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理是很浅显的，公务员工资越高，纳税人负担就越重。因此，纳税人辛苦创造的财富，很大比例是要“进贡”出去的。对于一些低收入的人士来说，可能他们并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但是一样在承担着各种间接税。如果他们在企业里工作，企业创造的利润，有一定比例要纳税，也就是所谓的企业所得税。要是企业不用缴这一笔税，或许工人的工资就会高一些。
《内蒙古财会》2003年第01期《中国多少人养一个官？》说道：“我国历史上的官民之比，西汉时为1︰7945，唐高宗时为1︰3927，元成宗时为1︰2613，清康熙时为1︰91，新中国成立之初为1︰600。当下的财政供养人员与总人口之比，全国平均水平为1︰28。”从这些数据看出，纳税人负担并不轻。四川省木里县，人口是10万人，但是财政供养人口达8000人。对此，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帕金森曾讽刺这种现象：“部门人多不要紧，他们之间总会制造出工作来的。”
既然公务员是纳税人供养着，那么他们的工资就不应该太高。事实上，中国公务员工资是偏高的，这是不争的事实。比如，法国公务员的工资仅高出最低工资1倍，美国法律规定公务员工资不得高于私企。因此，公务员工资标准的制定参照以往的私企标准。可是中国公务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6倍，而世界平均为2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公务员平均工资是33869元/年，远远高于社会的平均工资。
2008年12月2日，美国劳工部长、预算局长和人事局长联合签署的给国会的《公务员工资补偿报告》提出给公务员工资补偿的原则：“只有在美国某一地区公务员工资低于私企职工工资5%以上的情况下，公务员工资才可得到补偿。”同时，补偿标准为工资的3.52%~4.20%。因此，公务员绝对不是美国人的首选职业。
要知道，在美国的公职人员要加工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前提就是必须经国会批准，而且谁提加薪谁不得受益。也就是说，美国总统奥巴马要给总统这个职位提工资，这个新工资标准要从他的下任开始执行。然而中国的公职人员，工资随意就可以加了，并且是不需要经过纳税人同意的。
刘植荣在《探求真相：85%的人应该涨工资》中说道：“2007年法国各类人员平均年度毛工资为310930元，其中工业为331110元，政府公务员为328840元，服务业为318350元，商业为285920元，教育卫生和社会服务为281250元，建筑业为272240元，熟练工人为243590元，总统为816710元。你看，人家资本主义国家总统工资仅高出熟练工人工资3倍多。”但是这些年以来，中国公务员工资是不断上涨的。要是说公务员工资低，如何解释这么多人挤破头想进入政府机构工作的现象？
为什么很多人的收入都这么低，日子这么艰难？我想这不难理解。公务员工资越高，普通老百姓的收入就越低。要知道，税收取之于民，但是难以用之于民。当然，事业单位人员（例如教师）算是准公务员，也是纳税人供养着的。
为何工人的工资不可以“两相当”？
《义务教育法》规定，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当地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这就是所谓的“两相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政府不兑现这个承诺，就是不讲信用。但问题是，为何教师可以享有这个“两相当”，其他行业却不可以？这算是一种法律上的歧视吗？
有人说教师这个职业的重要程度是其他职业无法比拟的，所以全社会都必须重视。但所谓的教师和职业教员是有区别的，“三人行，必有我师”就说明了这一点，能够做我老师的人并不一定是学校里的老师。凡是教给我知识的人，都是我的老师，所以社会上每个人都是别人的老师。
无师自通的成功率很低，因此拜师是相当重要的。对于每个人来说，老师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个老师与职业教师是有区别的。要知道，人类获得的知识，来自职业教师那里的相对有限。对于一个人来说，他的知识，包括做人的道理等，往往首先来自他的父母，而不是职业教师。要知道，一个人收入的多少并不是法律规定出来的，而是市场经济的价值决定的。并不是劳动量越大，劳动的价值就越大，进而产品的价值也越大，而是个人创造的价值是否被别人认可，也就是被市场的认可。因此，个人创造了多少价值，不是自己说了算，也不是权威说了算，而是消费者说了算。
