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论，曾国藩的做法是对的，因为“凡为大事者皆有大欲”，欲望得不到满足，动力从哪里来呢？
成大事箴言：
来名将得士卒之心，盖有在于钱财之外者；后世将弁，专恃粮重赏优，为牢笼兵心之具，其本为已浅矣。是以金多则奋勇蚁附，利尽则冷落兽散。
————咸丰三年十月
3．“难由己当、功予人享”乃事业之基
功名诱人，因为能给人带来快感。有难同当，有功独享，是事业的大忌。曾国藩提出“有难先由己当，有功先让人享”的做人学问，认为“此乃事业之基”。他还把与别人分享功劳当作是减祸之道，是加福添寿之药方。
曾国荃围攻金陵久攻不下，曾国藩就以此开导曾老九：
近日来非常担心老弟的病，十一日收到初七日弟交差官带来的信以及给纪泽、纪鸿两儿的信，字迹有精神、有光泽，又有安静之气，言语之间也不显得急迫匆促，由此预测痊弟病体一定会痊愈，因此感到很宽慰。只是金陵城相持时间很久却还没有攻下，按我兄弟平日里的性情，恐怕肝病会越来越重。我和昌歧长谈，得知李少荃实际上有和我兄弟互相亲近、互相卫护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上奏朝廷请求准许少荃亲自带领开花炮队、洋枪队前来金陵城会同剿灭敌军。等到弟对我这封信的回信（不过十八、九日回信就能到），我就一面上奏朝廷，一面给少荃去咨文一道，请他立即来金陵。”但李鸿章也深知曾国藩的脾气，他不愿做摘桃子的人，他要保全老师的脸面。这时朝廷又下令李鸿章速率军助攻金陵。李的麾下也跃跃欲试，认为有一个立大功加官进爵、封荫子孙的机会。有的说：“湘军百战之绩，垂成之功，岂甘为人夺？若往，鲍军遇于东坝必战。”也有的说：“湘军之中疾疫大作，鲍军十病六七，岂能当我巨炮？”李鸿章终不为所动。但李鸿章如果抗旨不出兵也不行，他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一是上奏朝廷，说曾国藩完全能够平此大乱，金陵即日可克。二是请派他的弟弟携大炮到曾国藩处听其指挥、助攻。正当曾、李为此大费脑筋时，金陵城终于攻下。据说，大功告成之日，李鸿章亲往祝贺，曾国藩带曾国荃迎于下关，亲执李鸿章之手，说：“曾家兄弟的脸面薄，全赖你了！”李鸿章自然谦逊一番。红旗报捷时，曾国藩将自己的名字列于湖广总督官文之下，并一再声称，大功之成，实赖朝廷的指挥和诸官将的同心协力，至于他们曾家兄弟是仰赖天恩，得享其名，实是侥幸而来，只字不提一个“功”字。对李鸿章当然要多多美言。
曾国藩谈到收复安庆的事，他总是归功于胡林翼的筹谋划策，多隆阿的艰苦战斗。谈到后来攻下金陵，则又归功于各位将领，而没一句话提及他弟弟曾国荃。谈到僧格林沁进攻捻军的时候，赞扬他能吃苦耐劳，说自己比不上他的十分之一二；谈到李鸿章、左宗棠，称他们是一代名流，不是说自愧不如，就是说谋略莫及。
国藩认为，中国向来以“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作为友道至高学问，但实际上，不但“富贵不相忘者”极少，而能够“同患难”的就更是少而又少。曾国藩在湘军中灌输一种灵魂，就是“生死不弃”，这也是湘军这个团体能够存在和发展的精神支柱。曾国藩认为说得到，自己也必须做得到。他进驻祁门险地就是将自己置之死地而后生，同时，他又让幕僚们离开这个生死之地，颇有点独行侠的气概。
成大事箴言：
同乡有危急事，多有就男商量者，男效祖大人之法，银钱则量力相助，办事则竭力经营。……我家既为乡绅，万不可入署说公事，致为官长所鄙薄。即本家有事，情愿吃亏，万不可与人构讼，令官长疑为倚势凌人。
————道光二十五年五月
4．为德为才，交一己难
