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大，熊先生开的课是2个学分，也就是每次2节课。但熊先生讲起来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每会讲课都不下三、四个小时，而且中间不休息。熊先生冬天室内不生炉火，听课的学生全副冬装，坐着听讲。他站在屋子中间，从不坐着讲。他喜欢在听讲者面前指指划划，讲到高兴时，或者认为重要的地方，随手在听讲者的头上或肩上拍一巴掌，然后哈哈大笑，声振堂宇。
有一次熊先生和张东荪谈哲学。张在熊先生面前也成了学生，熊一巴掌拍在张的肩上，张东荪不得不眨眨眼，逡巡后退，以避其锋芒。
抗战时，听郑昕先生说，他在天津南开中学求学时期就听过熊先生讲课。他怕熊先生的棒喝，故每次早点到场，找一个离老师远一点的位子坐下。原来，熊先生这种讲课方式由来已久。
初登北大讲堂
自1920年秋至1922年秋，熊氏在内学院打下了坚实的唯识学和因明学的基础，接受了哲学思维的严格训练。1922年，梁漱溟征得蔡元培同意，请欧阳门下弟子来北大，顶替自己讲授佛教唯识学。梁先生说：“我入北大开讲印度哲学始于1917年，后来增讲佛家唯识之学，写出《唯识述义》第一、第二两小册。因顾虑自已有无知妄谈之处，未敢续出第三册。夙仰内学院擅讲法相唯识之学，征得蔡校长同意，我特赴内学院要延聘一位讲师北来。初意在聘请吕秋逸君，惜欧阳先生以吕为他最得力助手而不肯放。此时熊先生住内学院约计首尾有3年，度必饫闻此学，我遂改计邀熊先生来北大主讲唯识。”
借此机缘，熊十力得以受聘为北京大学的特约讲师。当时北大的规矩，讲3门课为教授；讲1门课者，本校教师称为专任讲师，外校兼课者则称兼任讲师。熊为专任讲师，月薪120块大洋，一直到抗战南迁。
梁先生谦逊，自谓“不敢讲”；熊先生倒是敢讲，但自一开始，熊的新唯识学说便一步步背弃师说，逐渐离开佛教唯识学，从而形成自己的一套观点。“我自己小心谨慎，唯恐讲错了古人学问，乃去聘请内行专家；不料想熊医生是才气横溢的豪杰，虽从学于内学院而思想却不因袭之。一到北大讲课就标出《新唯识论》来，不守故常，恰恰大反乎我的本意。事情到此地步，我束手无计。好在蔡校长从来是兼容并包的，亦就相安下去。”
然而，熊先生的讲课效果似乎不太妙。据他自己说：“忆一二年间，选课最多，及阅试卷，仅有某生文辞稍为简适，亦无当于题旨。自昔迄今，从未得一可共学者。吾总觉教书之无趣，每对人言，为吃饭故，方做是事；若不尔者，吾不教书。虽属愤辞，亦是事实。”他将北大授课视为“阚饭”之谋，“支生无术，只好腆颜其间”。而不能得英才而教之，更让他觉得气馁。后来，他干脆向学校当局提出，“师生蚁聚一处，究竟有何益处？”要自己在家授徒。虽不能得天下英才，但能有“二三子”聚而教之，也是惬意，“而不相干之学子，亦不愿其与于斯课”。学校当局竟也同意了他的要求。据他当时的学生讲，熊似乎并不长于讲课，有教无术。因此，只讲过一次，便不再上讲台。凡选他课的，便到他家里谈。
真正的性情中人
梁、熊二位因缘不浅。1924年夏，梁先生辞去北大教职，应邀去山东曹州讲学，熊亦辞北大同往；翌年，梁氏偕诸友回京，熊也同回，“居处每有转移，先生与我等均相从不离，其事例不必悉数。”
两人均个性十足，我行我素；但彼此却性格不同，“虽同一倾心东方古人之学，而在治学、谈学上却难契合无间”。梁先生宅心宽厚，常存衿怜之意；而熊则师风陡峻，责人以善，不惜骂詈，情急处甚至会饱以老拳。熊口无遮拦，曾放言：胡适提倡科学，科学知识却不如他；冯友兰不认识字，金岳霖的学说是“我论”。
