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51年，第三任哈里发欧斯曼的使节到达中国长安，进见唐皇，开启了唐与大食帝国友好交往的大门。自此以后阿拉伯等穆斯林主要沿水旱两路往来于中阿之间。水路由波斯湾到马尔纳湾，经盂加拉湾抵马六甲海峡至我国南海达广州、泉州、杭州，再转至长安；陆路则经波斯、阿富汗到新疆天山南北，最后达唐都长安。从唐永徽二年到唐贞元十五年的148年中，阿拉伯遣唐使多达39次。当时唐人称阿拉伯人为大食（Taz或Tazih的译音）人。唐安史之乱，大食应中国之请求，派精兵支援唐王朝，后一些阿拉伯人即定居中国。据史料记载，在安史之乱到长安有更多大食人，其中大部分长期居住在“西市”一带，从事“回回”奇香异药经营。由于盛唐五代时期，阿拉伯与中国的关系最深的是商业贸易，医药方面则是香药进口，有时一处经营香药珠宝者甚至达一二十万人，单香药贸易有时竟达千斤之多，如此大大丰富了中药品种。
香料
在唐代不仅有香药输入中国，与之同时一些医疗技术也传入中国，据史书记载，在唐宋时期，回族先民把中亚、西亚的波斯、阿拉伯的先进医学传入我国。有的人本身就是行医的，有些虽不专门行医，但也熟悉医药，因此，也擅长从事医药贸易。从唐代开始，回回先民对香药推广应用颇多贡献，如用香药防治疾病、薰洗衣物、化妆美容、调味食品、祛邪防腐等。到唐末五代时，最负盛名的回回医药家李珣，人称李波斯。他著有一本独具风格的药学著作《海药本草》，顾名思义，该书之所以用“海药”命名，是因其所收录的药物多来自海外。该书为总结唐末时南方药物与海外药物临床应用的本草学著作，有较高的文献学价值。
宋代，中国与西域的陆路交通不如海路发达，在东南沿海一带如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地集居了大量的大食人，其中不乏香药巨商与医家，且人数日增。由于海上交通频繁，宋皇特命在广州、杭州、泉州等沿海地设“市舶司”以管理海外贸易及对外文化交流。载入史册的有福建蒲氏家族。《宋会要稿·蕃夷七》记载的蒲寿庚，也是宋代著名香药富商。《蒲氏家谱》有“家居西板”，“世秉清真教，天下蒲氏皆一脉”之记载，蒲氏家族兴盛于宋元，衰落于明清，世袭经商大食香药。
宋代的中阿海外贸易较唐代有很大的发展，贸易品种由唐代的珍宝犀牙为主、香药为辅，渐变为以香药贸易为主。就香料而言，就有几百个品种，宋太平兴国七年，宋太祖曾下诏令对海外香药香料放通行的有37种，其中销路广、影响大、比较驰名的主要有：乳香、龙涎香、苏合香油、蔷薇水、木香、丁香、没药、金颜香、安息香、肉豆蔻、檀香等。回回贩卖的这些香料，用途很广，有的本身就是一种药物，也叫香药。有不少香料还可以食，是一种高级营养品，如龙脑、乳香等。回回先民对香料推广应用有颇多贡献，如用香药防治疾病、熏洗衣物、化妆美容、调味食品、袪虫防腐等。回族先民贩运香料数量很大，有的一次就是七八万斤，这与宋时香料消费热有一定关系。“宋之经费，茶盐矾之外惟香之利博。”从皇帝到百姓都有烧香之习。有些达官贵人一夜就焚香几十炷乃至百十炷，有的在面食和宴席食品中加入香料，专门做香料食品。有些名贵香料还被制成各种药品，治疗各种疾病。由于大量香药的引进，从而大大丰富了中医方药及治疗方法。宋代医方较唐代医方在香药的应用或组方上有明显变化，就《太平圣惠方》而言，仅卷四十八“诸心痛门”以香药命名的医方有：沉香散3首、沉香丸1首、木香散6首、木香丸6首、丁香丸1首；《圣济总录》卷56“心痛门”以香药命名的医方有木香煮散、木香汤、豆蔻汤、丁香汤、沉香散等31方次，计应用香药8种。