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还没有哪个社会学研究者，来研究过北京的市民。这里说的市民不是广义的市民——从广义上说，凡居住在北京城的人都是北京市民；这里说的市民是指那些“土著”，就是起码在三代以上就定居在北京，而且构成了北京“下层社会”的那些最普通的居民——这“下层社会”自然是一个借用的语汇。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北京城的任何一个居民，人格上都是平等的，并且已不存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层次区分，因此，要准确一点地表述，就应当这样概括他们的特点：一、就政治地位来说，不属于干部范畴；二、就经济地位来说，属于低薪范畴；三、就总体文化水平来说，属于低文化范畴；四、就总体职业特征来说，大多属于城市服务性行业，或工业中技术性较差、体力劳动成分较重的范畴；五、就居住区域来说，大多还集中在北京城内那些还未及改造的大小胡同和大小杂院之中；六、就生活方式来说，相对而言还保留着较多的传统色彩；七、就其总体状况的稳定性而言，超过北京城的其他居民——因为不在“官场”，所以没有“宦海浮沉”的戏剧性变化，因为不涉“文坛”一类的“名利场”，所以也没有多少荣辱明灭的敏锐感觉，他们离政治较远，既没有被当作过打击、批判的重点，也没有被当作过平反起复、落实政策的对象。文学艺术也很少把他们当作描写重点。有的人干脆鄙夷地称他们为“小市民”，或一言以蔽之曰：芸芸众生。
但他们的存在及其素质，实在是强有力地影响着北京城的总体社会生态景观，所以倘全面致力于北京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提高，就不能不研究他们、体察他们，从而引导他们、开化他们。请每一个自我感觉是外在于“小市民”的“大市民”考虑一下：你的生活离得开“小市民”吗？你不可避免地要在商店里遇见他，在公共电汽车上遇见他，在人行道上遇见他，在公园里和影剧院里遇见他，在饭馆里和冷饮部里遇见他……一句话，你其实是离不了他。你之所以能保持一种“大市民”的优越感，恰恰是由于有许许多多的“小市民”在社会上为你以及你引以为同类的人，填补着你以及你引以为同类的人所不甘、不屑去填补的社会空隙——并且绝非小而无碍的空隙。
人们总是一再抱怨：服务行业的一些服务人员，服务态度怎么总是不好？工厂的一些青工，“小市民”子弟，怎么总是那么粗野、颟顸、放纵？通过思想教育、批评表扬、奖励惩罚乃至于“严肃处理”等手段，当然也解决了不少问题，然而，人们似乎还需要从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的社会属性和特殊文化、心智、心理、教育结构上，去进行细致的研究，从而摸索出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教化手段来，恐怕才能更有效地解决问题。
当然，他们当中的情况又人各有异。
卢宝桑是怎么个情况呢？
卢宝桑的父亲和母亲，都属于北京城内世代的城市贫民。
到晚清时候，北京城内最下层的贫民大体上分布在两个区域：一个区域是内城的钟鼓楼一带，所谓丐帮（乞丐集团），大体上就麇集于此，每天白天由此向东、西、南三个方向推进，四处求乞，晚上再返回钟鼓楼附近的“营盘”（门洞、街檐、穿堂、窝棚）；另一个区域就是外城的天桥一带，天桥虽然也有乞丐，但其主体却是各色耍把式的人物，他们不大流动，一般就居住在龙须沟、储子营一线往南的杂院破屋中。
