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8年,左宗棠等奏请催促刘铭传去直隶就任提督,刘铭传却坚决要求离队还乡,只是做出保证:“畿辅如有警急,仍当投袂而起。”李鸿章自然不会让自己的这个得力部下终老乡间,所以一直寻找机会重新起用刘铭传。
其间,刘铭传几次出山,但很快就由于各种原因继续退隐田间。1880年,中俄交涉归还伊犁,几至决裂。清政府决定再次征召刘铭传。
刘铭传这次进京,根据李鸿章的授意,上了有名的《筹造铁路折》,请急造铁路,以立富强之基。
李鸿章立马表态支持,并请朝廷任命刘为铁路督办。虽然这次两人的联手没有成功,但此次两人的双簧把李鸿章修铁路的梦想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中法战争中,刘铭传又一次应召出山,被授以巡抚衔督办台湾事务。1885年,根据李鸿章等人意见,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常驻台湾,并任命刘铭传为首任台湾巡抚。
李鸿章对待刘铭传犹如曾国藩对待李鸿章。刘铭传隐居期间,一度意志消沉,放浪形骸,李鸿章多次写信劝告。对刘铭传所创之铭字营,李鸿章知道这是刘铭传命脉所在,总是特别关照,即便刘离营回乡,也不让他人染指,总是要让刘的侄辈统管,为刘复出预留资本。
李鸿章对刘铭传的关照,换来的是刘铭传对李鸿章鼎力支持,刘铭传称李鸿章为“贤帅”“吾师”。每当有军情大事,只要是李鸿章出面相请,刘铭传都能慨然出山。
在中法战争中,成功地守卫住台湾是刘铭传一生最重要功业之一。刘铭传守卫台湾自始至终都得到李鸿章有力支持。当然,刘铭传守住台湾,也为李鸿章在政坛上加了一个重要的筹码。
1884年7月,刘铭传去台湾前,在天津和李鸿章连日反复会商台防事宜,他们都把台防置于重要地位。李鸿章的积极态度,对刘铭传守住台湾有重要意义。
李鸿章之所以如此扶持刘铭传,是因为不管是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两人都有共同的价值观,尤其在对待洋务的态度上,两人更是一致。所以,刘铭传不仅是李鸿章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强援,更是李鸿章办洋务的知己和得力助手。
1862年春,李鸿章跟刘铭传率淮军到上海,很快就发现洋枪洋炮施放之准,威力之猛,绝非中国武器可比。李鸿章号召诸将学习西方军事技术,不要错过机会,“若驻上海久而不能资取洋人长技,咎悔多矣”。积极响应号召、走在学习西方最前列的便是刘铭传。此后,二人均一发不可收,越来越重视、越来越全面地学习西方。
在新政方面,刘铭传更是鼎力支持李鸿章。1885年起,刘铭传抚台时所办新政和李鸿章在大陆所办新政类似,仅规模大小、涉及范围大小有所区别而已。
一个有思想的人,需要有人把自己的思想呼应实施;一个有能力的人,需要有人帮自己贯彻执行。一个成功的统帅,手下不能没有得力干将。李鸿章在政坛的不倒,与刘铭传这样的干将的鼎力支持是密不可分的。
4.唯才是举,成就行走官场的霸气
一个好汉三个帮,人在“江湖”漂,没有几个好帮手是不行的。
晚清政坛这个江湖有点乱,因此要想在此间混下去,更需要得力的帮手。李鸿章叱咤风云几十年,与其得力帮手是分不开的。
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是识人用人的高手,但李鸿章跟曾国藩在用人上还是有所不同的。
就队伍结构而言,曾国藩的湘军主要将领都是读书人,其中有科名的达三十多人。而且,曾国藩本人也不太欣赏那些只会打“肉搏战”的“莽夫”。所以他把没有文化不识几个大字的太平军旧将程学启转给了李鸿章。
