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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旧学宗师(5)

1927年夏,正当王力临近毕业,准备向王国维集中请教一些问题时,突然传来王国维先生失踪的消息。这消息一下子惊动了整个研究院。学生们和王国维的家属纷纷出动找寻,遍寻不着,王力心急如焚。及至找到颐和园昆明湖畔,王力看到老师的尸体湿淋淋的,用一张破席裹着,不禁痛哭失声。他带着极其悲痛的心情回到研究院,洒泪写下挽诗《哭静安师》,追述了他们之间深厚的师生情谊,高度评价了老师的学问和为师之道。挽诗最后是这样写的:“似此良师何处求?山颓梁坏恨悠悠。一自童时哭王父,十年忍泪为公流!”

【大师小传】

王国维(1877—1927),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浙江海宁盐官镇人。清末国学大师,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王国维世代清寒,早年屡应乡试不中,于戊戌风气变化之际弃绝科举。22岁起,至上海《时务报》馆充书记校对,利用公余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研习外交与西方近代科学。1901年,在罗振玉资助下于赴日本留学。1902年因病从日本归国,后又在罗振玉推荐下执教于南通、江苏师范学校,讲授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1906年随罗振玉入京,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韵等。1911年辛亥革命后,逃居日本京都,以前清遗民处世。1916年,应上海著名犹太富商哈同之聘,返沪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并继续从事甲骨文、考古学研究。1922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翌年,由蒙古贵族、大学士升允举荐,与罗振玉、杨宗羲、袁励准等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食五品禄。1924,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因阻于家人而未果。1925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教授古史新证、尚书、说文等,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被称为“五星聚奎”的清华五大导师,桃李门生、私淑弟子遍充几代中国史学界。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北上时,王国维留下“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书,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

刘师培:政治保守的文学史鼻祖

刘师培,中国近代横跨政学两界的风云人物。清末明初时,与章太炎齐名,并称“二叔”(章太炎字枚叔,刘师培字申叔)。刘师培生命里程的最后3年,是在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度过的,为北大留下了丰厚的精神遗产。一方面,他以国学大师的身份,为北大贡献了多方面的学术成就,尤其是以文学史教学与研究的成绩垂范于世;另一方面,他在新文化运动中充当了一个令人非议的角色,对于思考政治与文化的关系,重新界定近代中国史上的“激进”与“保守”,是极为有益的。

文学门身兼四科

1917年初,蔡元培出长北京大学,随即援引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就职不久,即向蔡元培推荐因拥袁称帝失败而避居天津的刘师培来北大任教。

刘师培进入北大后,出任中国文学门(1919年改为中国文学系)教授,兼任文科研究所的指导教师,并在国史编纂处兼职,月薪280元。他所担任的课程有:1917至1918学年,“中国文学”(一年级、二年级,每周各3小时)、“中国古代文学史”(二年级,每周3小时);1918至1919学年,“中古文学史”(二年级,每周2小时)、“文(中国文学)”(三年级,每周6小时);1919至1920学年,“文学史”(二年级,每周2小时)、“文(中国文学)”(三年级每周,3小时)。

此时,北大中国文学门可谓人才荟萃。与刘师培共同执教的,还有黄侃、黄节、吴梅、钱玄同、周作人、朱希祖等人,俱为一时之选。杨亮功在回忆刘师培先生的讲学风格时说:“刘申叔先生教中古文学史,他所讲的是汉魏六朝文学源流与变迁。他编有《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但上课时总是两手空空,不携带片纸只字,原原本本地一直讲下去。声音不大而清晰,句句皆是经验之言。他最怕在黑板上写字,不得已时偶尔写一两个字,多是残缺不全。刘先生教我们于汉魏六朝文学中每人任选择一两家作专题研究。他认为,研究任何一家文学,必须了解其师承所自、时代背景及其个人身世。我所研究的,是徐陵(孝穆)、庾信(子山)两家。有一时期我专致力于魏晋六朝文学,这也是受了刘先生的影响。刘先生在北大授课时肺病已到第三期,身体虚弱,走起路来摇摇欲倒,真是弱不禁风。他在刮风下雨的时候,照例是请假。”

冯友兰也回忆道:“当时觉得他的水平确实高,像个老教授的样子,虽然他当时还是中年。他上课既不带书,也不带卡片,随便谈起来,就头头是道。援引资料,都是随口背诵。当时学生都很佩服。”

蔡元培亦说:“君(指刘师培)是时病瘵已深,不能高声讲演,然所编讲义,元元本本,甚为学生所欢迎。”

1917年底,北大文、理、法三科各学门先后分别成立研究所。刘师培与其他教授一样,兼任文科研究所国文门的指导教师。他所指导的研究科目,起初为“文”和“文学史”,每月第二周和第四周的星期四,分别与“文学史”、“文”两个方向的研究员会面1小时,研讨该主题下的具体问题。后来具体日期稍有调整,但仍是每月分别指导一次。从1918学年起,刘师培所担任的研究科目调整为经学、史传、中世文学史、诸子四科,是国文教员中担任科目最多的。身为国学大师的刘师培,因具有广博的知识素养和造就,身兼4科,给所指导的研究者以贯通的学术训练,这在当时的教授队伍里至为难得。

