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傅玄对这段历史的评价正与此相反。他说：“刘备有雄才大略而且很得人心，关羽和张飞两位大将，都有万夫不当之勇，而且都甘愿为他效命。依我看，刘备的谋略深不可测。古人有言：‘一日纵敌，数代之唐。’应当尽快把他杀了。”但曹操当时正在招揽天下英雄，想让天下人相信他是最讲信义的，所以没有听郭嘉的话。
（十）墨守成规与改弦更张
《孔子家语》中曾记录这样一段子路和孔子的对话：子路问孔子：“如果抛弃古人的道，只凭我自己的意愿去做事，可以吗？”孔子不假思索地说：“不可以。从前东方没有教化的人仰慕华夏的礼仪，有的女子成了寡妇之后，为她暗中招个夫婿，但终身不正式嫁给他。不嫁是不嫁了，但这种做法并不符合贞节的真正含义。仓吾这个地方有位叫娆的人娶了个妻子十分美丽，就把妻子让给了他哥哥。让是让了，但这种做法并不是出于礼义的谦让。现在你想抛开古人的道，只按你自己的心愿做事，焉知你不是以非为是呢？”
《尚书》中也这样写道：“行事不师法古人，而想使国家世代相传，没有听说过。”古语亦云：“改弦更张，不死则亡。”
孟子还主张遵循天道，即要尊重人之常情。他说：“遵循天道就会成就大事，改变就会脆弱消亡。所谓遵循天道，就是遵循人之常情。”
由此可见，对于完全不遵古道的改革，很可能造成以是为非和害国殃民的结果。
而赵武灵王对于改弦更张则非常推崇，他主张摒弃已经不再适合新时代的东西，而使用更能给子民带来便利的东西。赵武灵王想改穿胡人服饰，他叔父公子成很不高兴。赵王说：“衣服穿戴，是活方便；礼仪法规，是为了办事方便。入乡随俗，因地制宜，制定礼仪法规，所以才会给人民带来利益，使国家富裕强大。剪发文身，衣襟向左开，这是赵国一带人民的风俗：染黑牙齿，在额头上涂花纹，用河豚的皮缝制帽子，这是吴国一带人民的风俗。礼仪服饰虽然不同，但为方便的目的却是一样的。地方不一样，使用的东西自然也两样，事情在变化，礼尚自然也要变化。所以，圣人只追求能使国家便利的方法，而绝不会墨守教条；只谋求使其礼仪法规更方便，绝不会食古不化。儒者宗师是同一个人，但也有很多流派。中原地区的国家尚且可以礼仪制度相同，而文化习俗不同，更何况是生活在崇山峻岭中的人呢？所以舍弃还是保留，即使是智者也不能强求；远近服饰的差异，圣贤也不能统一。穷乡僻壤的民情风俗大多千奇百怪，邪辟玄妙的学说大多雄辩谲异。现在叔父所谈的是一般的习俗.我所说的，是想形成一种新的习俗。叔父讨厌改变服装的样式，但却忘了方便这一事实。这不是我所希望的啊！”赵武灵王说服了公子成，他也穿起了胡服。
君王有改革意识固然重要，但在更新时既要考虑到旧有制度对现实的指导作用，又不能拘泥于古道的限制而墨守成规，一切改革都应该是让子民能安居乐业，让国家兴旺发达。
（十一）文采与朴实
文采横溢的语言悦耳动听，朴实无华的言辞可动人心扉；修辞优美的辞赋引人入胜，简约质朴的辞藻内涵深刻。朴实和文采正各有其长，难分出轻重。
《左传》中记述了一段孔子赞叹子产的话：“语言是用来表达思想的，有文采才能充分表述他的想法。话都说不好，谁能够知晓他的思想呢？说话而没有文采，就不会传播很远。晋国能作为霸主，使郑国能主动到晋国去议事，要不是子产能言善辩，文采斐然，是不可能的。所以说话一定要讲究文采！”《论语》也说：“熟读《诗经》三百篇，让他主持政事，不能胜任；派他出使各国.又不能对答如流。那么，读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