在李鸿章的淮军中,十三营淮军的十一位将领中,只有举人、廪生各一人,主要将领都出身低微:刘铭传是盐贩子,张树声兄弟、周盛波兄弟介于土匪和刁民之间,吴长庆则兴于行伍……太平军叛将、原湘军旧部程学启到了李鸿章那里后,也是如鱼得水。
曾国藩对部下,经常是跟他们讲道理,讲忠孝节义。李鸿章更多的是讲义气,讲利益,李鸿章不太喜欢迂腐的读书人,在他看来,只有下层的人物才不迂腐,才能脚踏实地做事。
概括来说,李鸿章的用人原则就是“唯才是举”,这让他在清政府的政坛上少了曾国藩的亦步亦趋的拘谨,而多了一分大开大合的霸气。
李鸿章一生主要的成就就是军事、洋务、外交,军事方面,李鸿章手下有像刘铭传这样的大将,而在洋务方面,李鸿章也不缺帮手。
不过对于帮手和幕僚的选择,李鸿章有着自己的标准。最重要的,就是对于西方科技不排斥,并且,有着做实事的能力。在这些幕僚当中,有很多人都是具有新思想的洋务和外交的代表人物,其中,比较着名的有:唐廷枢、冯桂芬、盛宣怀、郑观应、徐润、容闳、马建忠、罗丰禄、伍廷芳、吴汝纶、袁世凯等。其中,丁日昌是比较典型的代表。
丁日昌,字雨生,广东丰顺人。他是李鸿章手下做洋务的得力干将。丁日昌曾因为万安失守被革职,后投奔到曾国藩处当幕僚。李鸿章组建淮军的时候,就想要丁日昌跟自己去上海,曾国藩没有给,后来李鸿章听说丁日昌在广东军营,已经督制出了大小炮硼三十六尊,子弹两千多颗,于是使劲追着曾国藩要人,终于奏请朝廷批准把丁日昌调到上海主持炮局。事实表明,丁日昌办的炮局最有成效,它能制造“田鸡炮”(迫击炮),还有能发射80磅炮弹的“开花炮”。后来,丁日昌一直在李鸿章身边成为“洋务运动”的积极实行者。
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和“中国商父”的盛宣怀,也出自李鸿章幕府。盛宣怀是常州人,有着江浙人固有的聪明和干练。盛宣怀帮李鸿章办轮船、办铁路、办电报、办冶铁公司、办棉纱厂、办海关,还全权代表李鸿章对外进行商务谈判。盛宣怀做事练明敏达,具有实干才能,而且对李鸿章一直忠心耿耿,也是李鸿章的左膀右臂。
李鸿章的洋务,除了军事和商业之外,大公司也是其中重要一项内容,而唐廷枢就是李鸿章做公司的王牌。唐廷枢原先是英国人在中国最大的洋行——怡和洋行的总买办,后被李鸿章挖来,任轮船招商局总办;1876年,李鸿章开办开滦煤矿,任唐廷枢为经理,唐聘用了十多个西洋工程师,装上现代化的水泵、电风扇、吊煤机,年产煤二十五万吨。
除了开滦煤矿外,唐廷枢还兴办了好几家在中国近代史上数得着的大企业。可以说,唐廷枢是李鸿章办实业最得力的干将之一。
李鸿章是当时中国最着名的外交家,在外交方面,李鸿章的幕府阵容也堪称豪华。
马建忠就是李鸿章麾下的外交干将。马建忠家与李鸿章是世交,马建忠的哥哥马建勋在李鸿章平定太平天国时,就在李鸿章的幕府,也是他将马建忠推荐给了李鸿章。马建忠年轻时即精通好几国外语,李鸿章见他聪明异常,便将他送到法国留学,兼任驻法公使郭嵩焘的翻译,还曾受命去印度和朝鲜处理外交。
值得一提的是,马建忠对汉语的语法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构架,他编撰了闻名的《马氏文通》,这是中国第一部较全面系统的语法着作。庚子事变后,李鸿章担任议和大臣,马建忠便一直跟随李鸿章左右,担任外电的翻译。
李鸿章幕府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任用洋人。李鸿章从来就不盲目排外,早在他进军上海之时,他在淮军中,就聘请了一些外国军事顾问。在办理洋务运动时,李鸿章也招募了西方很多有学之士。在李鸿章的西方人顾问群中,有两个人是中坚分子。一个是德国人德璀琳,另一个则是美国人毕德格,他们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李鸿章的幕僚,但起着比一般幕僚更为重要的作用。
