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作为两广总督的叶名琛，采取“六不”措施战败被俘，在中国近代史上又留下了屈辱而令人费解的一页。叶名琛的悲剧固然有其身的原因，而更重要的根源是在清廷内部的举措失误。
叶名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初，任两广总督兼对外交涉事务的钦差大臣。这样一个重要的封疆大吏，却以采取“六不”一一“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措施和为英国俘虏屈死后竟为咸丰帝夺爵的笑话而遭到后世的嘲笑。然而，叶名琛的笑话，不仅有他个人自身的原因，更是由于清政府的错误政策造成的，是清政府错误政策的牺牲品。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清朝的对外方针一直是：“上不可以失国体，下不可以开边衅。”尤其是当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清政府把主要力量用于镇压农民起义及通过对外贸易获得军饷时，清政府便把上述方针看得更为重要。这条方针无论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是一个让人殊难两全，不可能实行的死方针，然而，尽管英国已进攻广州，边衅已开，蒙昧自大的清政府却死抱这一方针不变，多次谕令叶名琛“既不可意存迁就止愿目前，又不可一发难收复开边患。”叶名琛只得在这“宽猛两难”中，只得一唯朝廷意旨行事，“常以雪大耻，尊国体为言”。
当然，叶名琛愿意严格执行清政府这样一条前后矛盾的死方针，与他本人的出身、经历和知识有密切关系。叶名琛（1807—1859），字昆臣，湖北汉阳人。从其曾祖起，世代为官。道光十五年（1835）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从此踏进仕途，且十分顺遂，到道光二十八年（1848），已成为广东巡抚，从人仕到成为一方大员仅13年时间，可见清廷膺寄之重。到咸丰二年（1852），授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可谓青云直上，这造成了他对清朝皇帝的感恩心理与绝对的忠心，因此在处理政事中，一依皇帝旨意行事，不敢稍作更移。
在知识结构上，在传统教育方式下培养出来的叶名琛，迂腐，喜大言，缺乏世界知识。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腐儒，却通过两件事的偶然成功，获得了擅办外交的美誉，更增加了他对清政府那条前后矛盾方针的坚定性。一是道光二十九年（1849）三月，英人欲入城，巡抚叶名琛与总督徐广缙采用的办法是一方面向英国人宣示不准进城的“假圣旨”，以不失天朝国体，另一方面又加强海陆边防，并利用当时民众反进城的声势，企图以兵威吓退侵略者，以达到“不启边衅”。他这办法本是行不通的，但由于当时侵略者准备不足，不想在这个时候打仗而搁置于入城的要求。因而使叶名琛等人这次获得了意外的成功。二是叶名琛处理的一件洋教士潜入内地的案件，他用的办法是强硬的“申列条约，奏交各国领事，严加约束，勿任复至内地。”由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没有洋教士可到内地传教的条文，所以叶名琛这次又获得了“不失国体”、“不启边衅”的成功。然而，面对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准备并不充分的英国侵略者，清政府的对外方针已不能实行，如今面对蓄谋已久的英法联军，清政府的这条方针就更是行不通了，死抱这条方针的叶名琛，只得采取“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六不”措施，以任凭侵略者宰割的态度来表现自己对清政府的忠心和对清政府所定政策的坚决执行。
由于清政府明文规定不开边衅，叶名琛相应提出“不战”的对策，既不能战，自然“不守”，因此，“不战”、“不守”四字是清政府外交方针的具体表现。但叶名琛为何又提出“不和”的政策呢？不和政策，主要来自于叶名琛自己反侵略的思想。叶名琛反对外国对中国的侵略，对外国侵略行为一直持强硬、不妥协态度。咸丰五年九月“亚罗号事件”中，英方向中方提出索要人犯的无理要求，叶名琛回答说：“亚罗号非英国船，乃中国船也，中国官入中国船捕中国之海贼，于理为当”，拒绝了英方的无理要求。当广州城已靡烂之时，柏贵派人与敌议和，而叶名琛“仍执不可许进城之说。”叶名琛坚持不许进城是完全正确的，因为阻英人进省城是中国官民在道光二十九年斗争的胜利成果，是中国人民民族尊严的表现，维护了这一点就维护了民族尊严。在英军步步紧逼，广州城岌岌可危的情况下，叶名琛深知备兵抵抗，必获“启衅”之咎，于是想依靠民力来反击侵略者，他发出告示：准许民人对“滋事英匪，痛加剿扑，准其格杀勿论”，又“悬赏格，斩英人头一颗及生擒一名，俱赏银一百两。”在朝廷束缚其手脚的情况下，他能用民力抵抗，决不是屈服投降之表现。
由于叶名琛态度强硬，遭英国侵略者忌恨，因此攻城时炮火“专攻督署”。英军头目巴夏礼、威妥玛及汉奸张同云、李小春等都“大责叶相，恨恨不已。”最后英人掳之而去，目的是侮辱他，以泄切齿之恨。
“不降”、“不走”四字来自于清政府的“维护国体”的方针，无论投降还是逃跑，在叶名琛看来，都有失民族气节，是失国体的，自不肯为，但叶名琛为何又提出“不死”的主张呢？其实，叶名琛还真不怕死，当英军炮轰广州城时，巡抚柏贵的表现是“口噤手颤”，而叶名琛在炮火“专击督署”的情况下，还整理紧要文件“坚不肯避”。但当他被俘上船时，随从人员曾示意他投水自尽，以全名节，他却没有做，其原因是：“我之所以不死而来者，当时闻夷人欲送我到英国，闻其国王素称明理，意欲得见该国王当面理论，既经和好，何以无端起衅，究竟孰是孰非以冀折服其心，而存国家体制。彼时此身已置诸度外，原期始终其事。不意日望一日，总不能到他国，淹留此处，要生何为？我所带粮食既完，何颜食外国之食物。”即叶名琛天真地以为可以用自己还有用之心去同英国国王辩论，当英国国王之面谴责英国的侵略行径，通过个人的努力来说服英国保持同中国的友好关系。其书生之见固属可笑，而其心诚可悯。
叶名琛在印度尚保持着民族气节，他拒绝乘外国马车“游玩”，拒绝食用外国食物，而且还时时惦记着国内的战事：“闻战稍有喜色，闻和则太息耳。”当自己所带粮食用完，遂绝食而死。
综上所述，清政府的无法实行的对外方针造成了叶名琛的悲剧。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初期，在这个变化的时代，上层社会必然出现形形色色的人物，这些人物又会有各种不同的表演，对外国侵略者，有抵抗的，有投降的，还有的则如叶名琛，令人觉得奇怪不解，其实细分析则并不奇怪，各种人物出现，都是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的，叶名琛想抵抗外国侵略者，然而环境和清廷的对外政策制约了他，而他的出身和经历又使他不可能跳出这一樊篱，加上他的愚昧、固执、自负，因而导致了一个悲剧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