在湘军与太平天国对垒的十二年中，湘军起先不过两三百人，由小到大，由弱转强，直到胜利。太平军则由雄师百万，却逐渐由强转弱，直到失败。是不是由于武器悬殊？不。双方的武器基本上是相当的；运输工具，太平军首先还占优势。是不是由于战略战术上的得失？统观全局，应该说，双方在战略战术上都有得意之笔，也有失误之处。兹事体大，不可以一二言概括之。然而，有一点很清楚，在强弱转化的过程中，双方在“人”这个因素上，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和反差。从广西出发时，洪秀全周围有东、南、西、北王和冀王，猛将如云，士气高涨。但是，一场内讧，死的死，走的走，干将丧失殆尽，不得不起用陈玉成、李秀成等第二代将领。洪秀全本人深居宫闱，疑神疑鬼，俱信天灵，诏言有天不有人，即使对他不能不依靠的李秀成等人，也“信任不专”，时常掣肘，重用他的老兄洪仁发、洪仁达，以致人心改变，政事不一，各有一心，最终导致失败。
与太平军相反，曾国藩起事于湖南时，不断受到湖南巡抚以下官员的嘲讽、排挤与打击，好友刘蓉在办团练一事上与他若即若离，好友郭嵩焘兄弟并不应召，后来在江西，当地的军政大吏也很有些与他过不去，使曾国藩常常有形孤影单之感。但是，发展到咸丰末年、同治初年，曾国藩周围，团结着大批良将谋士，胡林翼、李续宾兄弟、彭玉麟、杨岳斌、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荃、鲍超等人，都手握符篆，威震一方。虽然他们与曾国藩都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但在攻打太平军这一点上，曾国藩基本上能号令如一。他们的步调基本上是一致的。一个“失人才”，一个“得人才”，太平军与湘军在同治元年前后已形成鲜明的对比。曾国藩说：“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这实是入木三分之论。
在聚集人才上，曾国藩的确有一些不同凡人的招术，使得士多愿被他所用。曾国藩事业几乎从零开始，到一呼百应，正是借助“做场”、“做局”而发生变化的。他多次谈到“局”，鄙视那些在局外呐喊议论者，倡导挺膺负责，躬身入局，认为这样，才有成功的可能。曾国藩起家之初，手中无权无势，所以跟从他的人并不多。从长沙临行前，邀左宗棠参谋军务，遭到拒绝。但左宗棠拒绝入幕后不久，即加入到骆秉章的幕府，令曾国藩很难堪。李鸿章初次来投，曾国藩也说：“少荃（李鸿章号）是翰林，了不起啊！志大才高。我这里呢，局面还没打开，恐怕他这样的艨艟巨舰，不是我这里的漏漏溪流所能容纳的。他何不回京师谋个好差事呢？”表面上是拒绝，实际上担心水浅养不了大鱼，李鸿章吃不了这份苦。
曾国藩还同时发出另外几封邀请信，但应者寥寥，甚至连过去的好友冯卓怀、郭嵩焘等都不肯随行，刘蓉虽被他强拉硬扯出来，但不久即坚辞而归，留下来的只有李元度、陈士杰数人。陈士杰字俊臣，湖南桂阳州人，以拔贡考取小京官，分发户部，遭父忧回籍。因在家办团练镇压当地会党为曾国藩所赏识，在衡州招聘入幕。李元度字次青，湖南平江人，以举人授官黔阳教谕。李元度曾上书曾国藩言兵事，为其所赏识，约于1854年2月前后入幕。曾国藩深感孤立无援之苦。他在给弟弟们的信中很有感慨地说：“兵凶战危之地，无人不趋而避之，平日至交如冯树堂、郭嵩焘者尚不肯来，则其他更何论焉！”又说：“甄甫先生去岁在湖北时，身旁仅一旧仆，官亲、幕友、家丁、戈什哈一概走尽。此无足怪之事。兄现在局势犹是有为之秋，不致如甄甫处萧条已甚。然以为此为乐地，而谓人人肯欣然相从，则大不然也。”曾国藩当时惨淡经营的情形，由此可见一斑。曾国藩认识到自己局面尚未打开，台面小，又不轻易向朝廷推荐人，当时环境又恶劣，随时有送命的危险，当然人们不愿死心踏地跟从了。因此，曾国藩再次出山时，向清政府要求授予他一、二省的实权，对稍有才能者，保奏、荐举不断，加之打了几次胜仗，所以才有“群雄蔚起，云合景从，如龙得雨，如鱼得水”的局面。