卢宝桑还记得他的爷爷，他爷爷1957年才得病死去。他记得最清楚的一点，就是爷爷晚上有穿着鞋睡觉的习惯——等他长大了他才知道，那是因为当年一到冬天，乞丐们难以生存，晚上便聚集到“火房子”中去过夜。所谓“火房子”，就是摇摇欲坠的颓败官房（当年可能是官府巡街的“执金吾”们碰头的地方），房中已片物无存。乞丐们在房中挖一个坑，拾一些树棍点燃一堆火，围烤之后，便不分男女老幼地胡乱躺下一睡。因为有鞋的乞丐怕无鞋的乞丐将自己的破鞋穿走，所以一概穿着鞋睡觉。据说当时丐帮的帮规是：凡别的乞丐到了手、上了身的东西，其他乞丐如果强夺、偷拿，便要处死；但凡别的乞丐脱了手、离了身的东西，当面捡走、取走却都名正言顺。
卢宝桑的爷爷一度当过“杆头”，即“花子杆儿”。如今有出京剧《豆汁记》还经常演出，戏里面那金玉奴的父亲金松，便是个“杆头”，而且是个好人。所以卢宝桑由《豆汁记》而对京剧好感，又由《豆汁记》而对跟薛大爷他们同院的澹台智珠好感，并由此又使他那粗粝的灵魂中增添了一点朦胧的温柔——这且不去说它。
卢宝桑爷爷那一辈的乞丐，是把求乞当做一种职业的，同当年钟鼓楼的当铺以苛酷著名一样，当年钟鼓楼的乞丐也有“刁民难惹”的声威。逢到官商富民有婚嫁寿喜的红事，丐头便率先跑去“祝贺”，门房、账房倘若不予理睬，甚而驱赶叱骂，那么过不了多久，在丐头指挥下，众乞丐便会轮番跑去骚扰，花样迭出，直到门外来宾与门内主人不堪忍受，命令门房、账房散钱施舍，他们方会渐次收兵。
当年的乞丐有“软乞”、“硬乞”、“花乞”、“惨乞”诸种不同的求乞方式，大有京剧分生、旦、净、末、丑不同行当的意味，而同一行当中则又分化出不同的门类，如京剧旦行中又有正旦、青衣、花旦、闺门旦、泼辣旦、玩笑旦、武旦、刀马旦等等，各种行乞行当中又分出许多种不同的求乞花样。所谓“软乞”，多为老弱妇女乞丐，以哀求哭喊达到目的，针对不同的对象，口中数来宝式地吐出诸如此类的话语：“太太给我两个钱，太太长寿万万年。”“乌龟上门来，老板大发财。”“老爷大施恩，抱子又抱孙。”……“软乞”中又分“坐乞”和“叫街”两种，“叫街”在游动中有时也收起哭腔露出凶相，喊出诸如“不给财，我不来，你剩下残钱买棺材！”“你不给，我不乞，看你子死急不急！”一类的怪话，但毕竟还属于软磨的范畴，与“硬乞”不同。“硬乞”的多为青壮年男子，嘴上不一定有那么多功夫，主要靠动作、行为取得效果。一般又把他们的求乞方法称为“做街”，如手执两把长刀或两块整砖，不断拍击裸露的胸部，使胸部红肿见血；又如口衔数枚长钉，手持砖头一块，当众把长钉插入头部一个肉疙瘩中，以砖头击砸，钉缝中鲜血迸流，凄厉可怖；再如用一条带铁钩的铁链，将铁钩剜入锁骨之中，拖着铁链行走，铁链尾端往往还缀着一个铁球，击地当当有声……“花乞”则是借用一些最原始的杂技手段，如舞“莲花落”（手执一竹竿，每节挖几个眼孔，眼孔内贯几个制钱，边舞边乞）、打“玉鼓”（手持一个竹筒，一边绷着猪尿脬，以手指弹拍出变化的节奏）、“点风头”（在印堂中插一根粗针，针尖顶住一只粗碗，一面摆动一边求乞）、耍青蛇、拿大顶等等。“惨乞”则是指残废乞丐的求乞，如“看照壁”（下肢残缺，以烂布系着膝盖、护着臂部，坐在地上移动）、“翻太岁”（手足全残，在烂泥中翻滚）、“解粮草”（残废乞丐倒卧小木车中，两乞丐伴前挽后）、“驮石头”（男丐背负残废女丐过市）等等。
同薛家同院的荀兴旺师傅，小时候也跟着母亲要过饭，但那是农村荒年穷苦农民临时性的谋生方式，与北京城内当年丐帮的职业性乞讨的生活方式，有着质的不同。实际上这两种人不仅心态不同，所呈现出的外在相貌往往也有很大的区别。卢宝桑的父亲卢胜七，成年以后大体上属于“硬乞”的行当；北京解放的时候他已经36岁，还没成亲，直到1950年被政府救济安置，当了蹬平板三轮车的工人，才算有了个真正能有益于社会的固定职业；1952年他奔40岁去的时候，才娶上了卢宝桑的娘，而她当时也已经35岁了。这一对晚婚的夫妻在婚后第二年有了卢宝桑这么个独生子。
