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的政府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前都比较小，各国都比较自由。比如美国在经济大萧条当中，顽固的胡佛拒不救济贫民，而是强调应由私人慈善机构解决失业问题，并且接受大富豪摩根的建议，实行了现在听起来都很好笑的“邻居互助”计划，也就是强制那些有工作的人去帮助没有工作的邻居，这一计划当然是失败的。现在流传比较广的数据是美国经济大萧条期间饿死了800万人，这一数据是否确切不得而知，但是当时的惨状是确实存在的，而这样的情况竟然是发生在一个耕地过剩、粮食充足的国家。
1933年2月15日，还没有正式就职的罗斯福乘车行进在迈阿密的大街上，突然，一个人一边大喊“快要饿死的人太多了”，一边朝罗斯福的汽车开火。虽然罗斯福最终安然无恙，但他明白，贫民正在用子弹向未来的总统倾诉饥饿。而且当时美国法西斯主义也已经开始泛滥，当时不少人宣称“美国只缺少一个希特勒”。
在这样的情况下，罗斯福总统果断放弃了自由主义政策，并且加强政府救济，推出了大量的“以工代赈”的措施，美国的经济和民生才慢慢恢复，从罗斯福新政开始，美国也才渐渐确立了福利社会的基础。可以说美国的福利制度是由大萧条期间饿死几百万生命换来的成果。
那些指望着用富有群体的慈善来替代政府福利的人不是对历史愚蠢无知，就是别有用心。无论是官办的慈善组织，还是民办的慈善组织，都不可能对社会起到太大的作用，“社会福利慈善化”所主张的“政府可以不搞社会福利，让富人群体多捐点款就行了”，是完全错误的。社会福利可以替代慈善，但是慈善绝不能取代社会福利。慈善从根本上是政府福利不足所致，真正的好社会是不需要慈善存在的。
如果只进行理论探讨，也许我们可以举出很多“好富人”的案例，但现实根本不是如此，比如在美国中产阶级个人捐款占整个慈善捐款的70％，慈善捐款的主力是中产阶级，而不是富豪，其实富豪更吝啬。
“美国富豪热衷于捐款”只是媒体制造出来的假象，统计数据并不支持这一说法，尽管富有群体的捐款远远小于中产阶层，但关于富豪捐款的新闻却占据了媒体的大部分版面，美国富豪捐款也只是公关手段而已，是为了取得好的社会形象。
社会只关注那些捐款最多的富豪，而少数富豪的慈善行为却给公众留下了一个美国富豪喜欢捐款的印象，而且美国富豪捐款很大程度上还是为了避税。
美国富豪做不到的事情，中国富豪照样也做不到。而且中国的富豪榜和慈善榜重合度非常低，中国做慈善比较出名的如陈光标、余彭年等都不是富豪榜上的常客。既然中产阶级是慈善捐款的主要来源，那当中产阶级社会出现问题的时候，慈善就更难进行下去了，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就有很多慈善组织破产。
因此很多人所主张推行的“社会福利慈善化”在中国根本不具备可行性。
笔者认为中国慈善业的发展应该“推广直接慈善，做大政府慈善，放开民间慈善，用社会福利取代慈善”为佳。
直接慈善比间接慈善好
对于慈善，我更欣赏“直接慈善”，也就是捐赠人直接将钱捐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尽量减少慈善组织在其中的周转，随着互联网的兴起，这已经成了可能，而且已经有组织在这样做了，而且做得挺好。比如在浙江金华就有一个名为“施乐会”的组织，号称是全球首家利用互联网技术的透明慈善组织，他们在网站上公布需要救助人的信息，也将捐赠人的信息公开，并且宣称每笔善款都“公开！透明！直接！即时！全额！”到达受助人手中，他们这种“直接慈善”基本做到了“三公开”，即善款来源的公开，被救助人信息的公开，善款到达情况的公开，因为有了这“三公开”，才不会受到任何的质疑。
另外长春的“春城志愿服务联盟”等组织也在推广这种慈善模式。笔者认为，这才是真正的需要大力推广的慈善模式，也是真正的现代化的慈善模式，而这一模式也应该取代传统的间接慈善，成为世界慈善的主流模式。
这种做法，如果不是政府强制执行，很多慈善组织是不愿意这样做的，他们更喜欢“暗箱操作”。直接慈善，在技术上可以说毫无问题，互联网技术已经成熟这么多年了，各大企业也早就普及了信息管理系统，但我们的慈善组织实现了透明化的并不多，为什么他们不愿意这样做呢？关键还是利益问题，如果公开透明了，可能会损害到他们的利益。我们不要认为，在慈善组织工作的人就一定有爱心，很多人还是将其当成一个工作，“混口饭吃”而已，而且还不排除慈善组织中存在蛀虫，这就是在技术已经完全成熟，而各大慈善组织就是不愿意进行公开的根源。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从这方面来看，直接慈善，让人们看到了希望。
慈善不是福利，福利带有普惠的性质，而慈善更需要个性化和针对性，民间慈善选择性太强，这就导致覆盖面过低。比如富人慈善主要是捐献图书馆，音乐厅，运动场，而这跟穷人几乎没什么关系。
