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汉书》里对侠士的存在和作用却持反对意见，《汉书》中说：“天子和诸侯建立国家，从卿、大夫到老百姓，都要有等级差别。因此，人们才忠心敬上，下面的人也不敢有非分之想。孔子说：‘天下有道，国家大权就不会落在大夫手中。’百官各司其职，守法听令，以尽其职责，越权被诛，侵犯受罚。这样才会上下和顺，把国家治理好。周王室衰微时，礼乐制度和征伐叛逆的大权落在了诸侯手里。齐桓公、晋文公之后，大夫掌握了国家大权，臣僚替天子发号施令。到了战国时代，又是合纵，又是连横，诸侯各国竞相用强权和武力征伐称霸。于是各国的公子如：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齐国的孟尝君、楚国的春申君，都借着主公的势力，收罗游侠，把鸡鸣狗盗之徒也礼为上宾。赵国的丞相虞卿抛弃国家的利益去救魏和齐；信陵君魏无忌窃取虎符假传国王的命令，让朱亥用锥杀死了将军晋鄙，夺取军权，去为平原君赵胜解围。他们就这样得到诸侯的器重，因此而扬名天下。人们在慷慨激昂地谈论起大侠的时候，都把这四个人推崇为首领。这样一来，就形成了背弃国家、结党营私的风气，而忠于职责，为国效力的大义就被放弃了。等到汉代统一天下后，实行无为宽松的国策，这种风气却没有得到纠正。魏其侯窦婴和武安侯这些人，在京城中互相竞争谁家的死士更强；郭解、剧孟之类，在街头巷尾横冲直撞，骚扰民众，他们的势力可以达到郡县城乡，公侯王子对他们都得卑躬屈膝。许多老百姓把他们当作大英雄，对他们羡慕不已。这些人即便是锒铛入狱被砍头还自以为能扬名后世。曾子说：‘君王失道，人民就离心离德。’如果不是明智的君王当政，向人民讲清好坏的标准，然后用礼法来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人们哪里会知道国家禁止的是什么，从而走上正道呢？古代的正确看法是：春秋五霸是尧、舜、文王的罪人，而六国是五霸的罪人，从此信陵君等四豪就是六国的罪人。何况像郭解这一类游侠，以一个卑微的匹夫，窃杀大权，真是罪不容诛。”
游侠的两面性正为君者正确任用他们提供了选择，明君应能善用游侠仗义的同时规范他们的行为，让他们成为贤能的侠士。
臣子推荐贤臣名士可以使自己扬名，但也同时会引起君王的不满。
《尸子》中说；“人臣以推荐贤者为主，人主以任用贤者为有功。”《史记》中也赞同此理，认为：“举荐管仲，天下人很少赞美管仲，而称赞鲍叔牙有知人的才能。”
但苏建的大将军卫青却不这么认为，苏建责备他太骄傲不去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时，他说：“自从魏其侯、武安侯厚待宾客，招贤纳士以后，皇上切齿痛恨。亲近士大夫，招揽贤士，罢黜不肖之人，那是人主的权力；做为人臣，只要依法履行自己的职责就够了，何必要招贤纳呢？”
不越权是许多臣子的为官之道，对此，为君者是否能得当地放松权利的限制很重要。
（十五）权势与地位
有权势和地位并不是都表现在外表上，拥有权势和地位也并不能使所有人都屈服，对于权势和地位的认识同样没有确切的界定。
战国时魏人唐且认为：“刺客专诸怀里藏着锥刀刺杀吴王僚，天下人都说他勇敢；美女西施身穿粗布短衣，天下人仍然说她漂亮。”故有时候很能外化一个人的身份。
慎子的认识恰恰相反，他认为：“毛嫱、西施，是天下最美的女子，但假如让她们穿上兽皮做的衣服，人们见了也会吓跑；如果换上好看的细布衣服，过路的人都会停下来欣赏。由此看来，美丽是好衣服衬托出来的。美女不穿漂亮的衣服，姿色也会大减。
