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书时任安徽巡抚，驻定远城。翁同书被参的一大罪名，是处理苗沛霖问题失当。苗沛霖是安徽凤台人，乱世中在家乡办团练，投机于清政府、捻军、太平天国三方之间，翁同书处理苗失当，丢城失地，谎报军情，这都影响到曾国藩湘军在皖的军事行动。曾火冒三丈，遂要参翁撒气。
但要参倒翁同书，谈何容易？其父翁心存，江苏常熟人，历任工部尚书、户部尚书，授体仁阁大学士，是同治帝的老师，地位显赫。三个儿子除长子翁同书任安徽巡抚外，次子翁同爵当时任盐运使，三子翁同龢（1830-1904）当时中状元入仕。翁家父子兄弟在皇帝面前“圣眷”正隆，加上翁家门生子弟遍及朝野，因此只有措辞得体，才能说服皇帝下旨严惩翁同书。曾国藩要几位幕僚各起草一份备选。结果，时年三十九岁的李鸿章所拟的折子脱颖而出。
其实，李鸿章与翁同书的父亲翁心存还是有一定渊源的。1847年，二十五岁的李鸿章考中进士。当时李鸿章的房师叫孙锵鸣，他这一房只考中了李鸿章和沈葆桢两个人。孙锵鸣心中有些不悦。孙锵鸣的老师便是翁心存。孙锵鸣领着两个人去见翁心存，翁心存看了李鸿章，惊呼：“此人功业在我辈之上！”又看沈葆桢，也赞道：“当为名臣！”
谁知道两个人的缘分开始得很美好，却因为一片折子，结束得很悲惨。
李鸿章这篇数百字的折片，从文字表述、说理方法、逻辑水平到实际效果，都可圈可点。
“再，前任安徽巡抚翁同书，咸丰八年七月间，梁园之挫，退守定远。维时接任未久，尚可推诿。乃驻定一载，至九年六月，定远城陷，文武官绅殉难甚众。该督抚独弃城远遁，逃往寿州。势穷力绌，复依苗沛霖为声援，屡疏保荐，养痈遗患，绅民愤恨，遂有孙家泰与苗练仇杀之事。逮苗逆围寿，则杀徐立壮、孙家泰、蒙时中以媚苗，而并未解围。寿城既破，则合博崇武、庆瑞、尹善廷以通苗，而借此脱身。苗沛霖攻陷池，杀戮甚惨，蚕食日广，翁同书不能殉节，反具疏力保苗逆之非叛、团练之有罪。始则奏称苗练入城，并未杀害平民，继则奏称寿州被害及妇女殉节者不可胜计，请饬彭玉麟查明旌恤，已属自相矛盾。至其上年正月奏称苗沛霖之必应诛剿一折三片，脍炙人口。有‘身为封疆大吏，当为朝廷存体制，兼为万古留纲常。今日不为忠言，毕生所学何事’等语，又云‘誓为国家守此疆域，保此残黎’，俨然刚正不屈，字挟风霜。逮九月寿州城破，翁同书具奏一折二片，则力表苗沛霖之忠义。视正月一疏，不特大相矛盾，亦且判若天渊。颠倒是非，荧惑圣听，败坏纲纪，莫此为甚！若翁同书自谓已卸抚篆，不应守城，则当早自引去，不当处嫌疑之地；为一城之主，又不当多杀团练，以张叛苗之威。若翁同书既奉谕旨，责令守城，则当与民效死，不当濡忍不决；又不当受挟制而草奏，独宛转而偷生。事定之后，翁同书寄臣三函，全无引咎之词，廉耻丧尽，恬不为怪。军兴以来，督抚失守逃遁者皆获重谴，翁同书于定远、寿州两次失守，又酿成苗逆之祸，岂宜逍遥法外？应请旨即将翁同书革职拿问，敕下王大臣九卿会同刑部议罪，以肃军纪而昭炯戒。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附片具奏。”
这个折片结尾最为经典：“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这样一语破的，不但皇帝无法徇私，朝中大臣也不好袒护了。
“翁案”的结果，是翁同书被判死缓（斩监候），下了大狱。次年（1863）被减罪流放伊犁。翁同书获罪当年，翁心存又急又气，结果一病不起、撒手西去了。而翁同龢跟李鸿章做了一辈子的对头，自然也跟这个折子有关了。
凭借这篇奏折，李鸿章开启了自己的成功之路。曾国藩曾因此赞赏道：“少荃天资于公牍最近。所拟奏咨函批，皆大过人处。”
虽然李鸿章厌恶那些以奏折作为武器，动不动就参奏的“言官”，但他在文字方面的功夫，以及他利用奏折取得的成就，在同时代的人中，却无出其右者。
文字表达能力，不管是古时候的官场，还是现代的官场职场，都是不可或缺的能力。文字是工具，用来表达和辩驳的工具，利用得当，可攻可守，可进取，也可免祸。李鸿章过人的文字表达能力，让他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以奏折为工具，与政敌反复攻守，为他在政治上的成功增加了一个利器。
6.做大事者必须有大格局
曾国藩曾经带着李鸿章，去宿松见同为中兴之杰的胡林翼，曾国藩和胡林翼因为战略布局的观点不同，争论了起来。
李鸿章听得烦躁，冲口而出：“这还不简单，如此这般……”
听完对整个战略布局的分析，曾国藩沉默，胡林翼震惊。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隅”，李鸿章不论是为官还是办洋务，总有超出一般人的大格局。这让他能够十分准确地把控形势。
李鸿章的这种宏观思维贯穿在其办洋务过程中。和曾国藩一样，李鸿章的洋务活动也是从军事开始的，但他在中国军事近代化方面的贡献，要远远超过曾国藩，也超过了他同时代的其他洋务大臣。这既与他不拘成法的办事风格有关，更与他统筹全局、高屋建瓴的眼界有直接关系。
