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之所以派李鸿章去上海主要是看中了上海的富庶，曾国藩希望李鸿章接管上海之后，可以解决湘军军饷捉襟见肘的困境。但这时的李鸿章手下也有数万的淮军需要银子供养，尽管曾国藩天天催促送钱来，但李鸿章还是用“和稀泥”的办法，一边不断跟曾国藩诉苦，一边又想办法送些银子给湘军，好让曾国藩无话可说。
面对已经成为同僚的学生，曾国藩也无可奈何，一方面他需要李鸿章的帮助，另一方面李鸿章的厉害就在于在那种环境下没有人能取代得了他。
李鸿章这种跟曾国藩“亲师生，明算账”的做派，同样让他满足了自身利益。
曾国藩平定了太平天国，但并没有受到嘉奖，朝廷只给曾国藩幕府中的李鸿章、左宗棠升了很高的官，而慈禧只给了曾国藩一个“一等毅勇侯”的封号，这个举动充分说明了慈禧对曾国藩的不信任。
慈禧的这种不信任缘自太平天国消灭之后，对清王朝构成威胁的，除了外国列强之外，在国内，就只有一个曾国藩。
同治三年（1864），曾国藩攻下了金陵，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在城外被方山的老百姓逮住，曾国藩觉得太平天国与湘军结怨太深，一旦把李秀成解到北京，他势必会反咬自己一口。这样就有可能使湘军陷于众人的猜忌之中，生出无数波澜来。于是，曾国藩很果断地不顾朝廷的命令、同僚的劝说，毅然“先斩后奏”，杀了李秀成，以绝后患。
当时，很多人都劝曾国藩自立，但曾国藩清楚地知道时局对自己极其不利。而最锋利的那把剑就是李鸿章。曾国藩了解李鸿章，如若自己安分守己，李鸿章就永远是他的学生；如果自己拥兵造反，李鸿章很可能与自己反目成仇。面对李鸿章，曾国藩没有把握全身而退，一旦兵败，自己一世英名将毁于一旦。
认清形势的曾国藩以“湘军作战年久，暮气已深”为由，主动向朝廷请旨裁减湘军，朝廷立即就答应了。其实，慈禧固然很重视曾、李两股势力，但是又怕两者实力过强。特别是对于曾国藩，慈禧的心情是很复杂的，因此，她一直采取抑曾扬李的策略。李鸿章当然不会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曾、李分野，李鸿章的做法固然有趁火打劫的嫌疑，但在曾国藩看来，肥水不流外人田，与其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还不如让给学生。另外，这样也替曾国藩解了围，如果这时李鸿章看不清形势，继续跟曾国藩站在一起，那真就成了清政府的心腹大患了。
最重要的一点，李鸿章这次站队，直接给自己带来了青云直上的机会，也让自己暂时立于不败之地：如果曾国藩对自己不利，朝廷会帮自己说话；如果朝廷对自己不利，曾国藩也不会坐视不理。
关键时刻的划清界限，让李鸿章名利双收。
曾国藩裁减了湘军之后，很快成了“孤家寡人”。而这时候捻军兴起，直接威胁到了北京的安全，朝廷下令曾国藩为钦差大臣负责灭捻，而李鸿章接替老师成为两江总督。
此时的曾国藩手中无兵可用，只好借助于李鸿章的淮军，但淮军是李鸿章的私人军队，曾国藩根本指挥不动，他甚至有时候要把自己的命令告诉李鸿章，通过李鸿章的嘴来调动淮军。并且，李鸿章对于曾国藩的河防战略也嗤之以鼻，竟然以“古有万里长城，今有万里长墙，不意秦始皇于千余年后遇公等为知音”等言语讥讽曾国藩。事实上，李鸿章并不想让自己的淮军在曾国藩的指挥下送死，更不想让自己的军队成就曾国藩的功业。于是，在用兵上，李鸿章遥控指挥，干扰曾国藩的战术，甚至指使淮军将领以生病为由拒绝出战，这让曾国藩十分光火。
这种情况下，曾国藩自然不会成功。好在曾国藩现在已经有功高盖主之嫌，这场功劳让给学生也并无不可，最终李鸿章代替曾国藩成为钦差大臣，曾国藩则回到两江总督的位置上，给李鸿章当起了“后勤部长”。
和而不同，这让李鸿章从与曾国藩的博弈中获益良多。在朝堂之外，他有恩师曾国藩的鼎力支持；在朝堂内，为了借其压制曾国藩，朝廷更是不遗余力地扶持他。有如此两处强援，李鸿章左依右靠，自然不会倒。
6.官场自保的秘诀就是做好自己的本分
造反是一件危险的事。在封建社会，不仅造反的行为很危险，即便有这样的想法，说不定也会遭到镇压。
晚清的政坛上，李鸿章一直受到重用，但是慈禧还在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这三位晚清时代的重臣之中，玩弄政治平衡术。慈禧的手段是狠辣的，一旦察觉臣子的势力威胁到自己的政治权力，就会毫不留情地痛下杀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恭亲王。当恭亲王自以为功高盖主而扬扬自得时，慈禧毫不犹豫地收拾了自己的第一个合作者，一个曾经亲密的盟友，一个杰出的政治人物。
李鸿章想不被收拾，就要老老实实做好“奴才”。
自组建淮军担任江苏巡抚开始，李鸿章就一直手握重兵。无论是在胆略上，还是资历上，他都要比朝廷诸多权贵强很多，但李鸿章几乎从不对朝廷说不，在官场生涯中，李鸿章一直忠心耿耿，从未违反过朝廷的有关授意和对朝廷表现过一丝不恭。
很多好事者都做过这样的设想：在后曾国藩时代，作为清朝最有实力的李鸿章，假如他代清自立，中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在历史上，李鸿章至少有三次机会面对这个问题。