曾经在北京市内的货运事业中起过重大作用、并至今仍起着一定作用的平板三轮运输业，长期以来属于合作社即集体所有制性质，细细考察起来，其中的三轮车工人，经历纯洁的城市贫民固然占一定比重，但也不乏两股旧社会的沉淀物：一种即是卢胜七式的贫民，贫则贫矣，而又并无劳动资历，大都是过去的乞丐、混混、破落户的败家子弟等号人物；另一种则是解放前下层军官、警察、帮闲中罪行较轻、民愤不大的那伙人，经过一段审查、教育，或宣布为管制分子，或免予法律处分，因他们与上一类人物一样，并无一技之长，所以其中一部分也安置到了平板三轮运输工人的队伍之中。这两种人有着若干共同点：缺乏劳动习惯，精于抽烟喝酒；缺乏自尊自爱，惯于谈男说女；贪小利却又讲义气，善挥霍却又能吃苦……当然，绝非人人都是这样，而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他们的消化、改造，他们中的多数人也确在不断地发生着弃糟粕、增精华的可喜蜕变。
但是，把他们完全消化、改造为新人绝非易事。须知改造溥仪、改造战犯也有他较易入手的一面——他们有文化，可以作哲理性的思考，政治立场一旦转变，倏忽可成可爱可敬之人；改造社会沉淀物却有极其艰难的一面——他们没有文化，却有着一肚子垃圾，即使他们政治上没有问题了，他们也还可能散发出可厌可鄙的气息。有一回在鼓楼边烟袋斜街里的鑫园浴池，卢胜七、薛永全、荀兴旺仨人恰好遇到了一块。仨人在最烫的池子里泡够了身子以后，就都到外头卧榻上躺着歇息。这时候如果有人注意观察他们，就会发现他们尽管一眼望去都不属于干部、知识分子，而属于劳动群众范畴，但各自在体貌、气质上，又有着明显的差异。
荀兴旺师傅皮肤黧黑、粗糙，但肌肉饱满、匀实、紧凑，整个体态给人一种粗犷而充实的美感。这主要不是因为他比他们要小上几岁，而是因为他是一个从小从事正常体力劳动的生产者和战斗员，开头是种地，后来是当解放军，最后当产业工人。
薛永全师傅皮肤白中透黄，体态略偏肥胖，但又处处显露出艰辛生活所留下的痕迹——他把两块雪白的大浴巾那么一围、一披，再往卧榻上那么一躺，你就是不知道他当过喇嘛，也能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寺院中的卧佛，那形象很难说美，却也绝不丑陋，也就是说，望去还是顺眼的。
卢胜七的皮肤是一种很难形容的土褐色，脑门上有个畸形的肉疙瘩，那是当年搞“硬乞”时，有意培植起来以供铁钉插入的；右胸上有个怪模怪样的伤疤，则是当年在“硬乞”中钩以铁钩的所在……和他的许多蹬平板三轮的同行一样，他们从三四十岁才开始从事正常的体力劳动，因此，一方面他们不可能再根本改变早已完成发育的体型，另一方面他们的骨骼、肌肉系统又不得不拼命尽力为适应新的负荷而变形、增生，因此他们的体型大都变得格外古怪。卢胜七就是如此：胸肌并不发达，而腹肌紧凑，上膊精瘦而下膊粗大，腿部青筋暴凸，整体形象令人不禁联想起一只螳螂或蜘蛛来。
他们的气质就更加不同。荀兴旺要了壶茶，就用浴池的茶叶，服务员来冲水时，他亲切而自然地同服务员搭话；从他的表情上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出，他觉得服务员同自己是阶级兄弟，现在人家为他服务，另一场合他也许就为人家服务。薛永全也要了壶茶，也买的浴池的茶叶，但他只将袋茶的封口撕开三分之一，倒入壶中一半茶叶，然后将纸袋折好，将另一半茶叶留下，以备带回家中；当服务员冲水时，他欠身连道“劳驾您哪”，礼数极为周到，但多少显得有点世故。