有一次，梁漱溟为学问方面的事与熊十力发生了争论。熊十力脾气大，喜欢骂人、打人。争完了，熊十力乘梁漱溟转身的机会，跑上去朝梁就是三拳头，口里还骂他是“笨蛋”。梁漱溟了解熊的个性，没加理会就走了。
殷海光有一次问金岳霖对熊十力的看法。金肯定地说：“据我所知，熊十力是中国研究佛学最深刻的一个人。”殷说：“先生好打人、骂人。我亲眼看见他在梁漱溟背后打三拳，还骂他是一个笨蛋。”对此，金岳霖说：“呃！人总是有情绪的动物。是人，就难免打人、骂人的。”
熊氏此类“轶事状”甚多。写小说的废名很佩服同乡熊十力，常跟熊谈论儒道异同等事，等到他着手研读佛书以后，却与专门学佛的熊氏意见不合，且多有不满之意。有一次，两人在一起讨论僧肇，一言不合，大声争论。外人在外听得酣处中突然静止，原来两人已经扭打在了一起。很快，废名拍拍土，离开了熊家。但到第二天，废名又到熊家，跟熊讨论起另外的问题了。
熊虽学问精湛，但日常糊涂，学生中常流传他的笑话。据李渊庭讲，1926年到1927年间，梁漱溟在北京西北郊大有庄租了几间平房，熊和十几个青年学生搬去同住。当时梁、熊两人都没有固定收入，靠稿费维持简单生活，大家基本上跟梁先生一起吃素。可是熊爱吃肉。学生薄蓬山管理伙食。有一天，熊问薄：“给我买了多少肉？”“半斤。”当时是16两一斤。熊一听是半斤，骂道：“王八蛋！给我买那么点儿！”过了两三天，熊又问：“今天给我买了多少肉？”“今天买了8两。”熊一听哈哈大笑：“这还差不多！”
牟宗三是熊十力在北大时期的学生。他回忆起自己第一次见到熊先生时的情景时说：“我之得遇熊先生，是我生命中一件大事。”
有一次，林宰平、汤用彤、邓高镜、李证刚诸位在中央公园的来今雨轩吃茶，“不一会看见一位胡须飘飘，面带病容，头戴瓜皮帽，好像一位走方郎中，在寒风瑟宿中，刚解完小手走进来，那便是熊先生。他那时身体不好，常有病。他们在那里闲谈，我在旁边吃瓜子，也不甚注意他们谈些什么。忽然听见他先生把桌子一拍，很严肃地叫了起来：‘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在座诸位先生喝喝一笑。我当时耳目一振，心中想到，这先生的是不凡，直恁的不客气，凶猛得很。我便注意起来，见他眼睛也瞪起来了，目光清而且锐，前额饱满，口方大，颧骨端正，笑声震屋宇，直从丹田发。清气、奇气、秀气、逸气，爽朗坦白。不无聊，能挑破沉闷。直对着那纷纷攘攘、卑陋尘凡，作狮子吼。我们在学校中，个个自命不凡，实则憧憧往来，昏沉无觉，实无所知。一般名流教授随风气、趋时式，恭维青年，笑面相迎。以为学人标格直如此耳。今见熊先生，正不复尔，显然凸现出一鲜明之颜色，反照出那名流教授皆是卑陋庸俗，始知人间尚有更高者、更大者。我在这里始见了一个真人，始嗅到了学问与生命的意味。反观平日心思所存，只是些浮薄杂乱、矜夸邀誉之知解，全说不上是学问。真性情、真生命都还没有透出来，只是在昏沉的习气中滚。我当时好像直从熊先生的狮子吼里得到了一个当头棒喝，使我的眼睛、心里在浮泛地向外追逐中回光反照：照到了自己的‘现实’之何所是，停滞在何层面，这是打落到‘存在的’领域中之开始机缘。此后我常往晤熊先生。”
这真是一个不简单的“第一印象”。熊门三大弟子（另二位是徐复观、唐君毅）中，牟宗三跟随熊的时间最久，受教也最多。牟先生曾跟自己的弟子讲起老师的事情，说：“侍师亦不简单，既要有诚意，又不能太矜持。当年我服侍熊先生……那时没有一个人能服侍他，只有我……他脾气那么大，许多学生都怕他，唐（君毅）先生也不敢亲近他……其实，我并不聪明伶俐，也不会讨巧……”