教师这个职业的重要程度如何，应该交给学生和家长来判断。有的老师说，没有老师的话，你有今天吗？如果这种逻辑成立的话，也可以说，没有农民种粮食，老师早就被饿死了。因此，每个行业都有存在的价值。
在以前，有农民这样对老师说，要是没有农民种粮食，你们老师再厉害也会被饿死的。当然，这种逻辑就是现在有的老师说的，要是没有老师，社会就倒退了。要知道，自己不想种粮食，还有别人想种。道理是一样的，要是自己不想当老师，还有大把的人想进入教师行列。经济学家张五常说过：“让别人有钱可赚的供应，是最可靠的供应。”
经济学者薛兆丰说过：“博士下岗在计划经济中或许是怪事儿，因为在那里，人才的价格被认为是由培养人才的投入决定的，投入越大的东西就越好用。但在市场经济中，迪斯科中领舞的小姐，收入高于研究《红楼梦》的博士，并不稀奇，因为在那里，需求决定了人才的价格。”（引自《市场经济的人才观》）因此，教师的工资并不是由过去付出多少来决定的，而是由能够创造多少价值来决定的。说白一点，就是市场的需求。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说：“我们不能借着向肉贩、啤酒商或面包师傅倾诉兄弟之情而获得免费的晚餐，相反地，我们必须诉诸他们自身的利益。我们填饱肚子的方式，并非诉诸他们的慈善之心，而是诉诸他们的自私。我们不会向他们倾诉我们的处境为何，相反地我们会诉诸他们的获利。”道理也是一样的，要想自己获得高工资，就必须考虑顾客的需要。如一些培训机构的老师，他们的收入就高得惊人。
如果说教师可以“两相当”，那么医务人员是不是也需要“两相当”？还有工人、农民等。为何公办学校的教师可以争取“两相当”，民办学校的教师就不可以？为何财政发工资的单位，就非要高于非财政发工资的单位？只有民办学校的教师收入高于公办学校的教师，我想中国的教育才有出路。
保姆工资“限高令”是火坑
这几年来，保姆的工资越来越高，导致越来越多的人请不起保姆。媒体出现了一些呼吁政府出台保姆指导价政策的声音，希望以之控制过快上涨的保姆价格。保姆工资过高，很多家庭将没有能力请，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通过打压保姆价格而只让一些人请得起保姆，这又是在伤害哪个群体的利益？
很多年以前，保姆工资偏低，媒体呼吁通过最低工资保障保姆的利益。这几年，保姆工资上涨得很快，媒体眼红了，又想打压她们的工资收入。其实这些年以来，保姆工资上涨，并不是最低工资政策决定的，而是市场对保姆需求的增大推高了保姆的工资。所谓的保姆“高工资”，完全是自由市场形成的，而不是媒体同情而感化人们给保姆的“高工资”。
国内多数城市，保姆的月工资在2000元左右，这个工资并不算高。我们之所以说保姆工资高，主要是几年前保姆的月工资在1000元左右，甚至几百元。比如，广州市保姆月工资在2007年时普遍不到1000元，2010年初上涨到1500元左右，2011年初更是上涨到2000元左右，甚至更高的价格。有的白领反映说，自己收入的上涨幅度远赶不上保姆工资的涨幅，请保姆越来越吃力。
随着保姆工资的上涨，对保姆价格“限高令”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很多人都抱怨请不起保姆，这种论调似乎也得到一些人的同情。给人的感觉就是，雇主是弱势群体，保姆被描述成无良商人的角色。媒体也从对保姆同情的论调转化为一种谴责的论调，甚至同情那些哭穷而没钱请得起保姆的人。
保姆工资真的偏高吗？如果人们像考公务员那样挤着去当保姆，那么答案就是肯定的。但事实上，并没有多少人抢着去当保姆，反而是媒体报道了不少“保姆荒”的新闻。保姆价格之所以上涨，那是保姆的劳动成果得到了市场的认可，是自由市场给保姆加的薪。
如果给保姆工资颁布“限高令”，就等于将保姆这个群体推向火炕，限制了她们相关的经济权利。同时，这个“限高令”对雇主一点儿好处都没有，会直接导致他们有钱请不到保姆。限制保姆的工资，她们可能觉得不公平，干脆选择不干了。
这个“限高令”要是实施的话，可以说是“双输”。一旦对保姆价格进行管制，将有更多人请不到保姆，甚至能够请到保姆，干活儿的质量也会打折扣。保姆工资的“限高令”，将既损害那些做保姆的弱势群体的利益，又损害那些有钱雇主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