在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李鸿章认识到了洋枪洋炮的威力，开始通过其兄购买洋枪洋炮来武装淮军。
随后，李鸿章开始跟有军工经验的英、法军事人员接触，在实践中，李鸿章洋务自强的思想也在不断深化。不久，他进一步认识到，长期依靠购买西方军火，只能增加对外国的依赖性，要想自立自强，就必须学习外国的生产技术，创办和发展自己的军工企业，实现自主生产。从此，他开始与有经验的外国军事人员接触，学习有关知识。经过不断地了解，逐渐坚定了生产西式武器的决心。
此后，李鸿章开办了一系列以“自强”、“民富”为目的的工厂。
在晚清的官场上，要做成一件事，不仅要对事本身进行全局性的精确安排，另外，还要在整个官场中精确布局，否则，不仅事情会做不好，自身也会受到事情的牵连而被打倒。
李鸿章知道，要办稍大一些的工厂企业必须得到总理衙门的同意和支持，但清朝一向视西方的先进技术为“奇技淫巧”。“学习外国利器”的阻力，除了列强之外，还有来自国内的顽固守旧势力。蒙昧无知的官僚士大夫们盘踞各个要害部门，处处掣肘。这些顽固派闭目塞听，不知道世界形势的变化，不承认中国的衰弱，他们攻击李鸿章等洋务派“舍己从人，变乱成法”，“用夷变夏”。
李鸿章深知只有取得朝中重量级人物的支持，才能让这些士大夫闭嘴。李鸿章把目光投射到奕、陈廷经身上。
奕支持慈禧垂帘听政，慈禧则授权奕主持中枢。但当时两个当权者“在谨慎地互相监督着”。慈禧觉得自己脚跟已经站稳，对政务也“渐皆了然”，因而决意借机打击奕，以便集权于一身。1865年4月，诏责奕妄自尊大，目无君上，诸多挟制，取巧妄陈，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由于外国公使干预和朝廷戚旧进谏，慈禧被迫让步，命奕仍在内廷行走，掌管军机处和总理衙门，但他的“议政王”的称号却被永远地剥夺了。失势的奕自然非常需要帮助。李鸿章对待奕，暗中贬之为“庸鄙无远识”，明里却对其无比恭敬和支持，这就让他们两个结成了联盟。
李鸿章曾多次致函总理衙门，陈说办厂造船的必要。李鸿章提出的建厂造船的建议，得到总理衙门的赞同。
只有总理衙门的支持，力量还有点单薄，于是李鸿章寄希望于陈廷经。陈廷经系道光二十四年（1844）进士，时任巡视南城掌四川道监察御史，以通洋务、敢直言而名重京师。1864年10月，李鸿章致书陈廷经，从敌国外患和中外军力对比立论，阐明中国“及早自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的紧迫性及其具体内涵；抨击顽固派抱残守缺，昧于大势。李鸿章这番颇带感情的议论，果真打动了陈廷经。1865年1月，陈廷经奏陈变兵制、筹海防，在广东等海边城市设局制造外洋船炮以“靖内患，御外侮”。清廷根据陈廷经的请求，让曾国藩、李鸿章会同商酌。时机到来了，李鸿章自然不会放过。
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首先陈述了办厂理念和就地购厂的理由，然后就提到陈廷经的奏折，“虽语焉不详，未得要领，而大致与总理衙门暨臣所筹议不谋而合。曾国藩平时亦持此论，自应遵旨商酌办理”。
本来，朝廷的意思是让李鸿章和曾国藩等对陈廷经的奏折商讨，但李鸿章借坡下驴，他现在筹办江南制造总局就顺势成为“遵旨商酌办理”、呼应陈奏的结果。
很显然，李鸿章在力劝陈廷经上奏的时候，已经预想到了结局，而陈廷经的奏折，是李鸿章早已布下的棋子，而这枚棋子，让本来应该商讨的问题，一下子变成了既成事实。这不得不佩服李鸿章布局的巧妙。紧接着李鸿章就简述购买此厂的具体情况，并强调“此项外国铁厂机器，觅购甚难，机会尤不可失”，言外之意是希望朝廷尽快批准。
李鸿章得到朝廷的允许，很快创办了沪、宁两个机器制造局，1865年5月，清廷再命李鸿章派员赴津开局铸造炮弹，以资应用，以崇厚为主持。崇厚是满洲镶黄旗人，时任三口通商大臣。清廷此举，企图建立由满洲贵族直接控制的军火工厂，打破汉族官僚对新式军工企业的垄断。但1870年就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李鸿章，竟然坐享其成，把津局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梁启超曾经这样评价李鸿章：“现在整个朝廷二品以上的大员，五十岁以上的大官，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李鸿章。”
李鸿章几乎是用尽所有的气力撬动着庞大笨重的朝廷在向前滑行。李鸿章既要全力抵抗着西方列强带来的洋枪洋炮，还得时刻防范身后腐朽阵营中的明枪暗箭。在这样一种形势之下，李鸿章只有及早安排，提前防范，才能避免在政敌的攻击中倒下。
也只有提早安排，见缝插针，巧妙布局，才能在时机来临的时候，变不利为有利，最终促成有利的局面。
如果没有精确的布局以及超强的权术智慧，李鸿章或许早就在内外夹击中倒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