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闻一多
1899年11月24日，闻一多出生于湖北浠水县（今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巴河镇闻家铺的一个书香家庭。1912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对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和史书都有浓厚的兴趣。1916年，闻一多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为《二月庐漫记》。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闻一多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曾代表学校出席全国学联会议。1920年4月，闻一多发表了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同年9月，发表第一首新诗《西岸》。
1922年，闻一多去美国芝加哥学习美术，这段期间对闻一多诗人生涯产生了极大影响。当时，芝加哥是美国大工业之都，也是美国现代文学史上艳称的“美国诗歌文艺复兴”运动的中心。闻一多到芝加哥不久，对诗歌的兴趣犹如火山爆发，而爆发的契机是美国意象派等新诗派的作品。意象派的宗旨是用文字做色彩“画一张画”，又被称之为“交响乐”。意象派的代表诗人佛莱契创作的诗歌有赖于东方艺术，并在芝加哥《诗刊》上发表他的《色彩交响乐》诗组，每一首都是百多行的“大诗”，可以说中国古诗影响了佛莱契，佛莱契又影响了闻一多。1923年，闻一多出版了第一部诗集《红烛》，其中美国新诗派影响随处可见，他把反帝爱国的主题和唯美主义的形式典范结合在一起，语言狂放，气势恢宏。《红烛》中有不少作品反映了诗人强烈的反封建意识以及在异国他乡的孤寂和对祖国的眷恋之情。
1928年，闻一多又出版了第二部诗集《死水》，是最典型的“闻体”风格，其中收集了1926年至1928年间的作品，语言凝练苍劲，在颓废中表现出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死水》中收录的作品无论是在思想还是艺术层次上，都要比《红烛》收集的作品有显著的提高。其中创作于1925年的《死水》是一首对黑暗社会充满诅咒与不妥协的战歌。当时，诗人怀着对祖国炽热的爱从美国归来，但黑暗的社会现实令他痛心、失望，构筑成诗人脑海中一沟“死水”的形象，诗人通过这一沟“死水”倾泻了愤怒，深刻地披露了令人恶心的社会本质，所谓入木三分。
《七子之歌》是闻一多于1925年3月在美国留学期间创作的一首组诗，共有七首，象征被外国列强侵略的七处中国领土，分别是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和旅顺—大连。诗人用比拟的写作手法，将我国当时被列强掠去的七处“失地”比作远离母亲的七个孩子，哭诉他们受尽异族欺凌、渴望回到母亲怀抱的强烈情感。此诗一经问世就引起了海内外华人的强烈共鸣。
此后，闻一多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整理了《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四大古籍，并作了大量研究，后汇集成为《古典新义》，被郭沫若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闻一多在诗歌艺术创作中有着独特的风格，每个作品犹如一张张重彩的油画，他不仅喜欢用浓重的笔触描绘形象，渲染气氛，尤其擅长大胆想象，在新奇的比喻中变幻不同的情调色彩，搭配上和谐的音节，构成了一幅完整的艺术品。闻一多的诗歌开创了格律体的新诗流派，对后代诗人影响深远，他的新格律诗理论同时被后人称为现代诗学的奠基石。
闻一多的说和做
闻一多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和诗人，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闻一多致力于古代典籍研究，就好像向地壳中寻求宝藏。仰之弥高，越高，攀得越起劲；钻之弥坚，越坚，钻得越锲而不舍。他想吃尽、消化尽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史，炯炯目光，一直远射到有史以前，他要给我们衰微的民族开一剂救济的文化药方。那时候对古代典籍的研究还处在“望闻问切”的“望”的初级阶段，因此，他从唐诗下手，目不窥园，足不下楼，兀兀穷年，呕心沥血，甚至没有时间打理自己的头发，为了搞好研究，他惜时如金，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
闻一多身上的品质用他的话说：“人家说了再做，我是做了再说。人家说了也不一定做，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说。”这就是闻一多的说和做。他不动不响，无声无闻，在一个又一个大的四方竹纸本子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楷，如群蚁排衙。几年辛苦，最终凝结而成《唐诗杂论》的硕果。闻一多先生并没有先“说”，但是他却“做”了，并且作出了卓越的成绩。
闻一多“做”了，但他自己却什么也没有“说”。他又由唐诗转到楚辞，经过十年艰辛，一部“校补”赫然而出。别人在赞美，在惊叹，而闻一多先生个人呢？还是没有“说”。他继续向“古典新义”迈进了。他潜心贯注，心会神凝，成了“何妨——下楼”的主人。
“做了再说，做了不说”，这仅是闻一多先生作为学者的一方面。与此同时，闻一多先生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即作为革命家的一面。这个方面，情况就迥然不同，而且一反既往了。作为争取民主的战士，青年运动的领导人，闻一多先生“说”了。起先，小声说，只有昆明的青年听得到；后来，声音越来越大，他向全国人民呼喊，叫人民起来，反对独裁，争取民主！闻一多先生“说”了，跟着的是“做”。这不再是“做了再说”或“做了也不一定说”。闻一多“说”了就“做”，言论与行动完全一致，这是人格的写照，而且是以生命作为代价的。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闻一多先生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抗战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1943年后，因目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于是奋然而起，积极参加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斗争。1944年，闻一多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随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自此，闻一多以民主教授和民盟云南省支部领导人的身份，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成为广大革命青年衷心爱戴和无比尊敬的良师益友。1945年，闻一多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会委员兼云南省负责人，昆明《民主周刊》社长。“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中，闻一多更是英勇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并始终站在广大爱国学生一边，指导和鼓舞他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一二·一”运动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6年6月18日签署的《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表示：“为反对美国政府的扶日政策，为抗议上海美国总领事卡宝德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民的诬蔑和侮辱，为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无论是购买的或给予的。下列同仁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配购证，特此声明。”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闻一多忍受着连日饥饿带来的折磨，无所畏惧地站在群众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演讲》，大骂特务，慷慨淋漓，指着这群败类说：“你们站出来！你们站出来！”不幸的是，当天下午，闻一多就被国民党特务残忍杀害。
闻一多“说”了，说得真痛快，动人心，鼓壮志，气冲云天，声震天地！他“说”了：“我们要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闻一多“做”了，在情况紧急的生死关头，他走到游行示威队伍的前头，昂首挺胸，长须飘飘。闻一多终于以宝贵的生命证实了他的“言”和“行”。
闻一多先生，是卓越的学者，热情澎湃的优秀诗人，大勇的革命烈士。
他，是口的巨人。
他，是行的高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