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没有多久，袁世凯在北京坐不住了，反对他的人手中都有兵，就是不反对他的人手上也有兵。他不能把自己的总统位置于火盆上。于是，下令裁军。谭延恺倒是很高兴，本来他就一直主张“文明革命”，打打杀杀的事，他干不来，所以不想干。最先响应袁世凯撤军的就是他，把军队裁撤掉后，他还真准备做点实事。面对湖南的穷困状况，他积极发展地方经济。先建立了省议会，颁布了新刑法；然后兴办大量的民营及省办的实业，修筑了第一条湖南的公路——长沙至湘潭公路；把清朝的田赋制度废除，让总是吃不饱又饿不使的湖南农民减轻了负担；由于自己是读书人，他很能认识到教育的重要。遂拿出大量经费办教育，选派公费留学生，好让他们回来把湖南穷人彻底解救出去。
正应了那句穷山恶水住刁民的话，湖南人好勇斗狠，野蛮之风刮得谭延恺很不舒服，于是，他极力推行移风易俗的新风，严禁斗殴，严禁种植吸食鸦片。
即使是今天来看，谭延恺的这一套政治措施都是非常开明的，湖南经他搞了三年，倒有点起色。可到了1913年，风云再起，中华大地又准备狼烟四起了。
这一年，袁世凯看宋教仁很不爽，因为宋教仁正在搞民主议会制，一旦这一制度实行，袁大总统的权力就会受到限制，这是他不想看到的。他派人把宋教仁干掉，早就看袁世凯不舒服的，准备了多年却没有打响革命第一枪的孙中山发怒，准备重新来一场革命。
首先，国民党将袁世凯定义为人民公敌，然后号召各省都督起来鸣鼓而独立、攻之。
谭延恺急得要死，首先，他自己是国民党，国民党站出来要做事，他是没有任何理由推辞的。但是，要与袁世凯翻脸，他得有这个实力才成。当初，他把自己的军队裁撤了不少，根本就没有力量和袁世凯抗衡。难道他要用脏话和口水跟袁世凯斗争？
他本来想以这不是理由的理由不宣布独立的，但他手下时任湖南军事厅长的国民党成员程潜居然在短时间内编练出了三个步兵团及一个炮兵营，再加上原来剩下的唯一一个湘军第一师，凑起了两个师的兵力。
但谭延恺仍觉得这点力量根本不能与袁世凯翻脸，可国民党认为可以，那就可以。在短时间内，湖南周边的赣、苏、皖、闽、粤、川等省，都纷纷在国民党人的控制下宣布反袁独立。谭延恺当时是能拖一天是一天，但有一天，革命党人送来了一颗炸弹，随后又有人拿着手枪来让他独立。黄兴又再三来电督促，谭延恺只得在1913年7月25日悬挂出了讨袁军的大旗。但他事先已经给副总统黎元洪报告了，说实在是没有办法，人家拿手枪和炸弹来逼我，您得在袁大总统那里替我说几句好话。
他就这样一直活在恐惧中，让他高兴的是，不久，就传来了江西、江苏讨袁军失利的消息。他立即有所动作，开始削弱省内反袁的声音，让袁世凯对自己的恶感减轻。苍天助他，没多久，这年的8月份，黄兴在南京兵败出走，谭延恺马上于8月13日宣布湖南取消独立，然后给袁世凯的总理徐世昌发去密电，说“湖南独立，水到渠成，延恺不任其咎；取消独立，瓜熟蒂落，延恺不居其功”，
但是，袁世凯还是受不了这样一个佳人非要做贼，就让他进京待罪。同时命令汤芗铭为湖南查办使，率军进入长沙，取谭延恺而代之。谭延恺准备进京，老妈哭，老婆哭，他却一脸的无所谓。或许，他此时已经掌握了在这样的时局下生存下去的办法。在起程前，他就秘密遣人进京到副总统黎元洪处打通关节，摸清情况，然后请求黎元洪出面担保。黎元洪答应了他，他这才动身进京。
到北京后，谭延恺的担心劲才上来，在没有见袁世凯的那几天里，他吃什么都不香，睡觉要么睡不着，要么就梦见自己拎着自己的脑袋在街上转。
最终，他觉得还是做好准备，才有活命的机会。于是，打起了见袁世凯的腹稿：袁世凯怎样问，他怎样答，才能使袁满意。