熊氏也深知自己修养不足，缺少一份儒者的典雅，说自己“求人也殷、责人也切，而原人、容人、因势顺诱之荃，确无所有”，“吾之情且急，而无以自安，有时甚失慈祥之意。此则余之所有智及，而不能仁守，是余所长负疚于先圣贤也。”
但“检讨”归“检讨”，他决计不去改正，任谁劝告也是“不欲改”。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说：“力所以说话便好骂人，全是悲心行乎不容己，……然力亦只是口头便及之，却绝不于文字上批评时贤，此正不敢不自重之意，贤者察之。”
正因为熊氏待人出自本心、心无城府，虽门风陡峻、口无遮拦，也颇有些青年才俊前来相随。除了“常往晤熊先生”的牟宗三外，罗常培、郑天挺等也向熊十力执弟子礼。罗当时已是教授、系主任，却对狂傲不知收束的熊讲师毕恭毕敬。熊喜欢吃鸡，学生们来看他时，知道老师癖好，身后总夹只鸡来。熊也从不跟学生客气。有一段时间，他干脆搬去与学生住在了一起。人说梁先生多是学生住老师家，熊则多是老师住学生家，信哉斯言。
重返北大
江南养疴6年之后，1932年11月，熊十力重返北大。
熊氏一生居无定所，四处飘零。他住在庙里的时间，比住在家里的时间还要多。再加上他自幼在长江边养成的生活习性，一到冬天便思南归，因此从进北大以来，他真正教书的时间大概不足2年。他在《答赖生》信中说：“自计足迹所经，唯北都荒廓，南京广漠，最宜修学（自注：南京今不可居），不得已而求其次。杭州秀丽，差可怀也。”
是年冬，熊氏返回北大后，日与汤用彤、钱穆、张东荪、张申府、林宰平、梁漱溟、蒙文通、李证刚、邓高镜、冯友兰、贺麟、张岱年、金岳霖、沈有鼎、冯文炳、黄艮庸等逍遥谈坐。
据钱穆回忆说，有一次与熊、蒙、汤四人同宿清华大学西郊一农场，“此处以多白杨名，全园数百株。余等四人夜坐其大厅上，厅内无灯光，厅外即白杨，叶声萧萧，凄凉动人……余等坐至深夜始散……至今追忆，诚不失为生平难得之夜。”
钱、熊二人虽交往不少，但二人性情却大不相同，治学路数也各异。钱治史学，性情温文尔雅，自幼知书达理；熊由佛入儒，性情狂放，通脱旷达，不喜雕饰，其行事风格让文雅之士很难接受。
钱后来谈及熊，颇有些冷言冷语的笔致。他说，熊十力有一次在一个朋友家吃饭，一个小孩子要吃桌上的一块肉，熊十力抢了过来说，我身上负有传道的责任，不可不吃，你吃了何用？于是坦然吃下。
其实熊对钱也并不恭维。据说有一次熊在某人家里见到钱著《先秦诸子系年》，看得心头火起，不禁在书上打叉子；还不解气，干脆扔在地上，边踏边骂。
熊跟另一大儒冯友兰也有过节。某次，冯氏携其《中国哲学史》来访，两人多有争论。冯欲合璧中西；而熊以西哲为肤浅，如唯心唯物之论实无精彩。话不投机，难免脸红脖子粗。
1937年，日寇侵入华北。熊十力化装成商人，坐煤车逃离北京城。路上遇雨，衣履尽湿，仓皇狼狈之状难以言表。辗转返回湖北家乡后，有乡里青年问起国事，熊不禁大哭失声，大骂国民政府不抵抗；并让青年们去找共产党，拿起枪打日本。
熊先生接着来到西南大后方。当时，北大与清华、南开等校已南迁昆明，联合办学。南迁的北大只收留教授级的人物；熊仅为讲师，联大不收。他似乎也不以为意，专心著述，将《新唯识论》译为语体文，凡6年方成。（1942年，由老友居正募集经费，以勉仁书院名义出版。）
颠沛流离而不废讲学
有一段时间，熊先生住在四川壁山县中学里，校长钟芳铭欢迎熊先生住下。熊先生的学生钱学熙夫妇、刘公纯，也随熊先生留在那里。熊先生没有闲着，写他的《中国历史讲话》。贺麟先生等人从重庆南温泉去壁山看望他。熊先生兴致勃勃地谈他的《中国历史讲话》的内容梗概，大意是讲“五族同源”说。在民族危急存亡的关头，对中华民族的热爱，促使他不知疲倦地撰写这一部重要著作。客人去时，熊先生很得意地讲述他是如何解决了回族的起源问题。他说，这个问题使他苦苦思考了很久，才解决的。这时，他已同时着手写他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由钱学熙译为英文，刘公纯代他抄写。
