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的大公子袁克定曾对父亲说，徐世昌是曹操，袁世凯不语。事实上，父子二人都知道徐世昌就是一位活着的曹操。他由举人而进士而成为翰林庶吉士的“正途出身”的文人，最后又当上了民国大总统，可谓之一代奸雄。徐世昌世情练达，在前清时就官运亨通，民国后更是白日飞升。凭借着游刃有余的“智谋”，在逊清遗老中，他活的是最舒坦的一位。
一展抱负为晚清效力
明清两代，翰林官是文化层次最高的文人群体，清代翰林官是科举考试中的佼佼者，但由于科举考试时间的固定化，导致清代翰林官日益壅滞，出路困难。晚清的捐纳与军功，对包括翰林官在内的整个科甲正途官员造成了更大的冲击，使翰林官的出路面临着更大的难题。翰林官集官僚和学者双重身份于一身，多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理念，进则跻身庙堂，辅佐国君之政务，退则隐居于民间。翰林群体成员居于士人顶层，可以说享尽风光。但是在清朝晚期，又另当别论。
徐世昌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以晚清封疆大吏而任民国总统者，唯袁世凯、徐世昌二人。不知道袁世凯的恐怕不多，而不知徐世昌者恐怕不少。袁世凯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他乃窃国大盗，祸国殃民，故而臭名昭著，为世人所不齿；而徐世昌一生则力主和平，智谋出众，不仅在晚清时期官居要职，即使是清朝灭亡后仍旧在政坛游刃有余。因此比起袁世凯的出名，自然远远不及。
徐世昌靠科举起家，出身翰林，清末时位极人臣，民国时又官至大总统，成为国家元首。其曾祖、祖父在天津为盐商，故又落籍天津。清道光年间，高祖徐诚为河南南阳知县，卒于官；祖父思穆，任河南中河通判，在卫辉府安家。世昌出生于卫辉府府治汲县。七岁时，父亡故，寡母隐忍持家，虽家境贫困，却宁可典当家产，也要延师教子，并亲自督课，尤重德育。
徐世昌16岁时开始课人兼自学，以经营薪米；17岁因善书小楷，随叔祖父充县衙文案及家庭塾师；18岁为某知府治函札兼会计，以文会友；24岁为准宁县知事治理文牍，遇袁世凯，一见倾心。袁见徐青衣敝履，虽不修边幅却神采飞扬，谈吐间，显露出勃勃雄心与满腹经纶，不禁赞道：“菊人，真妙才也！”
当时徐世昌无钱赴应天府应多试，袁世凯即赠银两百两，使他得已成行，并金榜题名。四年之后，世昌又中进士，先援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援编修。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张之洞、翰林院掌院学士李鸿藻都曾为其师长。
尽管编修为七品官，俸银甚少，但是徐世昌是个极有眼光的人，尽管在翰光一住就是9年，他却从未办过一次学差、试官之类有利之事。反而积极结交，疏通上下，同时勤苦读书，关心时事，作好各方面准备，以待时机。
当时的翰林院是中国封建社会为科场尖子而设的最高机构，凡以科举进身之文士，无不孜孜以求。但由于大学士李鸿藻，认为徐世昌“虚矫过人”，因而不得宠难以发达。但徐世昌向李介绍袁世凯，通过李鸿藻，袁为李鸿章所常识，向朝延推荐他督练新军，却成为袁世凯发展的起点，同时也成为徐世昌仕途中走向发达的转折点。
在翰林院徐世昌坐了十年冷板凳，终于在第十年转机来临了。当时袁世凯向清廷奏请徐翰林兼管新建陆军稽查全军参谋军务营务处总办（相当于秘书长兼参谋长），徐欣然就任。虽然编制、原职、级别均予保留，但总是以高就低；徐世昌却毅然离开翰林院，全力以赴，总揽全军文案并参与机密，袁世凯不在时且代理其职。从此成为袁的得力智囊。为袁世凯的升迁，再启用出谋划策，提供了有利的参谋。
