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接过来翻看了一下，低声问道："这报告是你做还是我做？""当然是你局长做呀！"我不假思索地答道。顾准莞然一笑："既然是我做报告，那就应该我自己动脑筋，自己动笔头，怎么能叫你代劳呢？"诚能动人。"大脑袋"活动激发了广大财税干部的主人翁意识，也提高了中共在群众中的威望。一位头发花白的员工激动地说："我做了半辈子旧机关的小公务员，从来都是在局长面前低头听训，而现在却是局长和我们一同商量。上面没有官架子，下面没有畏惧心。"然而，也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一次，听完顾准的报告后，小伙伴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局长不是常说我们是国家的主人吗，怎么还称我们是"留用"呢？""喊我们"留用人员"根本就是给我们划了条界限！"的确，接管的税务局，一半以上的员工都是从旧机关转过来的，心里埋藏着挥之不去的自卑感，甚至认为新领导未必会对自己坦诚相待。而这种长期压抑的委屈，又因顾准一口一个"留用人员"的无心之失发酵成强烈的失落感。顾准得知后，自责不已，专门在大会上作了检讨：
同志们，作为一个领导，我曾错误地称呼你们，我向你们道歉。你们是旧社会走过来的人，为了养家糊口，不得已才到旧机关工作。但在新社会，你们用自己的劳动证明了和我们一样都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大家都是革命队伍里的战友，是平等的，是同志。我们应该互称同志才是！
自此，"局长检讨"在全局上下传为美谈。
为了让顾准更好地工作，市府将一栋三层的洋房分给了他。楼前是一个将近一千平方米的西式大草坪，院内摆满了盆栽与花坛，楼后还有一个车库。除此之外，政府又给他配了秘书、警卫、司机、门卫等九名工作人员，但顾准从来只以平等的同志关系待之，极少使唤他人。刚搬进来时，顾准一眼就瞥见了客厅里那套奢华的硬木家具。他想都没想，便让人统统搬走，一件不留。顾庆莲不乐意了。好不容易熬出头，儿子当了大官，改善改善生活都不行吗？
顾准见母亲执意要家具，怎么劝也没用，只好跪下来求她撒手。看儿子长跪不起，顾庆莲便也不再坚持。
于是，所有去顾准家做客的人，都看到宽大的客厅里只摆了几张破旧的沙发和茶几，显得空空荡荡。
顾准却不以为意。警卫员不止一次向汪璧感叹，说真不知首长的精力从何而来，似乎用之不竭。
汪璧也很郁闷，孩子们总盼望临睡前能见上晚归的父亲一面，可连这都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
当时的上海，三个局长最忙，一个是公安局长扬帆（1912-1999），一个是工商局长许涤新（1906-1988），还有一个就是财、税局长顾准。
组织上给繁忙的顾准配了三个秘书，其中税务局的秘书刘方锦跟他关系最近。
工作中，刘秘书发现顾准有一门绝活--速写。一次，他起草讲稿，一个小时写了70张纸，刘方锦连抄都来不及。
通过仔细观察，他发现顾准握笔的姿势很奇怪，笔身同桌面夹角小于三十度，笔尖斜抵着纸飞快地滑动，一个个俊秀的小字便像流水一样源源不断地淌了出来。
对顾准而言，一边主持财务局的党代会，一边写税务局的年度报告，同时对别人的发言做摘记，完全是家常便饭。在召开办公室会议时，他总是让各处处长先说，待大家都发过言了，才画龙点睛地总结几句。有时甚至连总结都没有，只说一句："好，既然各位都清楚了，散会！"1950年5月，市委第二书记刘晓宣布顾准正式兼任市政府副秘书长。这项任命的政治信号非常明显：顾准已隐然成为上海市副市长的候选人。
前途无量的他吸引了众多年轻漂亮的上海女孩，公开示爱追求的没有一个连也有一个排。有的听了顾准的报告后，专门跑到后台去看真人，要签名；有的干脆直接在市府门口堵顾准的专车，当面递情书。
一次，刘方锦在办公室拆阅群众来信，无意间发现一封含情脉脉、令人脸红的情书。他将信纸小心地塞回信封，交给顾准："局长，这是您的私人信件。"顾准看完后哈哈大笑，并不避讳："以后再拆到这样的来信就不必拿给我了，直接处理掉。"这是顾准人生辉煌的顶点。
