的《水浒传》，是中国最伟大的侠义小说。它来自于民间，盛行于民间，充分反映出了平民百姓的心声和社会真相。特别是突出了男性之间的友情和义气，与民间传统的理想契合，所以深受一般市民的欢迎。阅读《水浒传》，就好像是接触到了社会底层的脉动，更能够感受到一股属于民间的蓬勃生命力。的确，《水浒传》中的英雄好汉们同那些同样流传在古代的侠义小说如“风尘三侠”、“三侠五义”等有很多相似之处，如同伴间的义薄云天、肝胆相照；好汉们反抗恶势力的义无反顾、慷慨壮烈，等等。不过，使《水浒传》独树一帜的，是它公开歌颂强盗团伙（农民起义军）的勇气以及大声喊出史无前例的激进口号——“替天行道”。
有人说，“替天行道”是梁山好汉为打家劫舍而找的一个冠冕堂皇的幌子。因为他们不是为了赈济天下的穷苦百姓。历来为人所称道的智取生辰纲，是“取此一套富贵，不义之财，大家图个一世快活”。他们上梁山，是为了“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绵。成瓮吃酒，大块吃肉”，换言之，即是从个人私利出发。因此，他们没有什么高尚的打劫目的，是为了自己享受，或充实山寨的库房。更有甚者，他们还打劫百姓。王伦坐镇梁山时，阮氏兄弟说他们是“打家劫舍，抢掳来往客人”；晁盖时，他们打劫过路客商，晁天王假惺惺地要求“只可善取金帛财物，切不可伤害客商性命”。而商人们往往因为财物被抢，倾家荡产，欠债累累，或自杀或卖女，造成家庭悲剧。梁山的“英雄们”非但没有救助百姓，反而是凭武力欺压百姓，甚至杀害百姓，云云。
“替天行道”真的是一个幌子么？首先，我们要清楚何谓“替天行道”？“天”是中国古代人心目里在冥冥中主宰世间一切权力的最高意志，也就是中国人的上帝——老天爷。一般来说，老天爷总是被解释为佑护朝廷的，否则历朝历代的皇帝们不会那么急于一上台就拜老天爷当干爹，然后也不管人家答不答应就忙不迭地自称起“天子”来。在中国古代民间流传的“道”，主要指的是古代中国人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所谓贤明的君王将相等封建统治者应该创造和维护的一种优良有序的社会秩序和正义标准，除此之外，还有民众的良心、觉悟等等含义。虽然看起来天子代天行其道来统治国家是名正言顺的，但是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也向来承认：当一个时代的政治情形发生严重问题时，政权本身的行为也可能是“违天逆道”的。在这种情况下，由另一种力量出来“替天行道”，至少在表面的理论上可以说得通。否则的话，历代的开国皇帝们就没法解释自己凭什么挤走前朝的前辈，而使自己得以拜老天爷做干爹了。《水浒传》中的“替天行道”之含义也大致属于这一范畴，所以，梁山泊的好汉们在反抗北宋王朝的过程中，不仅如一般的侠义英雄那样在民间扶助贫弱、除暴安良，更在朝廷失道的情况下挺身而出杀贪官、除恶霸，重建公平的社会秩序。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支起义军于起事前都会先给自己找个造反的理由，而且这种理由往往还会很庄重和有道理。例如，汉末黄巾大起义所提出的那种“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就是很典型的煽动性口号。不光是起义军，就连那些军阀、贵族们在反叛正统皇权的时候往往也是如此，不过他们用的是更理直气壮的口号——“清君侧”。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明朝的“靖难之役”中造反的燕王朱棣（即后来的明成祖），他明摆着是要夺取侄儿的江山，却假惺惺地宣布是在帮侄儿皇上清除身边的奸臣，最后打到南京皇宫之后顺手把皇帝本人也给清理掉了……