当袁世凯召见他那天，他哆嗦着见到了袁世凯，一见面就诚惶诚恐地说：“延恺罪该万死，请求大总统饶恕！”
袁世凯不看他，他也不敢抬头，袁世凯不说话，他也不敢坐。僵持了一段时间后，袁世凯拍桌子大骂，他一听就高兴了，说明自己的命保住了。袁世凯见他确实悔过，且当时湖南没有比他更忠于自己的人选，但又不好不治罪，最后，才安慰了他一句：“那也不是你的过失。”不久，袁世凯为了儆猴，杀谭延恺这只鸡“四年有期徒刑。”随即又由黎元洪乞请，下令特赦，就这样，谭延恺毫发无损地离开了京城，先去了青岛，后来又到上海居住了一段时间。
谭延恺虽然人不在湖南，但对湖南的一切却非常关心，但他得知汤芗铭这个杂种在湖南不做一件好事后，气愤的要咬人。汤芗铭的所作所为无疑给他三年督湘的成绩划上了一个大叉。一切成就都被汤芗铭毁掉了。
他当时很想东山再起，可只要袁世凯在，他这个愿望就不可能实现。如今的他可是既得罪了袁世凯，又得罪了国民党，除非中华大地再出现一个股势力让他投靠。三年后，他终于等来了一点希望。这一年，也就是1915年，袁世凯吃饱了想要做皇帝。“皇帝”这个东西又被人们记起，国民党早就等着机会重新拿回北京政权，袁世凯无疑是给了他们一个借口，蔡锷立即在云南树起反袁护国的大旗。
那个曾经组织了一个师的湖南程潜向云南护国军借了一个营的兵力，取道贵州进入湘西，沿途不断招兵买马，很快就拥有了三旅之众。与此同时，广西陆荣廷的护国第二军也进入湘南，向北挺进。
局势危急，袁世凯希望在湖南的亲信汤芗铭帮自己一把，汤芗铭不但不帮，还跟袁世凯断绝关系，宣布独立反袁。
袁世凯气得死去活来，但无可奈何。一个星期后，他就死掉了。汤芗铭并没有因为反袁而得到湖南人民的欢迎。因为这杂种实在干尽了伤害湖南人民的事情，在湖南三年，他杀掉了近两万人，一向吃辣椒的湖南人恨不能把他当辣椒吃掉。程潜顺应民意，攻击湖南，汤芗铭兵败只好逃出湖南。
民国第二任总统黎元洪上台，一向跟黎元洪关系非常好的谭延恺迎来了第二春。他开始了第二次督湘。
倘若谭延恺是个武夫，可能他的这次督湘还会长点。但因为他是读书人，中国的读书人最喜欢铲除异己，所以，他上台的第一件事不是大力发展军事力量，而是把矛头对准了驱逐汤芗铭功劳最大的程潜。
当时，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要求各地裁军，谭延恺高兴地将程潜派别的军力裁撤一空，然后把失去兵权的程潜赶出了湖南。
他以为万事大吉了，可没有让他想到的是，北京的大总统黎元洪是一笨蛋，慢慢地就被国务总理段祺瑞架空了一切权力，接着，就干脆被赶下了台。
谭延恺不知道这个时候该站在哪一边，段祺瑞就开始发威了。他决心南下，统一全国，要“兵下两广，饮马珠江”，那么，湖南就是段大总统第一个要打的地方。
段大总统不会跟谭延恺打架，因为他是总统，而在他看来，谭延恺不过一听话的狗，先是下令免去谭延恺的湖南督军一职，让自己的小舅子傅良佐去代替谭延恺。
谭延恺毫无办法，督军这个掌握兵权的职务一失去，他在湖南不就等于吃饭的人了吗。于是，他坚决不在湖南，去了上海。这一年离他第二次入湘还不到一年的时间。
段祺瑞不但要武力统一全国，还废除了《临时约法》，解散国会。孙中山当然不干，他立即从南京下广州，召集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军政府，自己任大元帅。
被赶出湖南的程潜再度受到重用，从广东潜入湖南，召集旧部，自任湖南护法军总司令。湖南又遭殃了。几经周折后，程潜率部攻占长沙。
