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1：作为盛名一世的君王刘邦，被世人称为霸者中的英雄，他的功成名就全是依仗自己的南征北战和过人谋略取得的，经历了常人所难以克服的苦难，所以他的成功才会被世人称颂。
荀悦说：“刘邦出身布衣，奋剑而取天下，既不是由尧舜那样的人禅让接位，也不是汤武那样称王，有如龙从云腾，虎挟风行，征乱伐暴，肃清天下。八年之间，海内平定，于是踏上了通天大道，登上了帝王宝座。自古以来，书籍所载，未曾有过。不是英雄豪杰，没有宽明的谋略，天命所授，神祇扶助，哪能建立如此不朽的功勋！武王焚鱼敬受天命，高祖挥剑斩白蛇，预兆天命的符号虽然不同，但其道理却是一样的。这不是神灵的感应吗？”
《尚书》说：“上天的意图，要让人来代替完成。”《周易》说：“汤武革命，上顺天心，下合民意。”所讲的都是成功取决于天意的道理，的确，天意所为，谁又能逆天而行呢？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有天意的安排在起作用。
为君者不能改变天意的安排，但可以顺应时世改变治国治民的政策，从而使国家免于流弊的危害，趋于稳定。夏、商、周三个王朝正是由于能顺应时代改革政令，才得以发展，而秦朝却因为没能适时改革，还向民众施以酷刑，最终被汉夺了政权。这是天意更是民意。
如果周武王登上君王宝座是上天的安排，那么刘邦称王，更是上天的旨意。孔融曾有过这样的述说：“周武王从后稷到他那个时代，历时十五代，却只出现过白鱼跃人舟中、赤鸟落在屋上的瑞祥。至于汉高祖，只因一人修德，瑞兆就有四、五次，他挥剑斩白蛇；西入长安，天上五星相聚。周武王伐纣时，杀了纣王，悬头示众；高祖进入秦都长安时，却赦免了二世的儿子子婴。所以说，周武王在宽容大度方面也不如汉高祖。”由此可见，刘邦称君王，的确是尊天意，顺民意。
总之，汉高祖最初仅凭借一己之力竭竿而起，通过不断努力和上天的安排，战胜了秦国和项羽，开创汉朝大业，制作礼仪，一直传了十多代，虽然有许多不足之处，但作为霸者的功德，也已经够伟大了。
例2：桓玄称帝时间不长，就被灭，这可以说是他罪有应得，无德之人迟早会被有贤能的人代替的。
虞世南在评价桓玄时说；“做君王的要有宽宏的气度，虚怀若谷，像天地一样宽广，承诺的誓言必须兑现，只有这样百姓才会拥护爱戴他。可是桓玄这种人，他只有浅薄的小聪明，没有宽宏仁厚的品德，时值东晋末年天下大乱，皇室威严扫地不能服众，所以桓玄才能张牙舞爪地恣意妄为，铤而走险地起兵造反，侥幸获胜，小人得逞。当时正是刘裕奋发英姿之际，他扫荡奸佞，网罗天下群雄，桓玄最终被其所灭，这是他应得的下场。”
作为君王仅凭小聪明是不能长久的，没有宽厚仁德的品性是不能受到民众爱戴的。战国时的楚大夫囊子说；“发号施令，能为天下谋福利的，就是道；上下相亲相爱，就是和；民众不企求就能得到，就是信；能为天下除害，就是仁。仁与信，和与道，这是君王成就霸业的利器。”
刘裕是一介匹夫，仗剑首创大业。一月不到，就平定了东晋的江山。他仅占半州之地，仅率一郡之兵，攻杀了四川守将谯纵；西入长安，擒获了后秦姚泓家族；在山西大岘山打败了南燕慕容超；在岭南，打败占据广州的焦循，斩首了焦氏父子。帅旗所指，战无不胜；兵到之处，无不拥戴。看他豁达的风度，有汉高祖刘邦的风范；看他胜算在握的决断，可与光武帝刘秀媲美。只可惜他在位时间甚短，未酬大志，否则他的业绩不可限量。此乃是他比司马懿、曹操优秀的原因，他也因此而名垂万世。