但是，能说会道逞口舌之功也同样会影响政事的成功。一次汉文帝到虎圈看虎，很赏识管理虎圈的人的口才，要提拔他为负责上林苑的长官。张释之上前说：“陛下认为绛侯周勃这人如何？”文帝说：“是位长者。”他又问：“东阳侯张相如如何？”文帝又说：“也是位长者。”张释之又说：“这两位长者都不善言辞，都不如这位能说会道呢？秦朝所任的刀笔吏，争相看谁办事更快捷、对人更苛刻，然而他们的弊病，就是只有空头文章而没有同情人的心肠。因此做国君的就很难听到自己的过失。这种坏风气一直延续到了秦二世，天下因此而崩溃了。如今陛下因这个管虎圈的小官吏口齿伶俐就提拔他，恐怕天下会从此追随这种风气，争逞口舌之能，而不切实际。况且下边受上边的影响，传播极快，陛下的这种举动，实在欠妥！”文帝问听后打消了这个念头。
太史公认为：“《春秋》的笔法，是从历史中寻找教训，而《周易》是要从细微的变化中推测未来，《诗.大雅》所说的是王公大人，但其旨意却在于用德性来教化百姓，《诗.小雅》是讥刺小我，而目的在于影响上层统治者。它们所说的内容虽然不同，但它们合乎仁德的宗旨却是一致的。司马相如虽然文采浮华、铺排夸张，然而他的目标还是想归结到节约俭朴上来，这与《诗经》的讽谏用意没什么不同。”
扬雄则表明：“赋的作用就是讽谏。赋一定要按类铺排，用最华丽的辞藻，采用宏大富丽的形式，把这种形式推到极至。虽然它的目的在于规劝讽谏，然而看完之后，可是人们却把它的主题都忘了。比如，从前汉武帝好神仙之事，司马相如就献上《大人赋》来讽谏皇帝。汉武帝读罢，反而飘飘然仰慕神仙的欲望更强烈了。因次，赋起不到规劝的作用是很明显的。赋很像是滑稽剧，不合乎法度，贤人君子的言论，才是诗赋的正统。”
不管是华丽的言论还是朴素的诗词，其目的都是给人以教益，助君兴霸业，君王在听闻和欣赏时能从中领悟的真理的就可以判定它的好与坏。
（十二）圣人与报应
作为君王，是要依靠天下英才齐心协力而成就霸业还是靠一己之力来治理天下呢？
《淮南子》认为：君王要得天下必须依靠天下英豪的力量，并用鲽和娄来比喻说明：“东海有鱼叫鲽，总是并排而游；北方有兽叫娄，总是轮流地一个捕食，一个在旁守候；南方有鸟叫鹣，永远比翼双飞。连这些鸟兽鱼类，都知道互相扶助，万乘之主更该懂得借助天下英雄豪杰的力量，与他们齐心协力争取天下。”
狐卷子则认为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才是取得天下的唯一手段，他说：“父亲没有比尧更贤明的，但他的儿子丹朱却被流放；兄长没有谁比舜贤明，却很傲慢；弟弟没有比周公更贤明的，然而他的哥哥管叔却被杀戳；臣子再没有比成汤和武王更贤明的了，但夏桀和纣王却遭到他们的讨伐。所以当君王的要想治理天下，就必须从自己开始，不能依靠他人。”
有些人有地位，有权势，完全是靠自己争取的，所以孔子说：“别担心自己没地位.就怕自己立不起来。”但也有些有才能的人因为没有机遇而被埋没，正如孔子对他学生子路所言：仁义的人不一定会有人相信，所以伯夷和叔齐会饿死在首阳山；智者不一定都会被任用？所以王子比干才会被纣王剖心验证；忠实的人不一定都会得到回报，所以夏桀的忠臣关龙逢才会被斩首；忠告不一定会有人听，所以，伍子胥才会被吴王杀害。因此，能不能施展抱负，是机遇问题；贤明不贤明，是人的才能问题。学识渊博又有深谋远虑的君子，因没有机遇而被埋没的太多了！”
