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日里，他坐着时脸必向南方；平时，从不与北方人（蒙古人）来往；在朋友家只要一听到有人是北方（蒙古）口音，他就捂起耳朵急忙逃走。现在，我们不能控诉他搞民族歧视，因为当时北人（蒙古人）的确把南人搞得很惨。
郑思肖的居室有一匾，上题四个字：本穴世界，他以“本”字的“十”加在“穴”字当中，就是“大宋”二字。冬去春来，郑思肖在“本穴世界”或作诗，或丹青，把对故国之爱、敌国之恨，泼洒在字里画间。
这样的人想要尽忠，皇帝不给他机会；想要尽孝，他的父亲去世又早。孔子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也。从这一点来讲，郑思肖是至孝了。而他的忠心就是他的种种作为，用自己灵魂为南宋朝廷书写的一部宋人遗民史。
在百花中黑白分明
恐怕迄今为止，没有哪一位画家比郑思肖所画的花高明。
郑思肖画花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随便勾勒出一朵花，然后很随便地将其烧掉。保留下来的关于菊花的作品只有一副叫《菊》的画作，在萧瑟秋风中，花丛外另有一枝昂首怒放篱笆旁，下题《画菊》诗云：花开不并百花丛，独立疏篱趣未穷。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
这可以看作是郑思肖作为遗民生涯的真实写照。
郑思肖又善于画兰花，但从不画土。曾经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画土？他睁着眼睛看那人道：“地都被番人夺去了，还哪里有土？！”
幸好问的人读过书，知道地就是土，就是河山。他本是取意文天祥“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沉浮雨打萍”之意。他有一首诗为这副画做了一眉批：“纵使圣明过尧舜，毕竟不是真父母。千言万语只一语，还我大宋旧疆土！”
一次，在元朝做官的一位颇负盛名的汉人大书法家来找他，再三请求，郑思肖坚决不见。这位书法家来了几次，郑思肖都以各种理由搪塞，始终没有接见此人。
还有一次，一个元朝小官请他为自己画一副墨兰，他坚决不给画。这个小官见他如此不识识务，就威逼他道：“听说你有十亩田，你要是不给我画。我就让你多掏税钱。”
郑思肖来了脾气：“头可以砍！但是兰花绝对地不画。”
小官员见他横眉怒目，居然被吓得退走了。
从这一点来看，郑思肖是个黑白分明的人。无论你是什么人，只要你为元朝效力，你就是我要声讨的人。凡是元朝的，他就反对，凡是让元朝出丑的，他就鼓掌。这就是郑思肖。
当忽必烈为了笼络人心缓和蒙汉矛盾，征召宋朝遗臣出来做官，郑思肖的名字也在其中。他听到这一消息后，冷笑，然后给忽必烈的使者写了一句诗：此世只除君父外，不曾轻受别人恩。
忽必烈看到这两句诗后，倒没有生气，因为这样的人太多，想杀也杀不完。况且，他此时正要笼络汉人的心，能不杀就不杀。
不过，紧接着的一件事就让忽必烈怒发冲冠了。那就是他第二次东征日本的失败。当郑思肖听到元军败讯后，手舞足蹈，作了《元鞑攻日本败北歌》：“元贼闻其富庶，怒倭主不来臣，竭此土民力，办舟舰往攻焉，欲空其国所有而归。辛巳（至元十八年）六月半，元贼由四明下海，大船七千只，至七月半，抵倭口白骨山，筑土城驻兵对垒。晦日，大风雨作，雹大如拳，船为大浪掀播沉坏，鞑军半没于海，船仅回四百余只。二十万人在白骨山上，无船渡归，为倭人尽剿。山上素无人居，唯多巨蛇，相传唐东征军士咸陨命于此山，故曰白骨山，又曰枯髅山”
然后就是笔锋一转，指斥犬羊（元朝统治者）欲心过炽，徒取污辱与失败：“厥今犬羊贪犹炽，瞠目东望心如虎。驱兵驾海气吞空，势力虽强天弗与。鬼吹黑潮播海翻，雹大如拳密如雨。七千巨舰百万兵，老龙怒取归水府。犬羊发怒与天敌，又谋竭力必于取。已刳江南民髓干，又行并户抽厂语。凶焰烧眼口竟哑，志士闷闷病如蛊。”
如此羞辱政府的军事行为，是可忍，孰不可忍。元朝政府下令缉拿郑思肖。郑思肖只好跑出苏州寺院，回到家乡福建。元政府哪里肯放过他，继续到福建拿人，郑思肖在国内是混不下去了，只好从泉州出国，搭了大帆船前往印尼，在爪哇岛西北岸登陆。到达印尼之后，郑思肖孤独一人，几无立锥之地。后来，他看到这个地方的园林很多，就想得到一块来以求生计。但那里的土地均属当地土酋所有，不是人人都可以轻松得到的。
郑思肖开始打听这个酋长的爱好，最终得知酋长很喜欢品饮中国的茶叶。恰好他逃跑时，随身携带着，就使用8个瓷罐装满茶叶作为见面礼去见酋长。酋长一见是茶叶，大喜过望，当下生火泡饮，口感极佳，大加赞赏。在聊天过程中，酋长得知郑思肖乃中土很有名气，就答应了郑思肖要土地的要求。酋长很好说话，就在属地划出纵横一英里的土地给郑思肖。
从此，郑思肖把这块土地辟为园林，精耕细作，逐渐成为华侨的聚居地。
不过，他还是怀念故土，几年后，当元政府已经不记得此事了，郑思肖回到了中土，依旧到苏州的寺院里居住。