我认为中国应该成立一个政府部门，专门来负责慈善的事情，首先借助政府的力量做好需要慈善救助人群的摸底工作，其次借助政府的信息优势来整合民间慈善力量，帮助与协调社会慈善组织，让慈善真正做到位。中国不能让任何一个需要帮助的群体成为慈善盲区，中国慈善业的规模应该以“需要得到帮助的人都得到了帮助”为最终目标。
设立政府慈善部门，出了问题也容易问责。但是现在还没有这样的部门，而是任慈善组织各行其是，出了很多问题。
慈善只是社会发展的一种无奈现象，而真正文明的社会，还是要以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为主，社会慈善取代不了社会福利。
用金融保险取代国家福利，这是很多人力推的一个主张。这个主张，看似有道理，其实是错误的，而且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其实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国家的养老都没有用社会保险来替代，并且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很多人眼里，美国是靠金融保险来解决养老问题的，这是错误的。目前世界各国的基础养老金，都是由国家统筹，在美国直接被称为社会保障税，是仅次于个人所得税的第二大税种，中国叫社会保险费，就其本质来说，是税而不是商业保险，是财政性质而不是金融性质。
世界各国的基础养老金都实行“现收现付”制度，这与保险公司所推销的保险产品完全不同，私人养老保险在任何国家所占的比例都不大。私人保险是行不通的，这是因为社会发展一直存在着通货膨胀和生存成本提高的问题，这两者都导致个人财富缩水严重。商业保险赢利能力有限，解决不了财富缩水问题，只有国家主导的“现收现付”制度才能解决。
传统社会是“养儿防老”，现代社会也是一样，也是收年轻人的社会保险费，给老年人发养老金，只是加强了社会的互济性而已，也就是整个社会的年轻人养整个社会的老年人，突破了传统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形式。这与商业保险是完全的两码事，如果是自己养自己的话，自己年轻时存的钱，到老了后，贬值后所剩无几，即使在数字上不减少，但购买力也大打折扣，早已不能获得当时存钱时所能获得的生活品质。
提到财富缩水，很多人认为是通货膨胀的因素，这方面的因素是有的，但不是最重要的。其实比通货膨胀更能导致财富缩水的是生存成本的提高。
生存成本和消费水平两者相似，但不完全相同，生存成本是指必要性消费。我们举个例子，在古代人们出行主要靠走路，后来改成了骑自行车，再后来是公交、地铁，最后是私家车，比如现在的美国，没有自己的汽车寸步难行，中国以后也会这样。这几种出行方式的转换，就体现了生存成本的提高。
另外我们还可以举个养育小孩的例子，在古代一个家庭可以养育几个小孩，而现在的年轻人，即使养一个小孩都有非常大的负担，很多年轻人结婚很久都不敢要小孩，这也是生存成本升高的表现。
其实吃穿住行各方面也都存在着类似的问题。生活越来越好的同时，生存成本也越来越高，这是辩证统一的。比如现在每月的手机话费、上网费，在十几年之前，是根本不可能想到的。可以预计，在未来，人们肯定会生活得越来越好，不过生存成本也会越来越高，而且这是不可逆的，原来那种低成本的生活方式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由通货膨胀和民众生存成本的升高导致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更为突出，我们如果从年轻的时候开始攒钱养老，根本不现实。年轻时的储蓄，到了年老之后，已经缩水殆尽。因此，现在各国的养老保险都是现收现付制度，也就是全社会需要为老人支付多少养老金，就从年轻人那里收多少的社会保障税（费），这样就避免了由于通货膨胀和生存成本升高带来的财富缩水。
我们可以举我国曾经实行的“老农保”的例子，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在1995年，家住浙江省台州市的黄大伯做了一笔投资，当年月工资只有70元的他花了200元——相当于他月工资的3倍，为老伴和儿子入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17年过去了，现在黄老伯要是按每月领的话一个月只有2元。此事经媒体报道后被网友冠以最牛养老保险之称。 17年前自己一个月70元的工资可以勉强养活一家人，而现在连咸菜都是4元一斤。
其实“老农保”就是走的商业保险的路子，17年之后，原来的200元变成了300多元，虽然增值了不少，但与巨大的通货膨胀和生存成本比起来，每月2元，简直少得可笑。
