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5月14日
北大第三教学楼
文化政治的概念
这一讲的第一部分谈的是比较与可比性。在座的同学们大多是中国文学、比较文学和外国文学专业的，许多同学也对文学批评和文化理论感兴趣。但今天我们的问题不能只限于狭义的文学批评、比较文学研究或文化研究的范围来讨论。因为它涉及到文化和文化意识的根本性问题。我们马上会看到，它是一个哲学问题，一个方法论问题。这里的“方法论”不是一种技术手段，一套批评和论述的工序，而是指向一个价值领域、一个生活世界；更准确地说，方法指向不同的价值领域和生活世界之间的相互渗透和相互竞争的关系。
我们这堂课讨论的基本思路是：真正的比较问题必然引向普遍与特殊的辩证法；而普遍性一特殊性之间的辩证法必然在具体的现实关系和符号关系中重新挑明一种文化政治意义上的、集体性的自我意识。
我们的基本前提是：每一种文化，在其原初的自我认识上，都是普遍性文化，是就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世界、人与神、人与时间等基本生存维度所作的思考和安排。所以我的出发点是承认每一种文化“内在的”（也就是说，未经辩证思考的、未经世界历史考验的）普遍性，而不是把它摆到“特殊性”的位置上。
这并不是说，在我们的框架里面，“普遍的”就一定高于“特殊的”。黑格尔就曾说，思考的途径不是由具体上升为抽象，而是由抽象“上升”为具体。未经批判的普遍性，和未经批判的意识或自我意识一样，往往就是一种黑格尔意义上的抽象，是一种天真幼稚的自我中心主义，一种想当然的空洞，一个没有生产性的“一”或“自我同一性”。所以也可以说，把每一种文化和文化意识都视为普遍性的表述，首先是因为，任何具体的文化或价值体系，在尚未进入同其他的文化或价值体系的历史性关系和冲突之前，根本就连辩证法意义上的特殊性也没有，只有抽象的、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普遍性：它的“特殊性”也是一种空洞的抽象，是对一种抽象的“不同”或“差异”关系的抽象把握。这是一层含义。
与此同时，就像大家已经看到的那样，我们仍要在讨论的起点上为普遍性预留一个空间，一个意义和价值论上的制高点。这不是因为在抽象的概念空间里，普遍性好像“高于”特殊性，而是因为在当代错综复杂的文化交流和文化政治的现实关系里面，“普遍性”或“普世主义”话语的思想和意识形态的运作方式规定了，任何文化和文化意识，任何一个集体性的社会存在，任何一个生活世界及其自我认识，都必须在一个超越了自身抽象的普遍性幻觉的基础上，在具体的历史的现实关系中，将自己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再一次表述出来。不然的话，这种文化或生活世界最根本的自我期许和自我定义就只能作为一种特殊性和局部的东西，臣属于其他文化或生活世界的更为强大的自我期许、自我认识和自我表述。
在历史上和在现实中，正是这种强势文化不断地在刻意重新制定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的新秩序、新法则。文化、价值和生活世界的多样性，说到底是对“普遍性”的定义的多样性。放弃了对普遍性的界定权，就是放弃了一种特殊的具体存在着的文化。这里，普遍性表述的最佳形态不是审美意义上的文化，而是法。
在由世界市场的经济规律支配的今天，文化，无论精英文化还是大众文化，都是以法的形式，有时作为法的替代品活动着的。在现代西方世界，文化和法的重合给人一种“自然”的假象，因为从历史上看，两者统一于市民社会的“自由”概念中。
以美国为例，美国文化、美国生活方式、美国民主和美国宪法是同一样东西。这是一个特例，但它构成了美国作为当代罗马的帝国意识的基本内容。古代世界这样的例子更多。在古代中国，法就是文化。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危机”实际上是文化政治的危机，因为现在的中国“文化”要在西方的“法”面前为自己辩护，要把一套文化语言翻译成一套法律语言，不然就讲不通。在今天，一个中国文化主义者只能同另一个中国文化主义者交流，就像一个教徒只能同另一个教徒谈论共同信仰的神。这不过是中国文化失去了它的“普遍性”的一个旁注。
在这种历史动力学的场域里面，任何一种文化意识，若不有意识地、批判地参与界定“普遍性”的新的含义，就是放弃为自己的作为文化和生活世界的正当性或合法性作辩护。这里并没有“退守”特殊性的余地，因为文化或价值的特殊性只能存在于它同普遍性的关系当中；它同样是一种哲学的“发明”。这就像任何一个词的定义不能离开作为“符号差异关系”整体的语言而存在一样。我们不能接受并使用一种语言，但同时幻想自己能够以一种“独特”或纯私人的方式使用这个词。
同样，如果我们不能够在意义、价值和“生活世界”的整体上考虑自身的具体、特殊的文化形态，我们就谈不上具备一种文化意识，就谈不上有自己的文化。这种文化不可能凭空被“创造”或“想像”出来；它也不能借“回归传统”去获得。它的历史性的存在依附于新的生活世界的建立，而它的概念轮廓则只能在文化价值体系内部和它们彼此之间的交往和冲突过程中出现。