甲午战败，清廷痛定思痛，决意整编新军。袁世凯此时奉命练兵于天津小站，邀徐世昌佐理，徐世昌欣然从命，立即到新建陆军营务处公干，此后果然时来运转。徐世昌在翰林院十年的修炼，逐渐领悟到，仕途困顿的主要原因，就是乏人赏识，无“通天”的途径。而袁世凯得到大学士李鸿章赏识，并向朝延推荐其督练新军，终成其腾达之起点。因而当年徐世昌毅然投身小站，实是押宝式的以身相赌。对于袁世凯而言，当时尚未发迹，有翰林来充幕僚，对提高身价，有益无害。可以说这一步棋形成了双赢的局面。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徐世昌到任不久，袁世凯即因克扣年饷、诛杀无辜而被人告发，军机大臣荣禄与陈奎龙负责查办。这反而给了徐世昌机会。因为徐与奎龙为同榜进士，私交甚笃，于是便出马为袁世凯打点，并得以“乞恩姑从免议”，使一场大祸消弥于无形，袁世凯自是对徐世昌感恩不尽，更加刮目相看，此后常常委以重任。
可以说徐世昌与袁世凯是贫贱之交，且又长袁四岁，所以袁世凯以兄称之。二人又历经了此次磨难，袁世凯对徐世昌更是信任有加，委实倚重。在小站练兵工作虽只两年多，但徐世昌一来受到袁的高度信任与尊重；二来是翰林出身，受到其他将领的尊重，皆称之为师；三来徐世昌工作勤奋，自学军事及英语，先后编写了《新建陆军兵略存录》及《操法详晰图说》十三册，以新传统筹全军训练及教育，成绩卓著，声望很高，从而奠定了自己在北洋军队中仅次于袁世凯的地位，也达到了“以文修武、以军功进身”之目的。
历史评价小站练兵，是中国军队走向近代化的里程碑，客观的说袁世凯、徐世昌二人皆功不可设。而徐世昌更是最先提出了比较完整的近代化军事理论，制订了中西结合的军制、法典、军规、条令及战略战术原则。后来的“北洋三杰”即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皆是从小站新军中成长起来的佼佼者。
徐世昌不仅有政治野心，更有着爱国热情，他在翰林院时曾因甲午战败，与数十名同事联合弹劾李鸿章；到了戊戌变法之际，徐、袁都曾积极参与了维新运动。但因当时人微言轻，未能有所作为。参与练兵后，随着袁世凯在朝中地位的提高，徐世昌的地位亦水涨船高，其才华与热情逐步得以施展。
自庚子年即1900年之后，列强先后进驻中国，清廷处于风雨飘摇的危难时期。很多仁人志士不甘沉沦，试图挽救将倾的清廷大厦。清廷也一度实行新政，企图力挽狂澜。当时徐世昌以朝廷新进，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历任巡警部尚书、邮传部尚书、军机大臣、东三省总督，体仁阁大学士、内阁协理大臣等要职。其间曾殚精竭虑，不乏善政。还与袁世凯共同推出了中国最早的巡警制度，对巩固国本，防止外患，民安其业所起的积极作用，历史应该给予正当的肯定。徐世昌在任邮传部尚书时，曾采取雷厉风行的手段，为中国铁路、电力、邮政、航运等事业的发展，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凭他一人的才智很难匡复大清，不久之后，大清王朝就土崩瓦解了，而曾经并肩战斗并提拔赏识徐世昌的袁世凯成了它的掘墓人。
发展东三省抵制日俄对东北的控制
徐世昌显然是个有铮铮铁骨的晚清遗老，他既不像袁世凯那样，为一己私欲吞噬革命果实，企图做实现自己做皇帝的野心。也不像有些遗臣那样投靠列强，买主求荣。清亡后没有，清朝晚期也没有，这是位始终如一的忠臣。
颇值得一书的，是光绪三十二年即1906年，徐世昌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赴东三省，任总督兼管东三省将军事务时的政绩。