裴子野评价刘裕说：“宋武帝刘裕没有曹操劣迹多，功德也要比司马懿大。他从一个普通士兵起家，数次阻击孙恩的乌合之众；摧毁了桓玄坚不可破的形势；战车驱入，山东一带的军事要害荡然无存；回戈直指，江、湘五岭的军事优势顷刻肃清；战略战术上，他更是高人一筹，命令孙季高自海道袭击番禺，广州遂被席卷；起用资历浅的朱龄石，四川便被降服；他的军威把羌族、匈奴震慑，致使攻守之势很快倒转；他督率大军安定中原，假借天命，效法前代帝王之仁义，终于登上皇帝的宝座，成为一代君王。他的仁德大义使他取得了天下。”
刘裕的兴起还因为他能在人们需要享有生息之愿时，他能治理丧乱，保民平安。裴子野云：“桓玄也算有文武奇才，立志雪洗国破家亡的耻辱，身处乱世，所以未经浴血奋战便轻易取得群雄盟主的地位，继而号令群臣，策划进取，不到一年，逼迫晋安帝退位，窃取了国家大位。意外成功的他自以为名望超过了汉高祖，功勋比得上曹操、司马懿，妄图称帝，让天下人来朝贺自己，可见其小人的虚荣之心。他利用假传的圣旨封赏的王谧、桓谦，利用人民渴望太平的心理震慑了群雄，王绥、谢混等较后发迹的，也因他而相继出人头地，追随他的本家兄弟也因此而高官厚禄，老百姓为他迅速夺取天下惊骇不已，但都屈服于他的暴力之下，不敢有非分之想，更不敢轻举妄动。当时的刘裕只是丹徒县的一个平民，勇气过人，没有被桓玄的威力镇服，揭竿而起，以数十人之众纠集同盟，共谋起义，讨伐桓玄，由于民心所向，闪电般地攻下了徐州和京口，不到半旬就荡清了建康，号令群雄，长驱江汉，不容桓玄有喘息之机就消灭了他，使濒临灭亡的晋室又得以苟延残喘。其雄起之势，兴起之快，自轩辕黄帝以来，还没有像刘裕这样用兵神速的。这种奇迹，如果不是他有绝世的雄略，如果不是天命如此，是不可能发生的。”
所以说，当人民需要休养生息的时候，能治理丧乱的领袖自然要兴起。
刘裕不畏强权敢揭竿而起的勇气值得称赞，能大义为民，讲信守道的德行让人钦佩，谋略过人，用兵神速的智慧让人折服。为君者如能有刘裕的胆识、仁德和智谋，还怕天下不得吗？
例3：夏代的少康和汉代的刘秀都是复兴了先王的基业，把先人的功绩发扬光大的人，虽二人都被世人称为中兴之君，但二人之间“中兴”的本质却是不同的。
虞世南说：“刘秀取得成功的原因在于他巧妙地借助了处乱思治的民心民意，在民众的支持下诛灭了民贼王莽，因此他是乘着混乱打败亡命之徒的，成功相对容易些。而少康，夏氏灭亡已有二代的时间，祖先有的遗业也是很早以前的事了，在他未出生之前，母亲怀着他四处逃亡，因而他产于异乡，从小到大从未受到父辈的教诲，身边也没有贴近的亲人，生在战乱之中，流离失所，但是他的坎坷经历激励他奋起反抗暴政强权，终于成就了帝王大业，作为中兴的君王，少康比刘秀更胜一筹。”
少康建立的功勋被许多君王称赞，他的业绩是许多君王所不及的。魏文帝的长孙曹髦曾问朝臣荀顗：“夏商已经衰落，国王和丞相也都相继而亡，少康因此聚集了夏朝的群众，光复了大禹的事业。他的崛起如同汉高祖，奋起于民间，打败了秦国的项羽，他们的功德，谁更大些呢？”