由此可知，勇气和机遇都能成就一个人。
对于那些为天下苍生谋幸福的人，有人慨叹他们辛苦，而有人则认为天下成了他们的桎梏。作为君者既能谋福于民，又能舒缓压力才算明智。
有人感慨：神农面容憔悴，唐尧瘦弱不堪，虞舜皮肤黝黑，禹手足磨出老茧，背鼎的伊尹辅佐成汤得了天下，屠牛的吕望辅佐武王打下了江山，墨翟四处奔走，家里的烟囱都不冒烟，而孔子连席子都坐不暖。他们这些人，如此辛苦，都不是贪图俸禄权位，而是想使天下人都幸福，为天下消灭祸害。
但李斯上书给秦二世却引用了申不害这样的一句话：“拥有天下而不肆意横行，这叫做以天下为桎梏。”而对这些人的行为，他进行了这样的评价：唐尧和大禹就是使天下成自己的桎梏了。别人为你牺牲那么你就会显得尊贵而别人显得低贱；相反就是你贱而人贵，自古皆然。
对待隐士高人，着重推举可以向天下人证明君王的贤德；但并非隐士都是圣贤，君用则贤，君弃则一文不值。因此产生了对隐士的不同认识。
《论语》认为：“推举隐士高人，天下之人就心悦诚服了。”有这样一个故事：魏文侯曾受教于孔子的学生子夏，也很尊敬孔子的另——个学生段干木，当他坐车路过段干木的住所时，没有一次不下车扶着车把走的。秦国想讨伐魏国时，有人说：“魏国君王很贤明，大家都称赞他的仁义，上下也很融洽，不可打魏国的主意。”秦王于是打消了这个主意，魏文侯因此而在诸侯中名气大增。
韩非子则说：“马如果长得像鹿，就会价值千金。如今有千金之马，而无值一金之鹿，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马能被人使用，而鹿却不能。如果隐居的高人不能被君王使用，他们就像鹿一样了。所以姜太公一到齐国就杀了隐士华士；孔子当司冠时也杀了少正卯。”
赵武灵王让李疵去中山国看看是否可以攻打它，李疵回来报告说：“可以打。中山国的君王喜欢召见住在岩洞中的隐士和平民。”赵武灵王说：“照你所说，中山君是位贤君，怎么可以攻打呢？”李疵说：“不然。君王尊敬隐士，士兵就会懈怠；君王尊崇学者.农夫就会懒惰。农夫懒惰，国家就贫困；战士懈怠了，战斗力就削弱。兵弱于外，国贫于内，不亡国还等什么呢？”赵武灵王于是下令攻打中山国，果然把中山国给灭了。
（十三）大事与小节
是该踏实地干好小事再干大事呢？还是该放眼天下，从大事着手呢？
《孝经》认为：“一个能把家治理好的人才可以做官。”
同样西汉大臣公孙弘也认为：“身体力行近于仁，勤学好间近于智，能知廉耻近于勇。明白这三条原则，就懂得如何修身。知道如何修身就知道怎样管理别人。能管理好自己才能管理好别人。这是百世不易的道理。”
而东汉名臣陈蕃却说：“大丈夫应当扫除天下，怎能只收拾一间屋子呢？”
《淮南子》中也说：“能把毫厘之差算得一清二楚的人，一定忽略天下形势；对小事一点也不放过的人，对于大事就会困惑不解。如果现在有人胸怀平九州、救危国的大志，却拿类似三从四德的礼仪来要求他，让他拘泥于民情风俗，这就好比拿斧头割汗毛、用宝刀砍柴火一样不合时宜。”
作为君王，能胸怀大志，重视行使小事，才是成就大事者所为。