所以，在可比性问题和普遍性／特殊性问题的尽头，我们总是会和文化政治的问题相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文化政治就是要在一个法或法哲学的层面上重新思考文化问题。另一方面，文化政治的根本问题同一切文化性质的“身份”问题和政治性质的“认同”问题一样，来自活生生的具体的生活世界的体验，来自我们此生的具体有限的时间性，同时也来自我们所负载的历史经验和文化记忆。在此，我们对当代中国人自我认同的主观内容方面暂且存而不论。但在客观的、形式的层面上，或者说在基本的问题格局上，当代中国的文化政治思考既和晚清以来的思路一脉相承，也面对前所未有的新问题。
下面这个假定可以在许多层面上进行进一步的批判和修正，但它为我们的考虑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出发点：对当代中国文化意识来说，普遍性／特殊性问题，实际上就是如何处理当代中国生活世界的基本形式和现代性普世主义意义一价值体系的关系。
我想，这是以一种新的方式来考虑所谓的“中西关系”问题。严格地说，一中国文化的主观内容方面仍然不清晰或难以表述的情况下，谈论中国与由现代性界定的普遍性，就是在后者的历史关系和理论表述的矛盾中探索中国问题的基本形态及其表述策略。这是80年代“文化热”后期，由甘阳、刘小枫等为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提出的“西学讨论是当代中国文化意识的一部分”的思路的继续，并由此接上了近代以来的各个时期关于“古今中西”的讨论。
中国人自鸦片战争后遇到西方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和文化价值体系的全面挑战，经由一个半世纪，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已经由这一开始时是“外来”、现在是“全球性”的力量所决定和界定。在这个意义上讲，现在的中国完全是一个现代国家；当前的中国文化问题完全是现代性文化的内部问题。所以，谈论当代中国文化意识或文化政治，不是说我们有一个先验的、无需论证的“中国立场”或“中国意识”，而是说，第一，中国进入现代性基本关系中去的历史经验决定了看问题的特殊方式，现代性体制的某些成问题的方面，甚至它的整体上的“合法性危机”由此变得明晰起来。第二，当代中国在全球化时代错综复杂的经济、军事、政治、文化的不均衡、不平等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又一次把有关中国国家、个人和生活世界整体的价值正当性的自我确证问题急迫地摆在我们面前。
这里面有一个明显的历史因素就是，19世纪的西方带给我们的器物或技术层面上的冲击，即工业革命以来的纪元性变化（其“普遍性”也许只有从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的跳跃可以比拟），业已被中国社会吸收，“现代”在这个意义上已经“去陌生化”。与此同时，原先只是作为一种“他者性”的“西方文化”，却在全球化时代日益作为“文化本身”，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时代性问题。在这个新的历史关头，中国文化的自我认同不在于如何勘定同现代性和“西方文化”的边界，而在于如何为界定普遍性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斗争注入新的因素。这种可能的新因素是谈论“传统”和中国现代性历史经验的惟一理由，也是批判地重新思考现代性的西方话语传统的或隐或显的动力。但不进入现代性话语的历史结构，我们就不可能同这些蕴藏在传统和中国现代性历史经验里的批判性、建设性因素相遇。我们并没有通向隐藏着的真理的秘密通道。这些只是这一系列讲座借以展开的一些基本假设。
这一讲的第二部分开始具体讨论普遍性／特殊性的辩证法怎样在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哲学话语中确立下来。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从一个历史批判和哲学批判的双重的角度重新思考现代政治、文化和审美的一系列问题。这是一个欧洲人通过自我认知来为世界立法的过程，也是欧洲文化进入普遍与特殊的阐释循环，不断地扩大自己的内涵和外延的过程。
这堂课的文本分析的时间跨度基本上从康德开始，中经黑格尔、马克思、尼采、韦伯、施米特、海德格尔，到当今的罗蒂、罗尔斯、哈贝马斯和杰姆逊。从问题上说，是从资产阶级国家的兴起，中经“个人”、“自律的形式”和资产阶级“公民社会”诸概念在意识形态上的确立，到现当代国际法和世界文化观念的形成。这三个概念从启蒙开始，经历了现代性的高峰期，在当前全球化和后现代时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无疑，最后面这个阶段，构成了我们当前的语境。