但攻占了未必就能守得住，当时势力有许多股，谁若受到一点打击，谁就反击。北洋的直系与皖系突然联手，曹锟、吴佩孚、张敬尧等几路大军向程总司令杀来。
吴佩孚率部南下，进军衡阳。谭一见吴来，一枪不放，率部退地郴永一带，两人互不侵犯，相安无事。
护法军这一面，湘、桂、粤三省军队各有各的打算，步调自然不能一致，程潜的湘军在岳阳一线死战时，留守长沙的桂军听说前线形势不好，就在长沙掠夺，然后跑回广西去了。这仗实在没有办法打，和北洋军一样，护国军也是一批不讲信义的流氓。程潜自然不能一个人完成三个人完成的任务，从长沙撤走，长沙被张敬尧所占，就任湖南督军。
张敬尧当了湖南督军，护国军还没有生气，吴佩孚倒不服气了。他这一不服气，段大总统没有办法，只好找别人来当这个督军。可要衡量一下，既不能找自己的人，又不能找友军，大家几乎同时就想到了谭延恺。
1920年，谭延恺和他的好朋友赵恒惕重新回到长沙，开始了他的第三次督湘。在回长沙前，谭延恺答应赵恒惕让他当湖南督军。可到了湖南后，谭延恺反悔，原因是，他不想做光杆司令，必须要掌握军队。
革命还得继续下去，孙中山见这次达到段总统没有成功，就继续搞革命。他提倡“联省北伐”，谭延恺却不这样想，他觉得仗打得太多了，提出“联省自治”。这样一来，双方的冲突就在所难免了。孙中山派人到长沙策动对谭不满的赵恒惕，倒谭发动兵变，谭延恺知大势已去，辞职离湘，这一次，前后时间不到半年。当时，北洋段大总统要求谭延恺反对孙中山，谭延恺不反，孙中山要求他北伐，他不动。他就那样在长沙坐着，看南北打架。结果他一离开湖南，北洋军就不理他了。
1921年孙中山统一两广，在桂林设大本营，准备出兵北伐。这个时候，湖南是赵恒惕的天下，他依旧不帮孙中山，以各种方法阻挠北伐军借道湖南。孙中山咬着牙取道江西，多走了许多冤枉路。为此，孙中山恨不得把赵恒惕咬死。此时，在上海的谭延恺跳了出来，他重新跟国民党表示友好，孙中山觉得湖南还得这个人来管理，于是，任命他为讨贼湘军总司令兼湖南省长，让他主持湖南一切军政事务。
赵恒惕当然不干，两个人自然要分出个胜负，只好打架。
谭延恺先下手，他策动旧部与赵恒惕作对，宣布放弃自己曾极力主张的湘省自治的政见，服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北伐政策。
赵恒惕则随即接招，宣布成立湖南护宪军（维护省宪法），与之对抗。谭的意思是站在全国的立场坚决不让湖南独立，而赵恒惕站在湖南的立场，认为湖南自治。赵恒惕太看得起自己了，也太看得起湖南了。
双方一面打一面谈，前线有人在死亡，后方他们坐着喝茶谈判。三个月后，谭延恺主动撤出，因为孙中山后院起火，孙中山的同道陈炯明叛变，围困广州，急令谭延恺率讨贼军回援。谭延恺率部退出湖南，杀奔广州救孙中山的驾，湖南再次被赵恒惕控制。
接下来，谭延恺的道路就好走多了，先是参加东征，然后是北伐，果然就成了革命阵营的一位好同志。后来，他被孙中山任命为湘军总司令兼大元帅大本营秘书长，凡是孙中山交办的重要文件，他都要亲自拟稿。
1924年国民党改组，谭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蒋介石上台后，他又被任命为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等职，可谓官运亨通。
这大概可以看作是谭延恺的人生路线图。从他的这份人生路线图中，我们看到，近代以来，一旦有烽火，湖南人首当其冲。这个原因很好理解，首先，他们占据着一个要地，其次，贫穷导致造反。