荀顗回答道：“创造与继承，其难易程度是不同的。少康虽功德完美，不过是中兴而已，与汉世相刘秀水平相当。而高祖刘邦，我认为他的功德更胜一筹。”曹髦则说：“少康在国破家亡之后沦落为诸侯的奴隶，然而他仍然能广施恩德，表明他有所图谋，最终消灭了过、戈两个部落，恢复了大禹的基业，从而使夏商的宗庙得以祭祀，祖先的遗产得以保留。如果不是大仁大德的人，哪能建立这样的功勋呢？而刘邦则是利用天下土崩瓦解的形势，趁君民大乱之际而一举取得政权的。就他本人的仁德而言，为人之子，他的亲人几次受到危害；为人之君，却将贤明的丞相囚禁；为人之父，却不能保护自己的子女。在其百年之后，国家已经到了灭亡的边缘。如果将他与少康易时而处，以他的德行未必能够光复大禹的帝业。所以，刘邦不如少康。”
为君者能兴起与危乱之中，能救人于水火之难，能对子民仁德宽厚，那么无论时世如何更变，他的功绩世人都是无人可以取代和攀比的。
例4：汉武帝英才兼备，为世人称颂。
对汉武帝的功过，虞世南是这样评述的：“汉武帝继承六代的帝业，海内殷富，又得高人辅助，总揽天下英雄，驾驭举世豪杰。内兴礼教，外开疆土。制度宪章，焕然可述。其功绩要比秦始皇伟大。至于骄奢淫逸，残暴肆虐，也仅次于秦始皇。可以说他是功劳有余，德行不足。”
《武帝赞》中说：“汉朝承接了前朝弊端，高祖拨乱反正，文帝、景帝注重养民，对于考究古代礼乐制度之事，还很不够；武帝继承皇位，登上宝座后，高瞻远瞩，罢黜百家，重推六经，独崇儒术。接着在全国公开选拔优秀人才，让其建功立业。重视教育，大肆兴办太学，修建祠庙；制订并确定了历法，修改规范了音乐诗歌的章法，修建祭天台，祭拜各种神灵保佑臣民；把土地分封给给周朝的后裔，号令建制，光彩焕然。他遵循了先祖的伟大事业，具有高祖、文帝、景帝三代人的治国风范，己身则文韬武略兼备，像武帝这样有雄才大略的人，如果能将文、景的谦恭俭朴的政策承袭下来，可以说怎么称颂都不过分。”
通察秦黄汉武的功过是非可知他们都是无人能比的创业奇才，但却不是成功的守成之主。
为君者应该是既能创业，又可守业的人。
九、失德失天下
君王的德行是吸纳人才的法宝，一个品行端正的君王统治国家，才会受到子民的拥戴，反之，一个奸佞伪善之人一统天下，迟早会被民众蜂拥而推之。所以，有德才有天下，失德则失天下。
例1：王莽在称帝为君之前，看上去谦恭礼让，才智不凡，颇具名士之风。但当他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后，就变得居尊傲慢，荒淫残暴，俨然成了一个暴君恶徒。
对于王莽的品性，虞世南给予了否定的评价：“王莽是一个生性残酷、奸诈、虚伪的人。没有发迹的时候，沽名钓誉；得志之后，骄横狂傲，目中无人。当伪装的画皮被撕掉后，他的本质就暴露出来了。他不听劝阻，盲目自大，至死不知悔悟，残暴的统治使四海冤狱重重，怨声载道，最被只能被光武帝清除了。”
王莽的变化并非完全由他自己造成的，班固对于他的变化是这样认识的，他说：“王莽出身外戚，最初降低身份，踏实能干，以此沽名钓誉。汉成帝、汉哀帝在位的时候，他勤勤恳恳，为人处事正直谦恭，处处被人称道，很难让人相信他是孔子所说的那种‘在国有名，在家有誉，口头上仁义厚道，行动上背道而驰’的伪君子。但人的本性是难于改变的，王莽本质上是一个不仁义并有邪佞之术的人，再加上他的四位叔父等都是世代权臣，拥有很大的权力，他凭借父辈的势力，又赶上汉室正处在衰败之际，皇位三次形同虚设，而王太后寿命又长，长期作为他的靠山，这些都成为他能玩弄奸诈权术的条件，并最终促使他夺位篡权。由此推论，王莽篡位也是天意如此，不是人力所能完全做到的。