第一次是曾经的洋枪队统领戈登提出来的。1880年，大清国与俄国关系危急，戈登这时候正好去天津拜访李鸿章。当李鸿章向戈登问询对于时局看法时，戈登说：“中国今日如此情形，终不可以立于往后之世界，除非君自取之，握全权以大加整顿耳。君如有意，仆当执鞭效犬马之劳。”李鸿章沉默半晌，然后说：“那当然很好，但是，你知道，我从未背叛过朝廷。”接着，李鸿章又说：“另外，那是不会成功的，我会掉脑袋的。”
如果此对话属实的话，说明李鸿章对这个问题是有过考虑的。此时的李鸿章如日中天，如果要自立，这无疑是最佳的时机了。李鸿章的沉默是有理由的，像曾国藩那样宽宏大量的人，李鸿章都不愿居于其下，自然更不愿屈居于“妇人孺子”之下，跟一帮满清权贵来回倾轧。
更何况，李鸿章还是一个权力欲很强的人。这时李鸿章不愿自立，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他认为：“那是不会成功的，我会掉脑袋的。”
“那是不会成功的”，说明李鸿章对自己还有清朝的实力是有清晰的认识的。那些认为李鸿章代清自立轻而易举的人，是太轻视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的实力了。表面上看来，李鸿章呼风唤雨，好像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推翻清政府是举手之劳，其实不然。
中国的中央集权在明清时候发展到极致，尽管李鸿章权倾朝野，也拥有广泛的权力网和关系网，但是，李鸿章从未把握过中心大权，他一直在军机处之外，甚至在洋务运动时期也与总理衙门大臣职务无缘，即使在极盛时期也只不过是京城所在的直隶省的总督。最重要的，李鸿章的权力受到很大限制，他所需要的财政和其他资源，经常有赖于他管辖之外的省份。
李鸿章是中国五千年官场、权术、人际关系文化的集大成者，但他深知自己的影响力及个人实力，比起刚刚攻下南京时的曾国藩是不如的，连鼎盛时期的曾国藩都不敢自立，更何况自己了。
李鸿章的选择，是基于对自身力量和全局的考虑基础之上的明智选择。
第二次，就是孙文给李鸿章的上书了。
1894年6月，甲午战争前夕，孙文曾到达北洋大臣李鸿章驻地天津，向李鸿章递交了一份《上李傅相书》。在这份《上李傅相书》中，孙文大胆地向李鸿章提出了“取而代之”的建议。孙文这次上书的结果是，李鸿章安排其幕僚给孙文弄了一张护照，让他“先游历泰西各国，学习农务，艺成然后返中国”。
这一时期的李鸿章面对这样的建议，不过是博君一笑耳。此时的李鸿章，即便有自立的心思，也没有了自立的锐气了。
第三次则是1901年。当义和团运动无法控制、八国联军群起进攻北京之时，西太后急诏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北上议和。梁启超到了广州，拜会了李鸿章，为李鸿章定下上中下三策：上策是拥两广自立旗帜鲜明地恢复汉族统治，建立新政体；中策为起兵广东，北上剿拳勤王；下策就是奉诏入京议和了。
这个时候，李鸿章是对那个腐朽的朝廷彻底地失望了。这个腐朽的朝廷在这半个多世纪中，内忧外患，苟延残喘，牺牲人民，绥靖洋人，让李鸿章本人受够了窝囊气。但说到自立，此时的李鸿章更不会这么做。
此时，李鸿章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已经不可能作为起义的领袖，更何况，李鸿章不得不考虑名节的问题。
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李鸿章对局势的不明了。在同时代的官僚当中，李鸿章算是一个前卫的人，但他对于当时中国何去何从，还是不清楚的。他知道一定要改革，所以他暗中支持维新派，但他也知道当时维新派的主张不切实际，所以，希望他们能“来日方长”。
李鸿章是明智的，他知道自己的局限：知道自己认识的局限，知道自己能力的局限。而这些都是他无法突破的。
李鸿章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李鸿章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只会是浅层次上的追求，他追求实业的兴趣远大于政治，因为囿于各种局限，他知道自己在政治上无能为力。
李鸿章清楚，他就是一个过渡者。
这种定位，让他既能自立于当朝，也足以彪炳后世了。
李鸿章放弃拥兵自立，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他根深蒂固的价值观。李鸿章是在清朝选拔出来的，他的血液里流淌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传统观念，即便他有自立的天时地利人和，但思想上无法突破的障碍决定了他从一而终的宿命。
李鸿章不以身犯险，这种谨慎和从一而终的忠诚，最终保证了他虽然在政治生涯中遭逢无数次低谷，但一直没有彻底倒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