第三个部分比较特殊，是政治哲学的问题。一开始我们只能简单地涉及一下这个领域。我们的入手点可以是这样一个问题：怎么把政治哲学理解为一种批评理论？文学专业或比较文学专业的学生怎么来理解这个概念？也就是说，我们是在文化政治，culturalpolitics的范围里讨论这个问题。政治的概念在中文语境里面多少还有些敏感，容易引起误解，或造成不愉快的历史联想。但实际上，这里的政治就是文化中的“我”与“他”、同一性与非同一性、连续与断裂、普遍与特殊的问题，是追问文化的社会政治内涵和价值取向，追问文化和生活世界的关系。
因而，文化政治问题是一个价值多元时代的政治哲学问题。我们的讨论会引入一系列概念和方法的探讨，会引入对一系列经典文本的重读和重新解释。但在进入思想史、学术史和文本的海洋之前，我们有必要把握住一个核心的问题，或者说一个基本的冲动。这一系列讲座，目的就是把这个基本的问题、这个基本的冲动带出来，带进语言，带进概念的世界，赋予它一个可以把握的轮廓。
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也是目前大家都在面对的问题，这就是：在全球化时代，在新的全球性经济秩序和文化秩序空前一体化和匀质化的时代，我们怎样把中国文化和在这文化庇护下、并支撑着这一文化的生活世界，理解为一种既特殊又普遍的东西。这个问题同一系列我们经常谈论的问题有关，但却不能在那些相对局部的问题中找到有效地展开问题的思路。这些问题包括，怎么理解文化传统，它还有没有未来？怎么理解西方现代性，它是不是我们的现代性？怎么理解后现代主义和新的（文化和经济的）帝国秩序，中国文化是就此可以消失在其中，还是同它保持一种有历史意义的紧张关系？
在这些问题里，有些是真问题，有些是伪问题，有些是真问题被误入歧途的提问方法带进了死胡同。所以，我们必须寻找一个新的介入点。这个介入点就是从文化政治的视角去重新审视“普遍与特殊”这套话语的历史的形成，进而分析它的当代形态，在这种当代形态的内部结构中找到当代中国文化和社会存在的历史性的自我理解。我们的第一步，就是把整个“中／西”的学科划分放在一边，在当代“普遍性”话语的内部还原出一种价值的、历史的、政治的、文化的特殊性。
这不是放弃中国问题和提问的中国立场，而是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以前的“中／西”和“古／今”问题，本来就在这个普遍性话语的框架中，被这个有关“意义”、“价值”、“主体”、“历史”的体制规定着。不对这个体制性的“现代性”观念进行历史的、批判的反恩，我们根本不能够迈出步子，朝真正的中国问题靠近一步。所以只有“悬搁”那种非批判性的“中／西”和“古／今”的两分法，才能打通问题内部的关联，为新的批判视野扫清知识的外围，辟开理论的空间。
当代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认同和政治自主性的思考，不能不从这个由他人的历史性和自我认识界定的现代性历史境遇开始，而不是从一种未经中介的“中国性”的同语反复开始。我们对当今世界秩序的疑虑和不满固然来自一种对自身历史性的潜在意识，但这种自身历史性的理论表述却不得不从对外在于其“自我意识”的世界秩序之历史性的分析开始。在这种分析中，他人的历史性只能作为主体的历史来理解，而这个主体将通过这种理解表明它并非外在于我们：现代中国的历史是世界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古代中国的未来意义只能取决于我们在什么程度上成为世界史的主体而不是客体。在这个分析和理解的过程中我们会领悟到，我们在文化上和政治上的“自我意识”，在其理论构成上，完全来自于对这种似乎是外在于我们的历史性和主体性的辨析和批判，来自于对这种既成秩序的潜在的超越势态。这种超越势态是批判性的历史远景的社会内容和心理内容。通过它，我们才能和自己的历史重逢。
这门课的核心文本一方面是德国古典政治哲学的基本文献，这里用的是康德和黑格尔的重要著作，中译本有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系列里的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和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在这一部分里，我们的中心议题是现代西方的社会性、政治性的“个体”概念是如何同现代西方的“国家”或“宪制国家”（constitutionalstate）概念一同形成、互为表里的。
我们特别要细察的是，从私有财产、理性、主体、法等概念里面推出的现代国家概念如何界定了西方的“世界历史”和“普遍性”概念，而后者一旦成形，又如何反过来塑造了人、价值、文化和生活世界的概念。这同我们在全球化时代的自我认识和自我认同问题有着密切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