新中国成立伊始，全国各地的征税工作统一采取"民主评议"的办法，即由一两个工商界著名人士在行业会议中提出各户应摊派的税额，大家点点头就算通过，以后便按此交税。
而顾准在上海搞的"自报实交，轻税重罚"可谓自行其是，独此一家。
弊端很明显："自报"是否符合真实情况需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但对上海工商业如数家珍的顾准却相信一切在他掌控之中，毕竟绝大多数从业人员对税务的认识都是从他和潘序伦那几本书中学到的，又岂敢班门弄斧？
再加上"轻税"的红脸和"重罚"的黑脸，顾准觉得税务工作已被他安排得井然有序。
中央则不作此想。有关部门领导认为这是为资产阶级逃税漏税大开方便之门，再三发电训斥顾准，责令上海整改。顾准坚持己见，执意不改，但为了减轻上面的压力，在听取苏联专家的建议后，他提出一套"专管查账，店员协税"的中和方案。首先，根据普查将所有税户分为三类：一、账册齐全的工商业大户；二、账册齐全的中小企业；三、没有账册的个体户、夫妻店。
第一类由市税务局稽核处专管查账，第二类由区县分局专管查账，第三类则不查账，只收定期定额的工商税。
由于新办法科学公正，一出台便受到企业的欢迎。在陈毅的力挺下，上海全面推行顾准的征税方案，收入激增。
1951年12月，陈云在一次党中央的会议上表态，说"顾准的方法是对的"。于是，这套税务制度开始在全国施行，并一直沿用至今。
时隔多年，上海财税系统的老职员提起顾准仍充满敬意："顾准局长来事（能干）！大老板、小摊贩，谁敢在顾准手里逃税？"争论结束，真理打败了谬误。然而，因为得罪了某些高层，顾准今后的人生之路注定崎岖坎坷。一种传言开始在官场上悄然流布：顾准这个人就是不服用。
行高于人,众必非之
1952年初，旨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华夏大地上风起云涌地蔓延开来。
二月二十九日，顾准和大家一道走进大礼堂，参加由新近调任上海市委第四书记的陈丕显（1916-1995）主持的党员干部大会。
会场气氛异常，大有山雨欲来之势。时任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刘长胜（1903-1967）代表市委在会上宣布：我市的"三反"运动取得重大胜利，从高级干部中揪出八只"大老虎"，依次是黎玉、顾准、曹漫之、程万里……顾准听到自己的名字，毫无思想准备，大脑一片空白。与会人员向他投来复杂的目光，却只看到顾准那张迷茫而痛苦的脸。
处分是撤销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以观后效。当晚散会后，顾准拖着沉重的脚步，惘然不知所往。他打电话给尚不知情的汪璧，说今晚暂不回家，然后来到市府自己的办公室。
顾准颓唐地坐在沙发上，呆呆地望着这间即将易主的小房间，一支接一支地猛抽飞马牌香烟。
获悉首长遭遇的刘方锦来到办公室，默默地陪领导忍受煎熬。
顾准一言不发，大脑高速运转，半年来的一幕幕像胶片一样在眼前掠过，方才发现今日的"飞来横祸"并非完全无迹可寻。
三个月前，同顾准交好、数次提名他当市政府秘书长的潘汉年，居然一反常态地在一次会议上当着顾准和许多干部的面做了一次口头检查，大意为：顾准的工作是我建议的，建议不当，所用非人。
顾准听得一头雾水，事后专门跑到潘汉年家，问他什么意思。潘没有明确回答，只含含糊糊地说了几句。
紧接着就有小道消息称顾准是野心家，曾放出豪言说，"三年之内当市长，五年之内当总理"。顾准对谣言置若罔闻--反正陈市长是知道自己的。
当初，北京批量抽选地方干部去中央任职。财政部想调顾准担任预算司司长，陈毅征求他意见时，得到的答案是："服从组织的决定。但我是上海人，更愿意在上海工作下去。"于是，陈毅同意他继续留在上海。
上海官场将调入中央部门戏称"入阁"。有同事问顾准"何时入阁"时，他说："入阁后就成了"盆景"，长不成"乔木"了。"因此，说顾准权欲熏心，陈毅第一个就不信。对这个治理上海的得力助手，陈市长是既信赖又感激。
新中国成立之初，一穷二白，而资本云集的上海征税指标远远高于全国任何一座城市。
资本家受损，顾准和潘汉年遭殃。作为分管统战工作的副市长，潘汉年最多吃些闭门羹。而直接从资本家口袋里"抢钱"的顾准就惨了：一边跟中央讨价还价，替上海工商业说话；一边又得完成上级压下来的任务，极力筹钱。最后的结果就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两面不讨好。