项梁认为：“先下手的制服别人，后下手的受制于人。”《军志》也说：“先下手有夺取人心的优势。”这是鼓励人要先下手为强。
周朝史官方铁认为：“不要强出头头，否则会惹祸。古语也云：“不要做带头闯祸的人，也不要做带头享福的人。”这是劝人要低调行事。
慎子又云：“贤能的人屈从于不肖之辈，是因为权力太小。不肖者能甘心服从贤者，是因为贤者的地位尊贵。尧为匹夫的时候，连他的邻居都指使不动，等到他做了帝王，就能做到令行禁止。由此看来，贤德不能服人，而势和地位却能使贤人屈从。”此语意为权大则能大。
而贾谊却断言：“从古到今，与老百姓结仇的帝王，灭亡迟早会来，而老百姓必定胜利。尽管商纣自称天王，夏桀自称天父，灭亡之后，老百姓照样骂。由此看来，权势不最让人尊崇的，头衔也不是最光荣的。”这是说权利不是万能的。
由此可见，权势和地位也不是万能的，它既能显贵增荣，也会让人失尊招辱。拥有权势和地位，能运用得恰如其分，才是权势和地位的意义所在。
（十六）权利和圣人
拥有权利可以让人身价倍增，受人尊敬，这是权利的伟大之处，但同时权利也可以让人身败名裂，这就是权利的悲哀。对于权利的认识，历来就是崇尚与淡泊并存。
《周易》中说到：“人间最崇高的，没有比富贵更伟大的了”；“圣人最大的法宝就是权位。”足见其对权利的推崇。
然而孙子在上书给春申君时却很很不恭敬地说：“民谚有言：‘连得了癞疥病的人都可怜做国王的。’自古流传的这句话绝非荒谬之言，此言说的是那些被人杀害的亡国之君。作为一国之君，年轻历浅，却恃才傲物，张扬炫耀，既没有法术识别奸人，又缺乏真才实学，这时大臣就会专擅大权，图谋私利，怕的是遭受杀身之祸。为此他们或杀长立幼，或废嫡立庶。《春秋》劝诫说：‘楚王子国要到郑国去，还没出国境，听说楚王病了，于是返回去问候，乘机用帽带把楚王勒死，自立为国王。齐国崔杼的妻子貌美如花，齐庄公与她私通，崔杼就率领部下攻打齐庄公，庄公翻北墙逃跑时让箭射中大腿，被崔杼追上去杀死，拥立庄公的弟弟为王。李兑在赵国专权，把灵王围在沙丘宫，百日后被活活饿死。淖齿在齐国专权，将齐闵王抽了筋，悬挂在庙梁上，一宿就死了。患獭疥的人虽然得的是皮肤肿病，但不至于像这些人那样被人用帽带勒死、被箭矢穿股或被抽筋、饿死的那么悲惨。而这些被残杀的君王，心里所承受的压力与劳苦，身体所遭受的摧残，要比病患者厉害多了。所以说癞病患者要比国王幸福。”
用圣人治理国家该彰显于世还是该深藏不露呢？
《周易》说：“发明器物以便于利用，制造工具以谋求天下福利，没有比圣人更伟大的了。”
庄子则坦言：“圣人不死，大盗也不会停止偷窃。虽然尊重圣人使天下得到了治理，但也为大盗提供了最大的便利。发明了斗斛以便称量，结果连斗带升一起都被偷了；发明了秤锤和秤杆以便称量，结果连锤带杆都给偷了；发明兵符和玉玺以便让人守信用，结果兵符和玉玺一起都给偷了；为教育民众造出仁义礼制，结果仁义也被窃走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盗窃帘钩的人被杀，而窃取国家的人却成了诸侯。只要是做了诸侯，仁义道德也就有了。所以人人争着做大盗，争着当诸侯，纷纷去盗窃仁义，以及斗斛、称以及符玺这些实际的利益，虽然有高官厚禄的诱惑，有刀钺斧锯的威胁，仍旧阻止不了。导致这种无法制止的后果，是圣人的过失！因此老子说治理国家的权柄是不能让人看见的。圣人作为天下最厉害的武器，也不能暴露给天下人。”
用圣人这把利器治理国家，掌握好隐藏和显露的时机很重要，走极端都不利于治国。
五、活学灵用巧治国