兼职编纂处

除教学和研究活动以外,刘师培平时不经常出现在北大校园里。他自己曾这样形容道:“抱疾岁余,闭关谢客,于校中教员素鲜接洽。”周作人也回忆道,与刘师培“同在国文系里任课,可是一直没有见过面;总计只有一次,即是上面所说的文科教授会里,远远的望见他,那时大约他的肺病已经很是严重,所以身体瘦弱,简单的说了几句话,声音也很低微,完全是个病夫模样,其后也就没有再见到他了”。

1917年6月26日,教育部决定将国史馆并入北京大学,改为国史编纂处,以蔡元培校长兼任处长。国史编纂处分纂辑与征集二股,纂辑股纂辑民国史及历代通史,征集股掌征集一切史料。不久,蔡元培便聘刘师培等人为纂辑股纂辑员。

1918年2月28日,教育部批准了国史编纂处报送的国史编纂略例,刘师培负责通史部政治史长编之“志”和文明史长编之“风俗”。他为这项工作付出了很大心力,在事务员与书记的协助下,很快就编出大量稿本。在1918年6月20日召开的国史编纂处会议上,他所提交的编纂报告为“文明史风俗类”与“政治史志”(三国南北朝)。在1919年3月上报的《国史编纂报告》中,又有《纂辑员刘师培报告书》,为编纂完善的中国政治史和专门史(文明史实即各类专史)打下了良好基础。对刘师培而言,他早年所编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既已采专史合编形式,其专史分类与国史编纂处此次的分类大致相符,所以他做起这项工作来驾轻就熟,成效显著。

“文学史”垂范后世

在北大的3年里,刘师培学术上所做影响最为深远和取得成就最大的事情,是有关“中国文学”、“文学史”课程的讲授与《中国古文学史讲义》的出版。它使《文选》派在文派之争中获得胜利,并在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方面奠定垂之后世的“典范”。

北大开设“文学史”课程,是从1903年开始的。这年颁布的《秦定大学堂章程》,规定京师大学堂之“中国文学门”需开设“西国文学史”、“历代文章流别”等课程;并提醒教员“历代文章流别”一课,可仿日本的《中国文学史》“自行编纂讲授”。此前讲授“词章”,以吟诵、品味、模拟、创作为主,着眼于训练技能;如今改为“文学史”,则是一种知识传授,并不要求配合写作练习,更接近日本及欧美汉学家的研究思路。1904年,国文科教员林传甲刊印了他的讲义《中国文学史》,是为第一部借鉴和运用西方文学史著述体例而撰之中国文学史。

从1906年起,桐城派古文家的势力,开始在京师大学堂文科居于优势。他们的课堂讲授和有关讲义,并非从文学史入手,而是回到了传统文论的老路上去,与当时增加“文学史”课程的要求不符。第二年,胡仁源出长北大,夏锡祺被任命为文科学长,开始引进章太炎一系的学者,章的弟子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黄侃等陆续进入北大任教。

黄侃虽是章太炎的弟子,但在文学理论方面更多受到刘师培的影响。两人年岁相若,结识甚早,一直保持着朋友的关系。同在北大任教时,黄侃自觉经学不及刘师培,竟拜刘为师。刘师培的学说,是《文选》派的后劲,作为扬州后学,他继承并发展了乡闾先贤阮元的文学思想,强调“骈文一体,实为文体之正宗”,而“明代以降,士学空疏,以六朝之前为骈体,以昌黎诸辈为古文,文之体例莫复辩,而文之制作亦不复睹矣。近代文学之士,谓天下文章,莫大乎桐城,于方、姚之文,奉为文章之正轨。由斯而上,则以经为文,以子史为文;由斯以降,则枵腹蔑古之徒,亦得以文章自耀,而文章之真源失矣”。

对于刘师培的文学观念,章太炎并不完全赞同;黄侃则折衷师说,推陈出新,但见解上更靠近刘师培。黄、刘二人1917年在北大携手共讲“中国文学”课,一年级“中国文学”课每周6小时,黄侃、刘师培各授3小时;二年级“中国文学”课每周7小时,黄侃4小时,刘师培3小时。从此,北大由崇尚唐宋古文,转为提倡魏晋六朝文。

对于“文学史”,刘师培并不陌生。早在1905年,他就以《文章原始》、《南北学派不同论?南北文学不同论》等文纵论文章之起源、发展历程和不同地域的文学发展历史,且引涩江保的《罗马文学史》证明文学变迁之理,“昔罗马文学之兴也,韵文完备,乃有散文;史诗既工,乃生戏曲。而中土文学之秩序适与相符,乃事物进化之公例,亦文体必经之阶级也”。随后他又编出《中国文学教科书》第一册、《中国历史教科书》、《经学教科书》等概述学科演变历程的“讲义”式著作,从而熟知此类著作的编写“义法”。所以一当进入北京大学,讲授文学史,编写教科书,在他那里是驾轻就熟。