《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是宋代政府和剂局的成药配本，书中以香药命名的医方不下30余种，其中有不少名方，众所周知的苏合香丸、至宝丹、牛黄清心丸等便是。苏合香丸中15味药就有13味是进口药，至今苏合香丸对于中风所致的神志不清、牙关紧闭、半身不遂等重症有明显疗效。其间，大食医家及学者功不可没。
宋代在社会上广用香料、香药薰衣、焚香、啖香之际，礼尚往来亦常以香药作为馈赠佳品，用香药配制的药茶甚至一度成为社会生活中的时尚。皇权贵族之间也视药茶为馈赠佳品。民间百姓们不仅用香药治病，而且也用于消毒。泉州有香料文献记载：“蕃药能治冷气，医学多用之……泉人每岁家无贫富，皆燃之如燔柴”。现代研究，燃烧香料，对于防止传染病传播和扩散有一定作用。这种习俗，自古至今，不仅在回民中间流行，在闽南地区其他民族中也同样流行。
1206年蒙古国建立后的三次西征，给各国人民及本国人民带来严重灾难，但也开通了东西方交通的宽阔大道，在客观上对与阿拉伯医药交流的发展增加了很大便利。同时，为适应自身生存与军事扩张的需要，蒙古军队对包括医生在内的各种匠艺人员采取了一定程度的保护措施。
在当时来往的一些使节中，世颇有本身即为医生或留意于医药者。如1254年由鲁本国（今日土耳其）派遣东往觐见蒙古宪宗蒙哥的使节叔札乌丁，就是一名医师，其后不久，有中国使节常德自和林（即哈喇和林，窝阔台于1235年建为蒙古国国都，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厄尔得尼召北）西行觐见旭烈冗，由刘郁撰《西使记》记其事，书中记载了一些关于回回医药的见闻，增加了当时中国人对回回医药的认识。书中所载的阿只儿、阿息儿、奴哥撒儿三种回回药物，后来《本草纲目》即据以收录。
元代一统天下，将国内民族分为四等，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及南人。穆斯林则是色目人中的主要分子，他们往往与蒙古人享受同等待遇，无论在法律上或事实上都优于汉人，同时在元代“回回”一名开始代替“大食人”，被人们认为信仰伊斯兰教者的名称。
元廷专设有“西域侍卫亲军”等主要由回回人组成的侍卫部队，为了满足大量回回军士的医疗需要，以及处理回回药物的输入等有关事宜，忽必烈时期先后设立了西城医药司、京师医药院、广惠司、大都（忽必烈定为元都，今北京）与上都（即开平，元夏都。今内蒙正蓝旗东）回回药物院及回回药物局等6个回回医药专门机构，研究推广回回医药，并专为宫廷、达官贵族及宿卫炮制回回药物及和剂。
回回药物与验方在当时社会上引起普遍重视。在秘书监中还保存有《忒毕医经十三部》。约有60多种回回药物由中亚传入，可治多科疾病。据《常德西使记》载，中亚的几种特效回回药物和剂方是：阿只儿，状如苦参，治马鼠疮；妇人损胎及打扑内损，用豆许咽之自消。阿息儿，状如地骨皮，治妇女产后衣不下；又治金疮脓不出，嚼碎敷疮上即出脓痊愈。奴哥撒儿，形似桔梗，治金疮。肠与筋断者，嚼碎敷之自续。陶宗仪撰《辍耕录》载，当时回回药物和剂方有的“可治，一百二十种症，每症有汤引”。除在元廷任职外，还有很多回回医生散居中国各地，在民间行医或卖药。在元人的诗文笔记中，记载着不少赞誊回回神医奇药的篇章，足见其影响之广泛。