曾国藩任两江总督后，即成立左宗棠军、李元度军；攻下安庆后不久，又令曾国荃回籍招募湘军六千；以后又成立李鸿章的淮军及淮扬和太湖两支水师，等等。各将领也深知部队多，战功多，既可多得利，又能获高官，掌大权，因而往往不待命就自行筹饷，招募新营。同时，当曾国藩既任两江总督、又任钦差大臣之际，情况就更今非昔比了。不但南方省份封疆将帅，凡有升罢，曾国藩“皆与赞画”，而且，朝廷凡有大的举措，都要征求曾国藩的意见。这时的僚属们自然感奋异常：“我辈属在僚佐亦为感奋，愿与同志相磨砺也。”郭嵩焘也说：“近朝廷举措，真是从大处着笔，为从来所未有。”
曾国藩的“台面”做得越大，他的僚属们越有希望，越有干劲儿。难怪曾国藩开府两江时，高唱挺进歌了。近代中国人尤其湖南人，从权贵政要、志士仁人到青年学子，大多佩服曾国藩，佩服其治学为人和带兵做事。从李鸿章、张之洞到袁世凯、蒋介石，无不对之顶礼膜拜，尊为“圣哲”；从梁启超到杨昌济，从陈独秀到毛泽东，也无不表示过推崇师法，受过其人的种种影响。
曾国藩幕府由于人数众多，范围广泛，加上曾国藩本人知人善任，故“几乎举全国之精华，汇集于此。”另外由于曾国藩的保举，使许多幕僚都成了朝庭中的重臣，故一时间各方英杰们无不以入曾幕为荣、为进身之阶。李鼎芳表列的八十九名幕僚中，官至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及尚书、侍郎的，即达30人，成为左右政局的重臣。
曾国藩始终坚持“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得人不外四条：广收、慎用、勤教、严绝。”
曾国藩出办团练，可说是百事待举，白手起家，后来湘军发展，事变至殷，尤需人材支撑。他深刻地认识到，“大厦非一木所支，宏业以众智而成。苟其群贤毕集，肝胆共明，虽金石可穿，夫何艰之不济？”又说：“人才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太高，动谓无人可用。”问题的关键在于领导者自己是否有容纳人才、折服人才的本领。“若在上者不自咎其才德之不足以移人，而徒致慨上智之不可得，是犹执策而叹无马，岂真无马哉！”曾国藩求贤若渴，嘤其鸣矣。在这方面，他是颇下了一番功夫的。王定安记述说：“国藩专务以忠诚感召人心，每乡里士来谒，温语礼下之。有所陈，务毕其说。言可用，则斟酌施行；即不可用，亦不诘责；有异等者，虽卑贱，与之抗礼。”在广揽人才的同时，曾国藩强调分辨良莠。他对曾国荃说：“弟常常以求才为急，虽至亲密友，不宜久留，恐贤者不愿共事一方也。”
当时，亲朋戚友，邻里乡党来曾氏营中求职者甚多，曾国藩唯恐曾国荃怀“广厦万间”之志而滥收滥用，规劝他说：“善觇国者，睹贤哲在位，则卜其将兴；见冗员浮杂，则知其将替。善觇军者亦然。”他说李元度“过人之处极多”，“而短处则患在无知人之明”，“于位卑职小、出己之下者，则一概援‘善善从长’之义，无复觉有奸邪情伪。凡有请托，无不曲从”。既广求人才，又不博收杂进，分辨真伪，考察贤劣，这就决定于对选择人才的标准的认识。曾国藩主张德才兼备，但更强调人的德行。
但是经过多年曲曲折折，曾国藩有时也不免有几番感慨：“至用人一节，实为万事根本。为德为才，得一已难，两者兼全，更不数觏。”但这并未动摇他对德才兼备，更重德操的人才标准的信念。同治十年，他撰《才用》一文，检讨说：“当战争之世，苟无益胜负之数，虽盛德亦无所用之。余生平好用忠实者流，今老矣，始知药之多不当于病也。”这是他晚年对自己践履德才兼备标准的一个深刻的反思。
成大事箴言：
每个人都必须有老师。如果没有老师，就不会产生敬畏之心……韩愈说：“好人不愿与我交往，我要尽力向他靠拢；不好的人来拉拢我，我要断然拒绝他。”一个人一生的成败，都与朋友的好坏密切相关，不可不慎重对待啊！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