因此现在世界各国都实行现收现付制度，而不搞商业保险。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的养老一章中，还会详细地介绍。
其实除了现收现付，世界各国也有个人账户，个人账户一般实行基金积累制，这不占主要地位。所谓“基金积累制”，是指参加养老保险的人缴费，交由社保机构，并将这些资金用于投资，等退休后，该基金再将养老金和投资所得支付给投保人。
这在美国叫401k,中国叫个人账户，道理都是一样，都不是由国家进行统筹，而是直接进入个人账户，这部分资金，大多是十年前或是二三十年前缴纳的养老金，其实都面临着极大的财富缩水，都必须进行投资保值。这里面也有巨大的问题，那就是如果不进行投资的话，那就面临财富缩水，如果进行投资的话，那就面临风险。因此这种方式多适用于国家养老金之外的雇主养老金，占比很小。
关于中国人为什么不安的问题
陈志武是推崇金融保险的学者之一，在其书中分别提出了中国“钱多”和“为什么中国人钱多了还不安”的问题。
在论证“钱多”时，他看到中国人“买房有钱，投资有钱，到境外旅游有钱，买奢侈品、买高档车有钱”，因此提出了中国人“钱多”的问题。
首先，陈志武脱离货币发行原理，而是从资本化的角度来谈中国人钱多了本身就不靠谱。资本化确实存在，但钱多钱少，归根结底是货币发行的问题，与资本化关系不大。一个国家的货币总量一般以GDP为参照标准，按照陈志武的逻辑，资本化程度越高，私有化程度越高，这个国家的钱就会越多，那么美国应该比中国钱多，但是以GDP为参照，美国的货币总量并不比中国多，这是因为中国货币的流动速度没有美国高，所以总量要多一点。
其次，笔者认为中国“钱多”是假象，这种假象首先是由贫富分化造成的，诚然中国出现了买奢侈品的盛况，但富有群体购买奢侈品是以穷人的更加贫困为代价的。我们在看到富有群体“钱多”的时候，也应该看到穷人的“钱少”，陈志武只看到中国富人大把花钱，就说中国钱多了，而没有看到另一面。
陈志武所谓的“资本化”其实就是私有化，他认为资本化可以让中国钱多，所以陈志武提出为了更加有钱，应该将国有企业、国有土地彻底私有化。但是这种私有化同样会造成极度的贫富分化，中国的国企改革确实出现了不少的改制大鳄，但也出现更多的是下岗职工，陈志武还在以“让中国人更有钱”的口号叫嚣这种私有化，可见学者的“选择性失明”是多么的可怕。这完全是为了一个目的而堆砌一些毫不相干或是片面之极的理由。
另外中国“钱多”的假象是疯狂投机造成的，这些本来应该成为银行储蓄，以支持企业投资的钱，不幸被用来了进行资产投机，所以中国出现了一方面股市、楼市、黄金市场交相红火的局面，另一方面是中小企业融资更加困难的局面，而陈志武只看到楼市、股市红火的一面，却没有看到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一面。中国投机盛行的学术原因称为“流动性过剩”，但“流动性过剩”与“钱多”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流动性过剩”的原因是钱太便宜，而不是多，是因为利率低，所以银行存款大搬家，钱从银行流动到了投机市场。
消费多，投资少会造成钱多的假象
另外“钱多”的假象其实还有一个来源，那就是当钱被用于消费时就会给人以“有钱”的假象，如果用于投资则不会造成这种假象。不仅在中国，金融危机前全世界都出现了消费狂潮，这主要是全世界各国都实行低利率政策所致，与钱多没有什么关系，这些用于消费的钱，或者美国那种信贷消费的钱其实是银行储蓄的转移，这才是问题的本质。
总之，中国的钱在总量上并不多，中国钱多是“假象”，现在的中国，富有群体的奢侈性消费与穷人的生存型消费并存，资产投机市场的火爆与实体经济里中小企业融资并存，如果只看到其中任何一方面都是错误的，中国钱多的假象主要来源于“贫富分化”和银行储蓄的转移，这才是主因。
解释清楚了“钱多”的问题，也就基本上解释清了“钱多为什么还不安”的问题。中国人的“不安”不是因为“钱多花不了”，而是因为中国由原来的低生活成本社会，变成了“什么都需要钱”的高成本社会，这才是中国人不安的原因，也就是中国人不安不是因为钱多了，而是因为生活成本高了，比如原来在家庭、亲友、乡邻帮助下可以解决的事情，现在必须用钱才可以解决，中国人不安不是因为钱多了，而是因为钱不够用了；中国人的不安不是因为养老、医疗、投资、理财产品发展不到位，而是因为这些太昂贵，中国人目前还支付不起，这才是中国人不安的原因。
其实只要听过保险推销的人肯定知道，商业保险贵得不得了，一般人买不起。其实在美国也有很多人买不起医疗保险，以至于很多人都不买医疗保险，所以奥巴马才进行医疗改革。商业保险对于穷人来说，绝对是个奢侈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