为了成就自己的事业，委曲求全是一种良方，适当地表现自己以引起重视，也是一种可行的方法。
商鞅有一次问赵良说：“你看我治理秦国，与百里奚相比谁贤明？”赵良回答说：“百里奚是来自荆楚的普通人，听说秦缪公贤明后，发愿去拜见，但因没有路费，于是把自己出卖给秦国的客人当奴隶，穿着破衣衫给人家喂牛。秦缪公得知此事后，把他提拔起来，位尊身显，秦国人都不敢仰视他。你被秦王任用，是通过宠臣景监，而不是因为你有名声才被重用的。”
《史记》中却这样说：“蔺相如由于宦官缪贤的引荐才被赵王起用。”又说：“邹衍作了一篇《谈天论》的文章，其语荒诞不经，然而王公大人们照样尊重他。邹衍一到魏都大梁（今开封），魏惠王就去郊外迎接他，以宾主之礼款待他；到了燕国，燕昭王亲自打扫道路欢迎他。哪像孔丘受困于陈、蔡，面带饥色；孟轲受困于齐、梁那么可怜呢？卫灵公向孔子请教兵法，孔子一言不发；梁惠王准备攻打赵国，想听听孟子的意见，孟子却建议他让出一片土地给赵国。这就好比要把方木棒打入圆榫眼一样行不通！”
鉴于此，为君者成大事前可以委曲求全，一旦有机会表现自己，就应不失时机地张显一下，让臣子知晓其才能。
敢直言犯上，能威服下人都是可贵的个人品质，高明难分孰重。
蔡邕认为：东汉时的陈蕃性格高傲刚烈，有大臣的节操；李元礼忠诚正直，有治理天下的才能。但犯上最难，慑下较易，因此陈蕃比李元礼高明。
但晋人姚信却说：“皋陶敢于劝告虞舜，这是冒犯国君的表现；虞舜善于总理百官，这是能慑服下人的效用。汉丞相陈平曾对王陵说：‘在君王面前直言敢谏，我比不上你；至于安定刘氏政权，你不如我。’如果把敢于犯上当作逻辑推理，那么王陵要高于张良、陈平，刘秀的直臣朱云也要胜过吴汉和邓禹了。但事实并非如此。”
对于君王，应既能听得进直言，更要威慑住群臣，这是治理国家和公务的绝好方法。
（十四）侠士的是与非
侠士因能救百姓于危难之中所以广受平民的喜爱，但又因其乱了法纪而不被许多君王和大臣赏识，他们就是这样矛盾地生存着。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当代的游侠志士，其行为虽然与传统的正义相违背，然而他们言必信，行必果，一旦答应了别人就说一不二，宁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援救危难中的朋友，而且不自吹，这都是值得赞美的地方。再说，人生在世，危难困苦的情况说不定在什么时候发生。如从前舜被困在井里；伊尹背着做饭的鼎，四处奔波；傅说是个在傅岩上打土墙的奴隶，姜太公曾被困在壁高林深的滋泉钓鱼；管仲曾被齐桓公囚禁；百里奚给人家喂过牛；孔子在匡地受困，在陈、蔡两国挨过饿。这些人都是读书人所称道的有道之士，都免不了遭受这样的苦难，更何况中等之材而又处在乱世呢？他们所遇到的灾难更多。身处这种乱世，作为一介平民的游侠，济世救人、一诺千金，行侠仗义，英名传颂四方。每当善良正直的人们走投无路的时候，就得到他们的帮助，这不是人们所谓的圣贤豪杰所为吗？即便是乡间村俚的普通侠义之士，同勤奋读书但不被重用的季次、原宪比较起来，就其对当今社会的作用而言，也不是能同日而语的。所以侠义之士，不可小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