自然,他在北大讲授文学史,还有一重意义,那就是摒弃桐城派以传统文论代文学史的套路,恢复了当年林传甲编《中国文学史》时的初衷——以“文学史”作为知识传授的主要途径。而且从此以后,“文学史”的讲授格局基本被固定下来,形成较稳定的理路与方法,一直延续至今。

刘师培在北大时的讲义和有关讲授内容,主要有《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文心雕龙讲录二种》等。《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1917年即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并在此后多次再版;《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和《文心雕龙讲录二种》均为罗常培笔录,前者于1945年由独立出版社印行,后者以“左庵文论”为总题分载于《国文月刊》第9、10、36期。这其中《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最为著名,差不多成了经典之作。鲁迅曾赞誉道,中国文学史一类“我看过已刊的书,无一册好。只有刘申叔的《中古文学史》,倒要算好的,可惜错字多”。《中古文学史》“辑录关于这时代的文学评论”,“对于我们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能使我们看出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鲁迅的看法,可说是代表了当时不少专家的共识,并非过誉。

在研究方法上,刘师培特别注意考察文学的变迁。这与他的文学史观念分不开,即“文学史者,所以考历代文学之变迁也”。在《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里,他以两课的篇幅(第三课《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和第四课《魏晋文学之变迁》)专门谈文学变迁,把文学变迁放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加以考察,分析促使变迁的各种内外部因素,以及变迁中的各个流派。从文学史的研究实践看,这种方法是非常可取的,以至于惠及后学,成为“典范”。在《讲义》出版后通过的北大中国文学门教授会课程说明里,亦主张讲授文学史的目的在于“使学者知各代文学之变迁及其派别”,这显然是与刘师培的文学史观念相一致的。

总之,刘师培在北大所从事的文学史教学与研究活动,尤其是《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的出版,确实起到了垂之后世的“典范”作用。诚如有论者所言:“在现代中国学界,真正将‘文学史’作为一‘专门学问’来深入探讨,而且其著述的影响历久不衰者,此书很可能是第一部。”

【大师小传】

刘师培(1883—1919),字申叔,号左盦,江苏仪征人。他是刘贵曾之子、刘文淇的曾孙。在母亲李汝谖的教授下,他8岁就开始学《周易》变卦,12岁读完四书五经,并开始学习试帖试,有《水仙花赋》、《凤仙花诗一百首》等。1897年起开始研究《晏子春秋》。19岁中举。

1904年春,刘师培参加开封会试。临行前,作《留别扬州人士书》,呼吁创办新式学堂、鼓励出洋留学。落第回乡后来到扬州,创办师范学会和协助扬州乡人出洋留学社,发表《论留学生之非叛逆》,支持学生运动;又作《黄帝纪年论》,提出以黄帝纪年取代封建帝王纪年。

1904年秋,受王无生(字郁仁)的影响,到上海与章太炎、蔡元培、谢无量等一起参加反清革命,参与《俄事警闻》、《警钟日报》和《国粹学报》的编辑工作,积极为《中国白话报》撰稿,用通俗的语言向民众宣传普及革命主张,作《中国民族志》、《攘书》、《中国民约精义》和《匪风集》,并加入中国教育学会、光复会、同盟会、国学保存会等进步组织,参与万福华行刺王之春行动,成为一名激进的革命党人。他与何震结婚后,夫妇二人都参加革命活动,被上海革命党人比作普鲁东和索菲亚。

1905年,他参与编辑的《警钟日报》公开辱骂德国人,遭到通缉,化名金少甫,逃亡嘉兴,协助敖嘉熊处理同盟会温台处会馆事务。

1906年春至芜湖,与陈独秀在安徽公学组织岳王会和黄氏学校,宣传革命,发展党人,培养专门从事暗杀的人才。同时编辑出版《中国文学教科书》、《伦理学教科书》、《经学教科书》和江苏、安徽、江宁《乡土历史教科书》等。

1907年春节,应章太炎等邀请,刘师培夫妇东渡日本,结识孙中山、黄兴、陶成章等革命党人,参加同盟会东京本部的工作,与章太炎等参与发起亚洲和亲会,先后发表《普告汉人》、《悲佃篇》、《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等。

1907年6月,受日本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刘师培夫妇发起成立“女子复权会”和“社会主义讲习会”,创办《天义报》和《衡报》,宣传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提倡废除等级制度,实现人权平等,实行无政府主义。同时,成立“农民疾苦调查会”,征集民谣民谚,反映农民疾苦;组织翻译《共产党宣言》和克鲁鲍特金《面包掠夺》、《总同盟罢工》等,在同盟会之外另立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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