如果早期的梁山泊好汉首领晁盖不死的话，这“替天行道”未尝不会一直“替”到东京汴梁开封府的大宋皇宫里去。因为晁盖和他手下的吴用、阮氏三雄等都属于纯粹的“革命者”或“造反派”，只要实力积蓄到位，晁盖未尝不会像黑旋风李逵般大喊一声：“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不过，如果施耐庵、罗贯中真把小说写成这样的话，他们不被砍头也得流放——虽然明朝皇帝们的老祖宗朱元璋也是靠农民起义发家当天子的，可还是照样也怕还有其他人想要模仿老朱的榜样。《水浒传》最后写成好汉们受招安，水泊梁山大散伙但还是被一直查禁到了清朝中叶，更别说如果去鼓吹砍掉皇帝鸟头、夺了鸟位的后果了。所以晁盖才会在后来打祝家庄时被射死，所以《水浒传》中的“替天行道”变得与黄巾大起义等农民军以及燕王朱棣等有很大不同，那就是梁山泊好汉们是暂时性的代替上天行其道——这种“替天行道”就是暂时代替上天行使社会管理权。换句话说，就是（暂时）取代官府管理地方事物之意。说白了，就是“及时雨”宋江先搞个武装割据，然后再以此为筹码同北宋政府讨价还价地走上招安之路。
宋江上台之后，梁山泊一杆杏黄旗上写着“替天行道”，梁山议事大厅的匾额上却题着“忠义”二字——这就是《水浒传》为梁山泊好汉们的反抗事业准备的道德护身符。于是，在强盗们的心中便有了一丝安慰：虽然我们打家劫舍、杀人放火，但杀的都是恶人，为的都是皇上——这就好比是和尚吃了荤后再去念佛，最少心里得到了安宁。既然是在对皇帝与朝廷忠诚前提下再代替这两者行道，所以梁山义军的武装反抗、攻城略地，也就都可以被解释为“忠义”的表现，正所谓“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
这里所说的“义”，它在很大程度上注入了被压迫阶级的思想感情和道德观念。关于这一点，有些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是有所觉察的。明人郎瑛就说过：“逆料当时非礼之礼，非义之义，江必有之。”这实际上是说《水浒传》所说的义不完全同于历来统治阶级所说的义。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下层人民也常讲义，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免受暴力的欺凌，自然产生一种团结御侮的愿望，这种愿望，在为生活所迫、流落他乡异地的一些游民身上，反映得尤为强烈，他们最讲朋友之间的义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进而至于“济困扶危”、“杀富济贫”，都是“义”的表现。因此，《水浒传》中所写的义，在特定的环境中，具有反封建反压迫的性质，而不同于儒家的纲常伦理中的“义”。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所以《水浒传》里的“义”，还不能取代旧的伦常观念的地位和作用。《水浒传》里的“忠”，有忠于梁山事业的内容，但它又有忠君思想。在许多场合里，“忠孝”这种封建伦理大节被放在首位，而把“义”置于次要地位，这就是江湖义气没有突破封建道德的表现。梁山泊一些斗争性最强、革命最坚决的人物，最终也不免在讲义气的情况下跟着宋江接受招安，义气服从了忠君，就是《水浒传》所写的“义”本身存在严重缺陷的证明。
《水浒传》作者歌颂梁山义军，却又反对方腊起义，实际说明他同情、歌颂的是一种不彻底的农民起义，也就是不去推翻封建王朝的起义，不“僭号称王”的起义。所以，《水浒传》中出现了“替天行道”的口号。“替天行道”固然有其反抗的意义，但它是出于遵奉天命，这就不能突破君主观念。因为在封建社会里，正是统治阶级借天命来欺骗人民，所谓“奉天承运”、“天命所归”，历来帝王正是借天命来统治万民的。《水浒传》中“替天行道”的意义，说的是朝廷无道时，由这些好汉来“替天行道”，而朝廷昏暗的原因，则是“奸臣蒙蔽了圣聪”，因而他们造反便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所以最终又不得不归服天子脚下，而“替天行道”的大旗，也终于换成“顺天”、“保国”了。这也是《水浒传》英雄们最终走上悲剧结局的原因之一。
“替天行道”和“忠义”的前提，为《水浒传》蒙上一层封建社会所能接受的道德正义色彩。但《水浒传》并不因此而沦为封建主义的说教工具而失去它的光彩，好汉们在“替天行道”的口号下揭竿而起本身就是对封建传统的绝对叛逆。《水浒传》不仅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而且反映了民间，尤其是市井社会生气勃勃的人生理想。在“替天行道”的堂皇大旗下，作者热烈地肯定和赞美了被压迫者的反抗和复仇行为。可以说，人民的反抗与复仇权力，从未像在《水浒传》中那样得到过极大的伸张。而封建社会中底层人民的乌托邦式设想也在此刻体现出来，这就是梁山泊好汉们在“替天行道”之后要达到的“八方共域，异姓一家”。