谭延恺可谓是见证了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他是前清进士，一声不吭地进入了革命阵营，他是革命人士，但没有一点见到他的主动。他的一切革命行为都是被动的，孙中山让他成为革命党，这三个字，是否名副其实，恐怕只有谭延恺先生可以解释。
要知道，在那个时代，以一介书生，想要混得不但不死，还很风光，谭延恺必须要有行之有效的秘诀。
说起来，这秘诀也很简单，又不简单。就是中国流传了一千多年的混世主义。三民主义，谭延恺放在嘴上，真正放在心上，用在手上的则是这混世主义。
“文甘草”的混世主义
练贡烧铅四十年，至今犹在药炉前。
不知子晋缘何事，只学吹萧便得仙。
这是谭延恺写的一首诗，大意是说，我在炼汞烧铅四十年，可是我还没有成仙，所以，现在还是药炉前烧呢。我烧了四十多年，但不知道子晋是什么人。事实上，子晋这个小子到底做了什么事呢，不过就是吹吹乐器，就成仙了。我他妈的辛苦万分，炼汞烧铅烧了四十年，还没有成仙，还在药炉前面烧。
其实，按照台湾那个同样见风使舵能手的文人来讲，这其实是谭延恺的混世思想。因为他觉得自己运气太好了，就如同那个子晋，吹了吹乐器，就成仙了。自己运气好，前清有多少进士，多少翰林，改朝换代以后，无数人都不见了，只有他还在国民党里，虽不能呼风唤雨，但活得很滋润。
这位文人把一个恬不知耻的士大夫形象给解说出来了，同时也指出了中国的一种主义，就是混世主义。
谭延恺在政治上可谓是近代的冯道，他为官的诀窍首先是藏锋不露，处世圆滑。
1912年在长沙，他问律师贝元昕：“近来怎样？”贝答：“混！”他却大笑连伸拇指，道：“好！鱼龙混杂是混，仙女游戏也是混，混之为用大矣哉！”
秉承这种主义，谭延恺在国民党内混得人缘极好，大家因为他是文人，就给他起了个“文甘草”的绰号。按中药理论，药不能乱配，各有禁忌，只有甘草跟什么药都能配合一起用。
中国历史上这样“甘草”很多，凡被人叫做甘草的人，都有一副特别好的脾气。因为“混”这字就有“混沌”的意思，混沌一片，人人平等。
早在谭延恺在湖南时，下属进门不用报告，有座便坐，有烟自取享用，而谭延恺不论什么时候，都和颜悦色，了无怒容。他三上三下，无论是上还是下，都永远保持着微笑。有时候即使被当面羞辱，假装没有听见，被部下出卖了，他事后也追究。所以，又有人称他为谭婆婆。
有两件事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位婆婆的慈柔。
第一次督湘时，按照制度，守卫兵按日轮流调用，所以，一般人都没有见过婆婆的真面目。都督府规定，往来人等，必须检查。一日大雨，谭延恺乘轿入府，轿门关闭，卫兵喝令检查。谭居然下轿，冒雨受检。事后，被卫兵营长鲁涤平知晓，欲责罚卫兵对都督无礼。谭延恺立即制止曰：“卫兵初来，能尽职检查，乃好兵，不必责罚。”并亲自慰勉卫兵。
还有一天，谭延恺为人写副对联，一儿歌侍卫不小心把砚撒在谭延恺写了半时辰才写好的对联上，侍卫吓得胆颤心惊。
谭延恺却笑了笑，心平气和地说：“不要紧，再买两张格子联来重写就是。”
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任大元帅，谭当时是内政部长。有一天，某个无耻的湖南人向孙中山说谭不可靠，还是不能太重用。这当然是实话，但背后说，就是小人了。此时，谭延恺和胡汉民在另一间房里听得清清楚楚，胡汉民听得都很气愤，扭头看谭延恺，这位先生面不改色，直到那人走，两人出来与孙中山交谈，谭延恺就好像没有听到那人的话一样，事后，他也没有拿那人怎么样。胡汉民后来说，谭延恺的脾气真的是好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