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四光”的由来
李仲揆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市的一个贫寒人家，他的父亲李卓侯以教书为生，小仲揆从小就聪明过人，很早就帮家里做事，白天打柴，晚间跟父亲读书。13岁那年，父母决定让他到武昌去考由官家供给学膳费的高等小学，他竟以最优秀的成绩被录取了。
李仲揆学习非常勤奋，每次考试都是班里第一名。第二年，他以顽强的毅力和优异的学习成绩赢得了留学日本的机会。然而，就在他激动得在填写留学护照表时，却误将姓名栏当成年龄栏，把“十四”填写到姓名栏，为了不使表作废，他急中生智，把“十”改成“李”，给“李四”后边加个光阴的“光”字，“李四光”这个后来响震科坛的名字便从此产生。
读书不忘救国
李四光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长大的。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人民的欺凌，他从家乡至武昌的路上老艄公盼望有人替中国人出口气的感叹，都深深地刻在他的脑海里。这次有机会留学日本，他志愿进入大阪的高等工业学校学习造船机械，想将来把这些知识用在祖国的造船事业上。留学期间他从来没有放松过学习，老师和同学们对他的顽强毅力无不敬佩。
他在日本期间，有幸见到来日本向华侨和留学生宣传革命救国思想的孙中山先生。聆听了孙中山的演讲，使他看到了我们苦难的祖国确有爱国志士在奋斗着。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召开成立大会，李四光作为第一批会员参加了这次盛会。孙中山先生鼓励他：“一定要努力向学，蔚为国用。”经过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李四光为祖国学习的劲头更足了。
1910年春，李四光在日本留学6年后回到了祖国。先在上海一家兵工厂当工程师，随后又到武昌一所中等工业学校担任教师。他热情地参加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并于1912年以同盟会老会员的资格，被湖北军政府任命为实业部部长。正当他实地调查制定实业规划、描绘振兴实业的宏伟蓝图时，辛亥革命遭受严重挫折。李四光愤然辞去实业部部长职务，抱着再读10年书，为祖国科学事业的崛起准备力量的目的，毅然作出去英国留学的决定。
到了英国，他经过短期的英语补习，第二年就考上了伯明翰大学预科，学采矿专业。两年后入本科时，他根据祖国将来的需要，为开发中国的矿藏而改学地质，兼学物理，立志要掌握勘探和开发祖国宝藏的本领。李四光有明确的志向，学习异常刻苦勤奋，即使是暑假期间，他的假期活动表也与众不同。他首先骑一辆租用的摩托车，东奔西跑去野外观察地形，考察地质，参观地质标本展览。然后，他又背着行李到附近矿山，和矿工同吃同住，同在黑暗、阴湿的矿井里劳动。
1919年李四光以优异成绩荣获科学硕士学位。他的导师鲍尔敦教授认为中国在内战环境中难以搞科学，因此真挚地推荐他去印度接受高薪聘任，当矿业工程师，或是留在他身边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李四光却在感谢老教授的培养时表示：“我要把科学知识尽早交给祖国，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于是，李四光毅然决然地怀着赤诚的科学救国之心决意回国。
地质力学贡献
1921年以后，李四光除了在北大任课外，为了探究当时含煤地层年代的问题，在祖国的大地上开始认真地考查北方石炭纪和二迭纪的含煤地层及矿藏分布的情况。他把力学的理论引进了地质学领域，致力于一种叫“筳科”化石的研究工作。李四光为了用显微镜观察采集的化石的内部结构，必须把它磨得像纸一样薄。磨化石时灰尘飞扬，手上出了血泡，他还是磨个不停，直到清晰地看出化石的内部构造。他从对化石的薄片观察中，确定了“筳科”出现和灭绝的时期及其与成煤时期的关系。
李四光经过深入研究，终于写成了《中国北部之（虫筳）科》一书，指明了煤矿分布的地层。我国北方地层的陆相沉积（在陆地上沉积的物质）中间，夹有海相沉积（在海洋中沉积的物质）的薄层，而南方地区则以海相沉积为主。李四光进一步研究这一差异的缘由，提出“大陆车阀”（简言之，好比刹车一样）自动控制地球自转速度的理论，肯定地球自转速度的变化是引起地球表面形象变迁的主因，并进一步运用地质力学的观点分析地壳的结构，揭露构造现象的内在关系。为了使这一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李四光曾带领学生先后到秦岭和南岭考察，发现并概括出“山”字型构造体系和“多”字型构造体系，用事实批判了传统地质学中静止的、孤立的观点。其后，他又带领学生先后到太行山、九华山，攀登历险，找到了一批冰川条痕石，以胜于雄辩的事实，打破了洋人“权威”肯定中国没有发生过第四纪冰川的武断结论。
中国第四纪冰川的发现，博得了国内外正直科学家的赞扬。这个重大发现的意义，远不止于证明了第四纪冰川在中国的存在，更主要的是对生产建设事业，如开矿、筑路、建造水坝、电站等工程的施工有直接的关系。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时期，李四光在动乱中奔波，仍然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地质科学研究。他利用赴国外讲学的间隙完成了《中国地质学》的专著，在鄱阳湖畔的白石嘴建起一座地质标本陈列馆。
在1939年第17届国际地质会议上，李四光发表了题为《中国震旦纪冰川》的著名论文，在1948年第18届世界地质学会上，又宣读了题为《新华夏海之起源》的报告。在这一时期，他正式提出了以“地质力学”命名的地质学的新的理论名称，并在厦门大学和广西大学做了系统的学术报告。
李四光的“地质力学”是在我国地质构造基础上确立的。他把地质学和力学结合起来，使力学进入地质学研究领域，为研究矿产的分布、工程地质、地震地质以及整个地壳运动的规律，奠定了新的地质理论基础。正如敬爱的已故总理周恩来所评价的：“李先生首创的地质力学，为地质科学建立了独具特色的理论，这是对国家和人民作出的一个重大贡献啊！”
走向新中国