金庸说过：“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而《水浒传》中的“替天行道”正是为国为民的最佳例证，也是千百年间中国人对梁山泊好汉们敬仰和尊崇的根本原因所在。让人感到叹惜的是，梁山泊好汉们和他们“替天行道”的精神似乎已经被渐渐遗忘了……
正视曹雪芹，解放《红楼梦》
20世纪60年代以后，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红楼索隐派逐渐失势，由胡适开创、周汝昌发扬光大的新红学派——考证派独领风骚40年。现在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网络的好处就是把什么事情的门槛都降低了。一些红学爱好者收集了大量研究资料，放到网上，供人下载。《红楼梦》的大部分版本，在网上也可以看到。所以，如今能发表对《红楼梦》看法的，
不再是少数专家。在互联网时代，只要你有兴趣，你就不难找到获取资源的渠道。
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红楼梦》进行研究、思考。当越来越多的人了解《红楼梦》之后，他们开始对胡适的看法有了争议。所谓的考证派，本质上也是索隐派，不过是拿着《红楼梦》对照残缺不全的曹家史料，去索曹家和曹雪芹的隐。考证派全部论点的基础，就是作者必须是曹雪芹，这个曹雪芹不但写过《红楼梦》，还是江宁织造曹寅的孙子，还必须是敦诚、敦敏、张宜泉的朋友。只要证明这些条件不能成立，那么考证派的所有大作就都全成了一堆废纸。其实，否定曹雪芹著作权的工作已经有很多人做过了，只不过每个人视角都不太一样。这里，我们想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对待这个问题。
在《红楼梦》的开篇，介绍了这本书的由来，涉及到作者的部分，有一大段文字：“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至吴玉峰题曰《红楼梦》。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
这里提到了五个名字，空空道人、情僧、吴玉峰、东鲁孔梅溪、悼红轩曹雪芹。现在的“定论”认为，这里除了曹雪芹实有其人，其他的都是作者（即曹雪芹）假托的人物。原文只说曹雪芹披阅增删，并没有点明他是作者。但在这五个人中，对曹雪芹的介绍最为多，之后还记下他所题的一首五绝：“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显然，这个曹雪芹对《红楼梦》有很深刻的理解。还有就是“悼红轩”三个字也值得注意，因为它使人联想起书中贾宝玉居住的“怡红院”，这就使人直接把曹雪芹和《石头记》正文内容联系起来。
最重要的，是脂砚斋在这里有一段批语：“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公元1762年），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常哭芹，泪亦待尽。每思觅青埂峰再问石兄，奈不遇癞头和尚何！怅怅！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甲午八日泪笔。”
这条批语透露出两条重要信息：一是壬午除夕，“芹”死，脂砚斋非常悲痛，也马上就要“泪尽而亡”了；二是脂砚斋把自己和“芹”放在并列的位置上，似乎她认为，自己对《红楼梦》的贡献和“芹”一样大。
一般人即便没听说过曹雪芹，看到《红楼梦》这一段与脂砚斋的批语，也会觉得作者一定是曹雪芹。有人认为，脂批是曹雪芹作《红楼梦》不容置疑的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