德璀琳是赫德当总税务司时的天津海关税务司,李鸿章任用德璀琳为联络官,负责联络那些在李鸿章的工商企业中任职的外国人。毕德格原是美国内战时期的一个骑兵,来到中国后,很快就精通汉语,后成为美国驻天津领事馆的副领事和翻译。之后,李鸿章聘请他担任家庭教师,然后,又让他担任自己的私人外文秘书和翻译。毕德格为李鸿章解读了超过八百部英、法文着作。李鸿章通过毕德格的翻译,打开了对西方世界的视角。
不仅如此,毕德格还为李鸿章物色了不少西洋优秀人才,陪同外国工程师或技术人员赴内地探矿。1895年,毕德格曾随李鸿章一道赴马关谈判,为之收集、提供情报。在李鸿章的洋务运动中,毕德格负责管理在北洋海军里任职的外国人。
庞大的幕府,当然得有一个好管家。
在李鸿章的幕僚中,周馥跟随李鸿章的时间最长。从淮军还在招兵买马之时,一直到《辛丑条约》的腥风血雨之际,周馥一直追随李鸿章的鞍前马后,前后“风雨龙门四十年”,只有去内地任职时短暂离开李鸿章。周馥是李鸿章的管家,无论是筹饷、治河、开矿、办学、修铁路等,李鸿章都交给周馥来办。周馥一生忠心耿耿,直到李鸿章在贤良寺大吐血去世,周馥都一直守候在李鸿章的身边。
一个人的能力终究是有限的,要干成大事,必须集合许多人的能力,这就是所谓的领导力了。所以,一个人领导力的强弱,决定了这个人能集合的力量到底有多大。
李鸿章具有卓越的领导力,所以,他能集合一大批幕僚。这些得力幕僚,不仅把李鸿章的思想付诸实践,而且通过在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的沟通和联络,让李鸿章的筹码不断增加,可以说李鸿章的辉煌正是这些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5.实干,才能让自己无可替代
毫无疑问,李鸿章是一个做事的人。
在一个内忧外患的年代,面对一个积重难返的王朝,身边是一大帮子只会坐而论道的清议官员,踏踏实实做实业,是这个王朝的前途,是这个民族的前途,也是个人的前途。
做事,做手边最应该做的事,这是李鸿章一直坚持的,而这不仅成为李鸿章精神的支撑,人生的支撑,也是李鸿章政治生涯的支撑。
在做洋务方面,存在着求强和求富的争议。求强,就是直接引进西方的军事技术,这无疑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做法。李鸿章除了经营以“求强”为目的的军工企业外,还开始兴办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企业。他从所谓“求强”出发,把西方军事工业移植过来,力图加强清王朝的武装力量。然而,军工企业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整个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环节,把这个环节孤零零地摘取下来,移植到中国,由于缺乏社会经济发展的稳固基础,结果发生了许多畸形现象和一连串的困难。
经费来源枯竭,原料燃料供不应求,转运维艰,技术落后,人才缺乏,管理制度混乱等等,堵塞了军事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通道。为了解决这一些问题,就必须为军事工业建立完整的近代工交体系。因为“武器的生产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的”。于是围绕军事工业而兴办民用企业的问题就被提到日程上来。
正是出于这样的动机,李鸿章把学习和模拟西方作为救国的急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