东北三省，是清朝的发祥地，清朝入关之前就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繁衍。因而东北可以说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徐世昌上任时，东三省在十年之内连遭俄、日两强盗三次大洗劫，山河破碎，民生凋残，国土沦丧，满目疮痍。此番朝廷命徐世昌赴任关外，无疑是亡羊补牢之举。徐世昌的才干在这一时期尽显。他向清廷提出《通筹东三省全局疏》，洋洋十万余言，显然对于治理东北，已然成竹在胸。
徐世昌甫以到任，便先从改军政为民政入手。同时，大力举贤任能，尤对留学归国人才予以重用，并向全国招揽时务人才，使东北三省“一隅之地，人才济济”。对于贪官污吏，则严厉打击，杀一儆百。仅仅上任数月，即查清并处理案犯数十起。一时间好评如潮，声名雀起。
徐世昌初掌东北之时，由于财政困窘，入不敷出。徐世昌为增加收入，便利用地利优势，积极兴办实业，与列强进行商战，以“富省、强兵、御侮”为宗旨，推行一系列新的财政政策，可归纳为设立银行，广开商埠，聘用洋员，引进外资等数举。同时强调不设租界，以确保主权。并鼓励利用“地势广衍、土脉膏腴、雨量充足”之优越自然条件，发展粮食畜牧业，不久便显现出了很大的实效。
同时徐世昌大力发展农业。经考察，徐世昌积极倡导种麦，并向种植者提供国内及日、美良种，复“首弛粮食出口之禁”。以致“三年之后，东北遍地皆麦，自给而外，兼资运营。至今三省之民奉公为麦之先农”。徐世昌还从澳洲引进良种羊和拖拉机，对促进东北农牧业近代化的进程，起到过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徐世昌还积极发展工商业，他不仅重视科、教，还为改造满清八旗子弟的寄生习气，专门设厂办校以“化其气质”，使“八旗人才不可胜用且不必再为筹出路也”。他还抓了清剿土匪、移民屯垦，筹边安氏，修铁路，通电话等，诸此之举无不是功德无量。
徐世昌督东北仅两年时间，东北面貌便焕然一新，足见其才干不凡。为此清廷亲贵载涛赞曰：“自欧考陆军归国，经奉天（今沈阳）见马路、电灯、军警无不备具，街市焕然一新，乃宿公署，俨然欧式，益服世昌新政经画，非它省疆吏所及。还朝即力荐其值枢府焉。”世人称东北三省新政为“徐世昌新政”，徐世昌本人亦为此政绩而引以为豪。
但更值得称颂的则是徐世昌应对日俄侵略方面的态度和举措。不卑不亢，应对有度，既没有丢了中国人的气节，又没有让列强如愿讨得好处。当时之东北，处于日俄两豺狼的交攻之下，情势十分危急。徐世昌在上任前与时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凯设定的外交方针，一是“以保卫主权为第一急务”；二是“在具体交涉时，为了在主要问题上达到我们的目的，在次要问题上让步也许会复得必要”。徐世昌在与日本交涉过程中，对其明目张胆的侵略行径予以坚决反击，“必示人以不可攻，而后人不攻；必示人以不可欺，然后人不欺。”在卫护领土主权等原则问题上据理力争，寸土不让。打击了列强的嚣张气焰，维护了国家尊严，主权完整。世昌任用与日交涉“著为功劳”的吴禄贞为“解决界务问题督办”，有效地遏制了日本蚕食中国边境领土的阴谋及“满州政策”的推行。
一次，日本人在图门至六道沟90余里钉立木桩，暗将我国领土划入韩界（当时朝鲜为日侵占）徐世昌令吴禄贞带人连夜拔去，并记上华名里数，钉立标识，使日本人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徐世昌在与沙俄侵略方针所进行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同样取得了“已无余憾，为之欣慰”的结果。
徐世昌在东北实施近代化建设，使东北开改革之先河，在推进全国近代化进程方面，确实功莫大焉。