君者应该根据时势的改变不断更替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治国的方法，不思进取，因循守旧只能自取灭亡，能因时制宜、随机应变地适用政道，则是基业长兴的必由之路。备受推崇的王、霸之道，黄老之道，孔、墨之道，中、韩之道，也是各有所长，能因事因时讲究方法的运用是君王治理天下的根本所在。
（一）墨子的治国术
墨子的治国之术是节俭，他认为君王只有生活节俭才能使国家财政充盈，国家富裕了，人民才好治理。
墨子认为：以前古人还不知道建造宫室作为房屋居住，只住在山陵高地的岩洞中，到了三王的时代才开始建造宫室。但其建造办法很简单：高足以避潮湿，广足以御风寒，宫墙的高只要能够分隔男女就可以了，仅此而已，完全不具有观看之功效。正因为如此，那时人民都感到财用充足。以后的王侯，所造的宫室就大不相同了。他们横征暴敛建造宏伟壮观宫室台榭，并用各种颜色刻镂彩画，宫室建造的精美绝伦。更严重的是下面的官宦都竞相效仿，结果造成国家的财用匮乏，难以抵御凶年饥荒，无法赈济孤寡贫民。国家越是贫困，人民越难以治理，天下混乱。所以建造宫室应该节约。
以前古人不知道做衣服的时候，只在身上披兽皮，挂草叶，冬天虽笨重但暖和，夏天虽厚拙却清爽。三王时期，觉得这样不太中意，于是就教妇女制作衣裳。冬天用丝制成棉衣，既轻便又暖和，夏天用麻布做成纱衣既轻薄又凉爽——仅此而已，做衣和穿衣的目的不是为了使自己美丽，让他人观看，只要实用即可。当时人们生活节俭，易于管理。当时的君王生活也很简朴，易于奉养。后来的君王服饰就不同了，他们大加制作华美飘逸的服装和精制的服饰，如用黄金铸制带钩，用美玉制作玉佩。他们的穿着已经不是为了防寒保暖，而是为了好看。上行下效，人们变得越来越虚荣邪僻，也越来越难以管理。君王奢华腐败，不听忠言。用奢侈腐化的君王统治的淫逸邪僻的臣民，天下不乱是不可能的。因此制作衣服也应节俭。
这就是墨家的治国之术，以节俭治国，以节俭理民。君王能在衣食住行方面节俭不奢，臣民才不敢在生活上奢华浪费，国家才能民风纯正，保持稳定。
（二）申韩的统治术
国家的治理不能离开法度，以法治国也应是明君该采取的治国方略。
商鞅说：“法令决定人的生命，是治理天下的根本。”慎到也认为：“为君者舍弃法律，想以身作则来治理天下，结果受赏的人虽然感到很得当，但其欲望无穷；受罚的即使也感到很得当，但总是希望减轻自己的罪行。国君如果舍弃法律，只凭自己的主观揣度来量刑，怨恨就会萌生。所以，分马的人采用抽签的办法，分田的人采用抓阄的办法，虽说抽签、抓阄不比人的智慧高明，但这样做可以排除私心，堵塞怨恨。国君用法制而不亲力亲为，事情用法制来了断，以法制决定名分和赏罚，子民就不再寄希望于国君了，人们也就不会产生怨恨，举国上下反而会和睦相处。”
以法治国首先就要明确权责，分清名分，责权分明了，为官者就不会推诿责任，名分清楚了，臣子就不会有所隐瞒。
尸子说：“言语形成的名分，不能不分清职责权限。国君如果和大臣分担同样的职权，那么大臣们就有推脱罪责的机会了。就像用墨斗划线，弯曲的木头就暴露了，一考查名分，大臣们如有失职而又想隐瞒的，就是有罪的。”
确定名分后就是骗子也会变得诚实不欺，就是大盗也会变得廉洁不诈，自觉地安分守己。正如尹文子所言：“名分定，万物不争；职责明，私欲不行。人不争，不是因为无心争，而是因为名分已定，争也是白用心；私欲不行，并不是没有欲望，而是职责已明，有欲望也不管用。私心、私欲人人都有，能使人无私无欲的原因是制止的方法得当。”