在四川8年，熊先生的生活很不安定，颠沛流离，生活尤为拮据。国难时期物价飞涨，大后方民不聊生。熊先生只好投靠老朋友、老学生，艰难度日。其弟子牟宗三曾前去探望，他回忆说：“吾即由重庆往拜。薄暮始达。至则见师母补缀衣裳，并告以先生在屋里，余即趋入，时先生正呻吟榻上，一灯如豆，状至凄凉，问安毕，相对而泣。并告人情之险。”
虽家贫国难，熊先生却自甘寂寞，乐以忘忧，没有一天不讲学，没有一天不修改他的《新唯识论》。他依然坚持每日清晨4点即起床读书、写作，中午亦只闭目坐上片刻。写起来只需一纸一笔；最穷困时，用秃笔写，以碗为砚，一盛墨汁，一盛朱红。因长期流离失所，身边并无藏书，他恐怕也是世界上唯一没有藏书的学者。他看到国民党当局横行霸道、胡作非为，便还是指名道姓地骂蒋介石；却从不显得灰心丧气，给人的印象是勇猛精进、自强不息。
熊先生在1939年离开壁山中学，住到南温泉鹿角场的学生周鹏初家。期间，他到过嘉定（今乐山）乌尤寺，与马一浮主持复性书院。不久，书院遭到日寇轰炸，熊先生膝部中弹片受伤，又同马一浮先生还发生过小的不愉快，后来就离开了复性书院。
（另据史料说，原是马让熊去，熊起初并不愿去。一来两人性情各异，对书院之办学思路不同，马重德行、兴趣、精读；而熊重学识、体系、博读。二来两人也不好安排，马是山长，熊算什么呢？两个教席难免会起轩轾。但马执意要熊来。马知道，对古儒之“天道性命”的理解与阐发，除己与熊之外，当世再无人可与比肩。9月开学，熊便前往。此前8月，日寇轰炸乐山，熊伤左膝，他是带伤上阵。来了之后，也不客气，不做推让，便演讲起来，滔滔万言。然马一浮视书院为养“大德”的清静寺院；熊则视之为育“通材”的大学，两张教席之间渐成对台戏，合作已无法继续。是年11月，熊乃去。）
（徐复观后来对比马、熊、梁三大儒时说：“熊先生规模宏大，马先生义理精纯，梁先生践履笃实。”在学术上，熊、梁是陆王新学的继承和发扬；马既有陆王又有程朱气象。性情上，马温存高迈如隐士；梁摩踵放顶如墨子；熊则抉发痛快，无可无不可。在讲课上，马言辞洗练，是著名书家；梁准确、遒劲；熊则滔滔，信笔拈来，随意圈点，还经常加上诸如“吃紧”、“此处吃紧”等自注，往往弄得一塌糊涂。）
熊先生回到壁山来凤驿，与梁漱溟先生住在一起，借住在一所古庙西寿寺。贺麟先生等人同去看过他。那天晚上，梁先生还讲述了他到延安，和毛泽东同志住在一个大炕上，连续谈过8个通宵的事。
期间，熊先生还到梁先生所创办的重庆勉仁书院讲过学。因院中弟子辈皆亲梁远熊，熊故常詈骂。
熊先生这时还没有忘了讲学。韩裕文从复性书院退出后，随同熊先生。熊先对韩裕文也分外关心。按通常习惯，大家对熊先生自称学生，而熊先生命韩裕文称“弟子”。“弟子”，大概有及门或入室的意思吧。韩裕文为人笃实，学问也朴实，对中国的理学、西方的古典哲学有很深厚的基础。他在熊先生那边学了一两年，因为生活无法维持，不得不离开，到了昆明贺麟先生主持的西方哲学名著编译会当专职翻译，每月有了固定收入，略相当于大学讲师。1947年间赴美留学，因肺癌不治，半年后病逝于美国。熊先生为此十分伤痛。如果天假以年，韩裕文在哲学上的成就必有可观。
以“孤往精神”治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