1927年，李四光应蔡元培的约请，离开北京南下，主持地质研究所的筹建工作。在那里他精心设计改造了理学院的庭院，主讲岩石学等课程，并吸取许多地质科学的新成就来充实教学内容。他注重实地调查研究，根据我国大陆地质构造的特点进行研究，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他的真才实学和对学生认真负责的态度，博得了人们的爱戴和尊敬。
1928年1月，地质研究所成立，李四光担任所长。搞地质研究常常要餐风饮露，条件十分艰苦。况且刚刚成立的研究所经费少，设备缺，甚至没有固定的所址。八年抗战期间，李四光和他的研究所受尽奔波辗转之苦。那时，他抽的是用草纸做的烟，穿的是土布衣服，生活十分清苦，但是，他和同事们始终没有放弃地质研究。由于生活的艰辛和工作的劳累，他患了心绞痛和肺结核。
1948年2月初，李四光从上海启程赴伦敦，参加第18届国际地质学会，他的夫人许淑彬也一同前往。会后，他们在英伦三岛上又住了一年，一面养病，一面观察国内外时局的发展。李四光虽远在欧洲讲学考察，但仍关注着祖国的命运。1949年初，他数次给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许杰（地质学家、解放后曾任地质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等人写信，支持他们坚守南京，反对搬迁广州，为新中国地质科学事业保留了一支队伍及一批设备。1949年4月初，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赴布拉格出席世界维护和平大会。出国前，郭沫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给李四光带了一封信，请他早日回国。看了这封由郭沫若领头签名的信，李四光非常激动。新中国就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自己的本领可以施展，抱负可以实现了。他积极奔走起来，准备尽快返国。可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从英国到远东的客轮船票要一年前预订，归期只得拖延。他一面调养身体，一面把科研方面遗留的事情办完。
李四光焦急地等待着起程的日期。一天，伦敦的一个朋友给李四光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驻英大使馆接到密令，要李四光公开发表一个声明，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拒绝接受人民政协给他的全国委员的任命，否则就有被扣留的危险。事情紧急，李四光当机立断。他拿起一只小皮包，迅速前往普利茅斯港，准备从那里渡过英伦海峡，先到法国去。普利茅斯港海面宽阔且多风浪，是偏僻的货运航道，一般人通常都不会从这里渡海，因而能避开国民党特工人员的追踪。临行前，他提笔给驻英大使写了一封信，让许淑彬两天后寄出。第二天，国民党驻英大使馆果然派人来找李四光，许淑彬机警地对来人说，李四光外出考察去了。
两天以后，许淑彬寄出了李四光留下的信，信中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多少年来日思夜想的理想国家。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是我竭诚拥护的政府。我能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委员，我认为是莫大的光荣。我已经起程返国就职。”他还规劝这位大使脱离祸国殃民的国民党政府，早日回到光明祖国的怀抱。两星期后，许淑彬收到李四光的来信，得知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便立即前去会合。
1950年5月6日，李四光终于到了北京。这一年他60岁，但是他觉得，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李四光在旧中国生活了60个年头，经历了清朝、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统治的几个时期，亲眼目睹了腐败的政客对科学事业的摧残。李四光向往光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深恶痛绝。他看到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为人民谋利益、求解放的，早有去延安参加革命的打算，但未能成行。
抗战末期，桂林沦陷后，他搬家至重庆，周恩来先生两次到他家会见，诚恳地叮嘱：“为使你免遭迫害，也使你的科研工作能继续搞下去，不妨先到国外走走，搞些调查，等待光明的新中国来临。”他从中认清了光明的前途，便遵嘱去英国一面养病，一面在学术方面求得深造。他关心国内局势的变化，等待回国的时机。自从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人民解放军相继取得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的末日已经逼近了。反动派在垂死挣扎的时刻，令驻英使馆对李四光下毒手。李四光只得连夜从普利茅斯港搭货船到法国，躲避了一场灾难。不久李四光听到了祖国的召唤，便与家人乘火车到意大利，从热那亚港到香港，又乘火车于1950年5月回到了新中国的首都——北京。在车站他受到科学院郭沫若院长一行的热烈欢迎。安顿住下后，很多老朋友都赶来看望他。周恩来总理、董必武副总理等国家领导人也分别来看望，与他促膝交谈。毛泽东主席也与他会见，共商新中国地质开发大计。从此，61岁的李四光，满怀豪情地投入到新中国的伟大建设事业中。
在短短的几年中，松辽平原出油了，普查队又向辽河、渤海湾、江汉平原前进。科学理论之花，结出了丰硕之果！在李四光地质力学这把金钥匙开启下，埋藏在祖国地下的石油源源流出，宣告了“中国贫油”谬论的彻底破产。中国依靠洋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李四光为适应国民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迫切需要，确立科学研究的方向，他所表现出的奉献精神受到党和人民的敬仰。周总理给他以高度的评价说：“李四光是一面旗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