一些资本家当着顾准的面恶狠狠道："交税没有，要命倒有一条！"四分之三的税户开始逃税，私营工厂的厂长恶意停产，煽动工人向劳动局要工资，更有甚者，竟给顾准寄来一堆匿名恐吓信，扬言要砍掉他脑袋。
站在资本家的立场，也不容易。以实业大王刘鸿生（1888-1956）为例，当年的大中华火柴公司占据全中国火柴市场的半壁江山，此外还涉足水泥、煤炭、纺织等多个产业。
刘老板在上海滩叱咤风云，是租界工部局（租界最高行政机关）的五位华董之一。抗战爆发后，日本军部胁迫其出任上海商会会长，刘鸿生当场拒绝，连夜乔装出走。
辗转到重庆后，蒋介石宴请刘鸿生，并承诺他只要在大后方发展工业，国民政府将给予原料和资金的扶助。
然而，办厂需要设备，刘鸿生派儿子率人潜回上海，拆除了纺织厂的机器，经历了整整两年险象环生的大搬迁，最后数百吨设备还是在中缅边境成了炮灰。刘念智逃进野人山原始森林，九死一生才跑回重庆。
刘鸿生惊魂一场，落得财亡人疲，无奈之下进了体制内，当火柴烟草专卖局局长。
1949年，刘鸿生听到一则从解放区电台发出的专门针对他的广播：请刘鸿生先生留在上海，不要走。解放军保证按照"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保护刘氏所有工矿企业……加之刘的儿子已加入共产党，各种苦劝，刘鸿生打定主意，留下不走。
结果还是被国民党特务强行挟持到了香港。上海解放后，刘鸿生避开日渐松弛的监视，乘邮轮离港，先是在北京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得到"共产党将保护民族工商业者的私人财产，他们可以保留过去的生活"的承诺，接着回到上海重新接管家业。
刘鸿生的回国在全国工商界引起极大震动，他被任命为华东财委委员，成为共产党怀柔政策的样板。
然而此时，刘鸿生却有上错花轿嫁错郎的感觉，写信给陈毅抱怨道：
"公债买了十几万，现在要交款，还要纳税、补税、发工资，存货卖不动，资金没法周转，干脆把全部企业交给国家算了，办不下去了。"为防意外，公安局长扬帆奉陈毅之命亲自赶到顾准家，要给他配备警卫。顾准坚决不同意，争执之下，最后只增加了一名警卫员和一条警犬。
顾准勉力完成了几次摊派后，实在撑不住了，写信给陈云求救，说实在收不上来了，赖账的、哭穷的、自杀的、假自杀的都有，请求中央指示。
最后，上级下令，逐步调低了对上海的征税额，以稳定人心。陈毅和顾准终于长长地舒了口气……如果联系到紧随"三反"之后的"五反"，那么对顾准的罢官就不难理解了。
表面看，"五反"就是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和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实际目的只有一个：增加税收。
"五反"逼死了一批以卢作孚（1893-1952）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家，彻底摧毁了私有经济在中国的产业和产权基础，为四年后的全面国有化扫清了障碍。它以群众运动的方式，从道德层面将资本家塑造成不劳而获、五毒俱全的反动阶层，使其对自身的存在价值深感自卑和羞耻。
这种意识形态的塑造影响如此深远，以至于其后几十年，为自己谋求财产和从事商业活动竟成为一种难以启齿的行为。
自始至终，没有一个知识分子站出来质疑这场运动。而顾准种种左右兼顾的举措，在全面左转的中央看来，无疑是为资本家大开方便之门。
那是一段极其难熬的日子，顾准常常夜不能寐，卧听路上的车水马龙，直至天色拂晓。好在相濡以沫的妻子一直不离不弃、无怨无悔，并帮他向孩子们隐瞒了这一重大变故。
六月，顾准终于接到了处理结果--降职为华东局建筑工程部办公室主任。
这是一个闲职，顾准不想混日子，入职没多久，便向领导主动请缨，改派到工房工程处当处长。
该处的首要工作便是建造两万套给工人住的工房。由于施工条件差，设备奇缺，几乎都是徒手劳动，顾准干脆把办公地点设在工棚里，和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