当时的中国本无巡警制度，该制度还是徐世昌于1902年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或是出于爱乡情愫自告奋勇在天津实施的。这也是清廷推行“新政”、徐世昌练新军的主要内容之一。徐世昌“精选若干营分为常备、续备、后备、巡警军”，以此恢复、稳定了天津局势。
从徐世昌的奏折中可以看出，创办巡警的目的具有镇压国内叛乱、维护社会秩序。1902年5月，徐世昌挑选500名新军组成第一批巡警队，任赵秉钧为总办，在天津城厢内外，东、南、西、北、中各设一局，按照地段划分管理治安。那么何以选定在天津设巡警呢？徐世昌当时就指出：“天津是北京的门户，濒临渤海，南北通衢，尤虑华洋交替之际，形势较内地尤为要紧，是非举办巡警无以清地面而清盗源；无以禁暴而安民；无以解民志民情而通国家政令。”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废除八国联军所谓的“天津二十华里之内，天津全县以至宁河县境、塘沽、北海沿岸均归管辖，不准中国军队驻扎”的规定。徐世昌进一步指出：“盖必奸宄不兴，而治民安其业；国本既固而抗外患潜消。”所以徐世昌在津门创办巡警制度与其被攻击为“工于心计”的“反革命”、“沟通反动派与人民之间的意向机构”，倒不如说是通晓世界之潮流，改革、发展并与国际巡警接轨之佼佼者，是推进闻名、发展社会的近代化举措。
1905年9月24日，因出现出洋考查宪政五大臣被炸事件，其中也包括有徐世昌，因而清廷决心设立巡警部，徐世昌出任尚书，将“北洋营队3000人授以巡警管理各法”。随后又把督统衙门设置的“华巡捕”850人合成10个巡捕分局，组建天津沿海巡警及直隶州县巡警网络———西站、塘沽、山海关、秦皇岛、北塘及铁路沿线形成全国巡警网，参练马巡、水巡、暗巡和消防队，并相继建成拘留所、备差所、军乐队和探访队等。
天津巡警的管理是近代化的，徐世昌所进行和制定的这些措施在当时的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天津被外国人描绘成“世界上拥有最好的警察制度的城市”，是天津成为中国近代商业、工业、金融、外贸中心地位的必要条件和有力保证。
徐世昌在任邮传部尚书时，采取雷厉风行的手段，为中国铁路、电力、邮政、航运等事业的发展，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徐世昌在任邮传部尚书一年余，即1909年8月，政任协办大学士，补援军机大臣；一月后又援体仁阁大学士，系清代文臣的最高荣典，也是汉人枢臣中唯一最受朝廷信任者。
从这些政绩可以看出，徐世昌为人精明能干，有民族气节，但是他为仍处事十分谨慎，绝不骄矜，以党派示人；他既能符合潮流，大办新政；亦不疏远旧派、权要，可谓兼收并蓄，广结广交，上下畅通，左右逢源，从而为后日重掌枢要铺平了道路。早在东北任职时期，他就已考虑到清廷失势，便未雨绸缪，预谋转中退路。他为人看来，因而即使是后来清廷灭亡，他依旧官运亨通。徐世昌因此而赢得了“水晶狐狸”的雅号。
到了徐世昌重掌中枢之时，欲行新政，但苦于孤掌难鸣，于是他极力大造舆论，“助袁出山”，但清廷仍对袁世凯心存记恨，并不理睬徐世昌的保奏。直到辛亥革命义旗高举，清廷欲调北洋新军镇压革命，才不得已把重新启用袁世凯提上议事日程。因为北洋六镇，从将到兵，一直听命于袁世凯。况且即使袁回河南闲居，仍在暗中联络，遥控指挥，其势力不可小窥。
由于满人陆军大臣荫昌，指挥不灵，致使清廷亲贵更加手忙脚乱，不得不依徐世昌为袁世凯筹谋划策共同商定的六项“出山”条件，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各路军以皆归其节制，南下镇压革命。自此徐世昌终于完成了一项历史性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