卢胜七可大不一样了。他是自带的茶叶，用小扁铁筒装着——待人家的茶都沏好了以后，他才取出那茶叶筒，连连对人家说：“用我这沏吧，用我这沏吧，我这是一块二一两的正庄货……”人家自然辞谢，他便把人家的茶壶端过来，掀开盖儿看不算，还把鼻子凑拢去闻，龇牙咧嘴地说：“不灵不灵，这五毛钱一两的色儿不正，味儿不纯，喝了拉嗓子眼儿。”评论完了把自己的茶叶筒盖子打开，硬凑到人家鼻子底下让人闻：“闻闻我这是什么味儿！”他高声吆喝着催叫服务员，让人家来给他冲茶，人家端来了茶壶，他拉过来从壶盖检查到壶嘴，挑出了一大串毛病……当人家往壶里冲水时，他斜倚着，微闭着眼，分明是在享受着一种伺候……
卢宝桑的父亲卢胜七跟薛永全、荀兴旺就这么着大不相同。
卢胜七1982年已经69岁了。他早已退休。他养了一只画眉、一只蜡嘴，为它们置备了精致而昂贵的鸟笼、食罐、罩幔等器物，前者养着为听鸣唱，后者养着为观衔球。卢宝桑总成不了家，跟父母合住，便把他那间屋的整堵墙排满了自焊的方形鱼缸，养的都是热带鱼，有神仙、吻嘴、蓝曼龙、虎皮、斑马、玻璃帆船、五彩金凤等许多品种，鱼缸里还栽培着玉簪、皇冠、如莲、香蕉、牛舌、菊花等各类水草。由此可见他们父子二人的物质、精神生活，毕竟与祖辈已有了很大的不同，但从丐头爷爷身上所渗透下来的一种乞丐心态，以及从父亲卢胜七身上散发出来的“硬乞”精神，却还是不难从卢宝桑身上寻到烙印。
而卢宝桑之所以成为卢宝桑，却还不仅受熏陶于父系，也受熏陶于母系。
他母亲卢黄氏，出身于天桥——与钟鼓楼遥相对应的南城贫民集团。据说从敌伪时期到解放前夕，天桥有所谓“八大怪”，他们当中有：“大金牙”（拉洋片儿的，徒弟叫“小金牙”）；“云里飞”；（唱小戏的，穿戴的是纸糊的行头）；“蹭油儿”（卖一种去油污的东西，边唱边卖）；“管儿张”（用小竹笛放入鼻子里吹，能奏出各种曲调来）；“王半仙”（同闺女一起变戏法，主要的节目是舞白纸条，纸条能在他们父女手里里外蹦、上下套）；“宝三”（表演中幡、摔跤的）；孙洪亮（卖虫子药，边卖边唱，后来居然成为一霸，购置了铺面，欺压百姓，解放后被镇压）；“大兵黄”（曾在军阀军队中当过下级军官，身板特奘北京人把特别健壮称为“奘”，音zhuǎng。，他每天在天桥摆一圈凳子，卖点跌打损伤药，但他既不表演杂耍，也不表演武艺，而是坐在那里，甩开嗓门大骂，骂时局，骂贪官，骂污吏，因为他骂得有理，骂得痛快，所以天天有人坐成一圈听他叫骂。他穿一身陈旧的灰军装，山东德州口音，撂着辈儿骂脏话，竟因此得名）。卢宝桑的母亲，传说就是“大兵黄”的女儿，不过人们也只是私下窃议，除了派出所的户籍警，似乎也没有人敢去当面问她，而户籍警对此好像也从未产生过多余的兴趣。不管这传闻确否，从卢宝桑母系那儿，他确实又熏出了一种敢说敢骂、敢打抱不平的气概。
且说在薛纪跃办喜事那天，卢宝桑作为首先到达的亲友，一进门就给薛家带来了诸多不快。他来的最直接的目的是为了大吃大喝一番，他也并不掩饰这一点，所以他迈进了新房，见到薛纪跃并无什么贺喜的例话，先问薛纪跃索要三五牌香烟，未能遂愿后，他只好降格地权抽“礼花”。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他便站起来在屋里转悠，最后转到五斗橱前，踮着脚尖研究着墙上的结婚照。忽然他“嗤”地乐出了声来，那是一种阴阳怪气的闷笑，笑完他挨近薛纪跃身边，凑拢薛纪跃耳朵问：“怎么着！没先玩玩？我看她够你招呼一气的！”
薛纪跃脸刷地红了，气急败坏地把他一推：“去你的！胡！”
卢宝桑宽容地冲薛纪跃挤了挤眼，便叼着烟卷出了新房。他麻利地拐进了充当临时厨房的苫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