元代回回药物输入的途径之一，是诸汗国的“进贡”。伊利汗合赞、不赛因诸王先后多次遣使向元廷进贡，在所贡物品中，回回药物占了很大比重，其中多有珍奇之品，如1332年10月，不赛因“遣使贡塔里牙八十八斤”，即属此类。1320年7月回回太医进药“打里牙”（即塔里牙），一次酬其值竟达15万贯之巨，其进药数量之大足以想见。上述药物的进贡，由于一般均从元廷领取大量的回赐，实际上带有贸易的性质了。
忽必烈时期采用的促进农业和工商业发展的经济政策，直接或间接促进了中外医药交流的发展。如对外贸易的繁盛，直接带来了与阿拉伯、东南亚等地的药材贸易的兴旺，这不仅是元代中外医药交流的一个重要方式，而且也成为元代中后期这种交流的一个显著特点，元代的对外贸易分陆路和海路，在南宋灭亡以前，陆路贸易是重要的。沿着古代的丝绸之路，商队络绎不绝，通向中亚、西亚和黑海北岸。回回商人是当时对外贸易领域中最活跃的势力，回回药物是他们经营的主要货物之一，有不少回回商人还直接在各地以卖药为业，这种习俗一直延续到元以后。元代统治者对回回药物很感兴越。如自波斯等地运入的橄榄油，他们“皆以重阶收买之，宝藏之，视若无上之药物”，在《回回药方》中可看到不少方剂内运用此药。回回药物输入的另一途径是经海路。据元人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当时中国商船在同波斯湾地区的贸易中，运回不少药材，如伊朗哲朗岛的丁香、豆蔻、苏木、麝香；挞吉那（今伊朗塔黑里一带）的水银、硫黄，加里那（今伊朗西南沿岸）的水银、苏木；波斯离（今伊拉克巴士拉）的大风子、肉桂等。元代大量回回药物的输入，及一些回回药物在实际中的应用日益广泛，促进了当时人们对回回药物的认识和研究，某些回回药物并为中国本草学所吸收。逐渐华化为后世所习用的中药。《饮膳正要》在药物方面，也注意“本草有未收者，今即采摭附写”，收载了马思答吉、必思答等一些回回药物。
除药物外，当时还有大量回回方剂也输入中国。《史集》提到，当时有一些峻烈的蒙古药剂，被称为“合只儿”，这一名称的语源来自“合迪儿”。而“合迪儿”一词为阿拉伯语“伟大”、“强盛”之意，显然，这类药剂与阿拉伯医药有着密切关系，在《饮膳正要》、《回回药方》等医著中，尤其是后者，更收录了众多的回回方剂。又如当时蒙古统治者对一种原产于回回地面的称为“舍儿别”的糖桨制剂很感兴趣。我们知道，糖浆制剂、果实浸剂等是阿拉伯医生在中世纪时的药物实用领域中获得的重要成就，并为阿拉伯医药中习用的药剂。舍儿别即属元代时兴的此类制剂，当时因果品取用之便，元廷下令在闽浙、云南等地专门制造，并作为地方贡物而源源不断输入中原。舍儿别一类制剂，至清代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中尚有记载。
现存《回回药方》，（残卷）是研究元代中外医药交流史的一部值得重视的著作，它较为充分地反映了有元一代中外医药交流，尤其是与回回医药在临证实践方面交流的丰硕成果。书中载有一些古回回医人姓名，从现存残卷辩识统计，共约20名左右。这些古回回医人中多有中世记时著名的阿拉伯医药学家。《回回药方》不但是一部反映元代与阿拉伯的医药交流的总结式著作，实质上也是世界范围内东西方长期医药交流与融合在中世纪末的一个宝贵总结，是研究世界医药交流史的一部值得重视的中国医药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