王莽篡夺了政权之后，他所占据的地位对他而言是不利的，刚刚被颠覆的情势比夏桀、纣王更险恶，然而他却熟视无睹，若无其事地自命黄帝、虞舜再世。面对国难当头，他只知依仗其威势和诡诈，荼毒生灵，他的行为令全国哗然。百姓的生活不再安乐，朝政失调，群臣愤恨，最终，众叛亲离，四方举事，城池失守，国家分崩离析，全国的城镇成了废墟。纵观有史以来的乱臣贼子，无道之人恐怕没有谁比王莽更厉害了。像他们这些色秽声淫，气数短命之辈，其实就是准备好要给贤明的帝王扫清道路当垃圾的。
王莽的虚伪奸诈使他不能为君良久，所以，一个君王，不能只图虚有其表，而是要有真正的雄才谋略，具备仁德宽厚的品性；身居其位，要谋其政，依仗权势，镇压荼毒百姓不能定国安帮，反而会加速君权的灭亡；礼贤下士，兼听则明，得道多助，天下易得，傲慢自大，盲目自负，失道无助，天下易失。
例2：有些人认为汉元帝多才多艺，温文尔雅，应该算是提倡文治的好皇帝。他们把“文治”当作了“文艺”，认为“能歌善舞，能书善写”就能一统天下。
虞世南对为君者的才华是这样界定的，他说：“为君者的才华，在于文德武功。文德就是经天纬地，制定政策法令；武功就是制止暴乱，平息战火，稳定社会，安定人民。这才是做君王的宏图大略。至于鼓瑟吹箫，和诗谱曲，这是文人墨客、歌伎演员们的事情，不应该是天子的追求。”
所以说，虽然汉元帝多才多艺，琴弹得好，词填得好，但并不是什么好事。有史为鉴：
从前鲁庄公能歌善舞，于是国人写了《蔽笱》一诗来讽刺他。鲁昭公善于修饰仪容，才招来逃亡晋国的祸患。
徐干在《中论》这样写道：为君者小事明白，大事忽略，身边的人事清楚，长远的规律糊涂，自古以来没有不因此而亡国的。所谓详小事、察近物，是指能听出音乐、歌曲是否和谐、动听；能鉴别书法雕刻是否漂亮、精妙；出口成章，巧舌如簧，对答如流，能言善辩；对诗歌辞赋心领神会；对于射击、驾车、书法、术数等颇有研究和技巧。所谓远数、大道，是指仁慈足以覆盖苍生，恩惠足以抚养百姓，光明足以普照四方，智慧足以统帅万物，手中的权力足以应付变化万端的时局，推行的义举足以使经济繁荣，威望足以遏止奸党歹徒的发难，武勇足以平定暴乱。能够辨别下面反映的情况是否真实，然后考察他们。明白兴废的根源，精通安危的分别。凡此种种才是为君之道，只有做到这些，君者的素质才是完备无缺的。
所以，作为国君即便视力如离娄一般锐利，听力如师旷一般敏锐，射箭像后羿一样准确，书法像史籀一样高明，只能说他擅长某项技术，对治理国家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东汉丞相匡衡《谏汉元帝改政书》说；“接受国家权力的君王，务必要继往开来，创立功业，使先辈的功业流芳百世；继承祖业的君王，应宣扬先王的功德，光大他的事业。如今陛下的圣明贤德有上天庇佑，能爱护天下百姓，然而阴阳不和，邪恶势力没有受到制止，这恐怕是由于参政议政的官吏们没有弘扬先帝的丰功伟绩，反而都说是制度不好，把先帝传下来的事业放在一边，而妄发议论，我感到难过。希望陛下认真总结治理国家的经验。”
所以，为君者应以国事为重。
能治理好国家的君王才是好君王，“多才多艺”仅为修身养性之爱好，只知专修此技只会使江山不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