《心史》给了我们什么
最终，我们仍不得不回到郑思肖的那本奇书《心史》上来。这本无论是从史料的角度还是从文学的角度，甚至是从民族的角度来看，都是中国文化史上不可多得的一本书。
当近代学者梁启超读到“不知今日月，但梦宋山川”（《过徐子方书塾》）；“泪如江水流成海，恨似山峰插入天”（《八励》）的诗句时说：“如在慷慨激越，足征忠肝义胆……此书一日在天壤，则先生之精神与中国永无尽也。”为此，这位学者“穷日夜之力读《心史》，每尽一篇辄热血“腾跃一度”。
作为史料，《心史》的价值非常珍贵，在流传下来为数不多的几种南宋遗民的野史笔记中，由于书稿写好后一直沉放于井底，未受元人窜改，所以保持了原稿面貌，尤其是所记皆作者亲见亲闻，史实尤为可信。
比如元朝官修的《宋史》有一个特点是“北详南略”，错谬遗漏百出，宋理宗以后三朝史实尤其简略，“实录纂修未成，国亡仅存数十册而已。度宗日历残缺。……度宗卫王、哀帝，皆无实录。”
另外，最让人惋惜的是，《宋史》对文天祥等民族英雄坚持四年的抗元斗争以及元军在江南地区如占领常州、桂林等地的大肆屠杀行径更是少有记载。但是《心史》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样的不足。在这一点上，比较有名的《宋遗民录》、《宋季三朝政要》等书就相形见拙了。因为这些书都被元人窜改过。
南宋末年，宋蒙之间进行了许多重大战役。如常州保卫战、山海战等，这些在正史上或是一笔带过，或是轻描淡写的战役都被郑思肖记录了下来。
我们要知道，这些战役虽然失败者居多，但毕竟证明了一件事：宋人为保卫自己的国家，的确在奋起抵抗侵略，在这些战役中发生的可歌可泣的人物都是我们民族值得自豪的事情。在《心史》下卷中，他就以相当的篇幅，详细记载了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李庭芝、张珏、李芾、王安节等抗元英雄们可歌可泣、英勇悲壮的斗争事迹，这是研究南宋抗元史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郑思肖不仅对一些重大战役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而且还对这些战役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这些分析在今天看来，还是颇有见地的。在评价宋元最后一战——山海战中宋军覆亡的原因时，郑思肖为总指挥张世杰翻案。他说：“尝闻山陷虏，忠义之士咸议张少保(张世杰曾被封为少保、越国公)失在此，不趁时进攻。殊莫晓当时意也。独我臆度张少保恐贼舟埋伏，先驱轻兵相挠，疲我兵力，然后驱重兵相压为虑。”竭力维护一生戎马辛劳、最后壮烈殉国的张世杰的声誉：“张少保……始终一成不变不屈，岂可执此议其非！”
或许，正是因为郑思肖，文天祥的事迹才得以流传，而文天祥的精神也被郑思肖用笔记录了下来。对于与自己是同时代的人，郑思肖对文天祥的描述恐怕是最真实最直接的。
在敬仰推崇之心的作用下，郑思肖特意为文天祥写了《文丞相叙》一文，详细记载了文天祥自赣州募兵勤王到大都柴市慷慨就义的八年战斗经历。在《赞文山忠烈》一赋中，郑思肖热烈赞颂文天祥“忠烈之气，上属于天。日月晶明，天地无愆”，表达了对这位着名民族英雄的深切怀念与崇敬。这就是英雄惜英雄的最好注解。
另外，《心史》对元初社会风俗以及一些社会等级现象也有所记载，如关于元朝有名的“九儒十丐”之说，就见于此书：“鞑法（蒙古法令）：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这种说法的“七猎（户）八民（农民）”，与“七匠八娼”稍有出入。这一记载让我们知道了元朝对读书人的态度，可知，读书人经过了北宋三百多年的享福后，几乎坠入了万劫不复之境地。元朝后期虽然有所改善，但读书人地位永远也无法回到宋时。
这就是南宋遗民为什么对元朝恨之入骨的根本原因。
当然，《心史》留给我们的，不仅如此。我们应该知道，在山河破碎之际，无数读书人成为孤儿，又眼看着强盗进入自己家园，抢劫杀人。他们以前的自尊和身份，顷刻之间灰飞湮灭。一种突然从天上到地狱的感觉顿时将他们击倒在地，他们爬起来后的反抗该有多么强烈，人人都该明白。
作为这类人的典型代表，郑思肖的反抗就是用灵魂来为那个时代抒写历史，用灵魂来为自己抒写心史。
他不但记下了在残山剩水间的英雄脸谱与英雄的灵魂，还记下了自己的灵魂，心中的历史，当他死时，他非但不埋怨祖国曾经的颓废而造成的国破山河在，却把所有的责任都扛在自己身上：大宋不忠不孝郑思肖。
当皇帝远去，当江山如花落去，身为臣民的他，只剩下了自责与无奈。这就是《心史》留给我们的：一个传统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责任和无能为力拯救的无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