申不害说：“君如身，臣如手，君制定大原则，臣分头去办。作为人君，就要拿法度去要求人臣，看看是否名实相符。名分就好像是天地之纲，圣人之符。张纲持符，天下万物就可笼络管理了。”
名分、职责都有了严格的分属，君王即使不亲自体察事件的真相，也不会受到蒙骗，即使不亲眼看到事件的经过，也不会被欺诈，因为有欺罚赏实的法度存在。所以韩非子说：“为君者的眼睛不像离朱那样明亮，耳朵不像师旷那样敏锐，如果不借别人的眼睛和耳朵去看去听，只等自己耳目聪明后才去观察、聆听，那么看到听到的东西就太有限了。这不是使自己不被蒙蔽的办法。明君是让整个天下为自己去听去看的人，他虽身处深宫，却能明察四海，举国上下既不能隐瞒他，也不能欺骗他，因为隐蔽之罪重，举报之赏厚。”
荀子也说：“职责明确，事业有序，材尽其用，官尽其能，天下没有得不到治理的。品德好的人得到晋升，廉清的人得到重用，加上善于倾听各方面的意见，那么就会事事清楚，无所遗漏。君王的英明之处就是能够做到不看而能看见，不听而能听见，不思考而能知道，不行动而能使事业成功，岿然不动而能使天下顺从他的意志。”这也就是循名责实的深意。
尸子又进一步说明：“明君要想确保自己的权势，就应当形象端庄，心怀天下，目视九州而不烦，眼观红尘而不淫，文武百官的职权了然于心，与人言谈对应得体。这样，就能端立于朝堂之上，纵然有所隐瞒遗漏，疏远忽略，也不会太多。明君无须使用耳目或间谍去侦察刺探，也不勉强去听去看。有物则观，有声则听，事至则应，身边的事情不让轻易漏过，远处的事情也能得到妥善处理。贤明的人才不让流失，微贱的人就会对他毕恭毕敬。如此万事万物都不能脱离他的控制了。”
因此，有道之君要用名分来匡正一切不合名分的现象，按实际情况确定名分，各负其责，整个国家才会井然有序。
尧治理天下，处理政务靠的就是名分，因为名分正，天下大治；桀治理天下，处理政务，同样是依靠名，因为名不正，天下大乱。因此，正名很重要，名正则天下正，名不正则天下乱。
尸子说：“舜因为能明确手下各自的职责：让大禹治理水患；后稷播种五谷；皋陶掌管刑罚。所以他虽没去具体办什么事情，他却成为了全国臣民的父母。”
能者上，愚者下，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君王在任用人才，明确权责、确定名分时应依照这一原则，各有所得，才不会引起纷乱。
姜太公对周文王说：“天有经常的形象，人有经常的活法，能与上天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天下才会太平。”这就是“事自定”的意思。尹文子也说：“因为贤能的人有用，人君便不得不用；因为愚昧的人没用，所以人君不能使用他们。用与不用，各得其所，不必担心天下大乱。”
严惩小失，重赏小善，能起到很好的警示作用。尸子说；“君王处理朝政之道就是明确下臣的职责。发现有特别好的大臣，一定要问清是谁举荐的；有重大过失的，一定要问清是谁任用的。然后决定赏罚，并用这种办法来考察优劣，使该负其责的大臣不敢徇私舞弊，文武百官就不会徒有其名。优秀的就会受到尊重，失职的就受到蔑视。好与坏，忠与奸，就黑白分明。”
李斯在给秦二世的信中说：“韩非认为：‘慈爱的母亲养出败家的儿子，而严厉的主人没有强悍的奴仆。’原因就在能不能实行严厉的惩罚。商鞅变法，对在路上随便倒垃圾的都处以刑罚。随便倒垃圾是小罪都要严惩，更何况重罪？所以人人不敢犯法。因此，要使人不犯法，就不能去学慈母娇惯败家子的做法。”轻罪重罚就是商鞅和申韩的治国之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