5．交友之贤否关乎事业之成败
人的一生如果结交了好的朋友，就可以患难与共，相互砥砺，不仅可以成为情感的慰籍，也可以成为事业成功的基石。1864年7月20日，曾国藩在写给他的次子曾纪鸿的信中说：选择朋友是人生第一要事，必须选择志向远大的人。
曾国藩的处世经可以说是他广交朋友的处世经。他的立功、立言、立德三并不朽也可说是在朋友的相互砥砺和影响下取得的。因此，他深刻地领会到了人生择友的重要性。所以无论是在生活、为学，还是在事业上都时时注意广交益友。这一点他在京城的十三年生活中，就有充分体现。
他在写给家里的书信中，曾介绍过当时所结交的部分朋友：现在朋友愈多，讲躬行心得者则有唐镜海先生，倭仁前辈，以及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数人；穷经学理者，则有吴子序、邵惠西；讲习文字而艺通于道者，则有何子贞；才气奔放，则有汤海秋；英气逼人，志大神静，则有黄子寿。又有王少鹤、朱廉甫、吴莘畲、庞作人。此四君者，皆闻余名而先来拜；虽所造有深浅，要结有志之士不甘居于庸碌者也！京师为人文渊薮，不求则无之，愈求则愈出，近来闻好友甚多，予不欲先去拜人，恐徒标榜虚声；盖求反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标榜以盗虚名是大损也！
曾国藩所交之友对他个人的影响和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作用。
刘传莹，湖北汉阳人，专攻古文经学，精通考据。曾国藩通过与刘传莹的交往，大大弥补了自己古文字上的不足。1846年，曾国藩在城南报国寺养病，于是便向他请教古文经学与考据。刘传莹也正因为自己只在古文经学方面有造诣，遂向曾国藩请教理学。于是，二人互相切磋，取长补短，成为至友。曾国藩通过与刘传莹的交往，拓展了学识，在学术领域走上全面发展的道路。他在给同乡好友刘蓉的信中，表达自己在学术上的见解和志向时说：于汉、宋二家“欲兼取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为文复臻于无累”。不计门户，取长补短向来是成功的方向。
何绍基，字子贞，精通书法，擅长吟咏。曾国藩与其交往中，觉得何绍基所长，正是自己的不足。从此以后，他非常重视写作和赋诗。
另外，他还经常与吴延栋、何桂珍等人讨论理学，向邵懿辰请教今文经学。
这些朋友，在京城都颇有名气。同他们的交往不仅增长了学识，也大大提高了曾国藩在京城的个人声望。他在家书中称自己“昔在京颇著清望”。这也是他在京城迅速发迹的原因。
曾国藩在交新友的同时，也十分注意联络旧时志向相投的朋友。这一时期的学术观点和思想上比较相近的人主要有：刘蓉、郭嵩焘、江忠源、欧阳兆熊、罗泽南。
刘蓉，字孟蓉，号霞仙，湖南湘乡人。郭嵩焘字筠仙，湖南湘阴人。曾国藩在赴京科考途中在长沙认识了“少有志节”的刘蓉，又通过刘蓉认识了正在长沙参加乡试的郭嵩焘，于是三人“欣然联欢为昆弟交”。
江忠源，字岷樵，湖南新宁举人。在北京，经由郭嵩焘的引见，与曾国藩相识。交谈过后，江忠源告辞，曾国藩对郭嵩焘说：“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当时承平日久，众人都十分惊疑。刘蓉称赞江忠源，“交友有信，与士卒同甘苦，临阵常居人先，死生患难，实可仗倚”。在与曾国藩的交往中，以有血性、有胆有识，被引为益友。曾国藩称赞他“儒文侠武”。日后江忠源果真成为湘军的主要干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