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交天下英才影从
1．欲成大事须择人而从
中国古代有这样一则故事，说一位年轻人在海边看垂钓，见老者不时就有鱼上网，一时羡慕不已。老者告诉年青人，这样看下去，不如回家织个网，就会有鱼上钩了。这就是“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在现代社会，交往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但结交什么样的人，尤其是当自己未发迹之时如何结交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由于曾国藩靠着平时的苦读及学业上的深厚功底，不仅使他能够金榜提名，而且在仕途上获得了超乎常人的升迁。而他的升迁与善交人有直接关系。
曾国藩被点中庶吉士以后，在1840年庶吉士散馆，他的考试成绩列二等第十九名，名次仍很高。因此，他被授职为检讨，留在翰林院供职。当时仅是七品官。
七年后，他升至从二品的内阁学士。
从此他步步高升、一帆风顺。
清代末年，仕途冗滥，升迁很难。而出身“寒门”的曾国藩却十年七迁，连跃十级。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连他自己都感到十分的意外。他在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时，给祖父写信说：“六月初二日孙儿荷蒙皇上破格天恩，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在当时清政府内，湖南人中由科举取仕而获得阁学者只有季九师、张小浦和曾国藩三人，而在三十七岁即被升二品的，仅曾国藩一人。
曾国藩升迁如此之快，究其原因不外有二：
第一，是他自己养之有素。他在翰林期间，向来苦读积学，用功不懈、历次考试成绩皆很突出，也就是说确实掌握了真才实学。
第二，是他在京期间，把握住了有利的时机，广泛交际。清代的京城，不仅是政治、经济中心，而且是文化中心。京都人物众多，十三年的京宦生活，使他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与朋友相互切磋，不仅在学业上有所长进，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成为日后曾国藩事业上的帮手。
曾国藩在京师的发迹，就得力于师友穆彰阿相助的机遇。
穆彰阿，字鹤舫，姓郭佳氏，是满洲镶兰旗人，1805年进士。道光时期甚为重用，1828年加任为太子少保，既而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后又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历任兵部、户部尚书。后任协办大学士，升太子太保。1836年，穆彰阿担任上书房总师傅、武英殿大学士，负责管理工部。1838年，穆彰阿晋拜为文华殿大学士。后来有人评论他说：“在位二十年，亦爱才，亦不大贪，惟性巧佞，以欺罔蒙蔽为务。”这个说法比较适合他的实际。
鸦片战争前，道光皇帝决心查禁鸦片，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穆彰阿不赞成林则徐的禁烟爱国行为，当鸦片战争爆发，他窥知道光皇帝已改变了禁烟的主意，于是怂恿道光皇帝与英国人要协和议。遂使道光皇帝罢免了林则徐。道光皇帝厌战，而穆彰阿则顺其意，竭力主和。终道光一朝，穆彰阿受宠不衰，穆彰阿自嘉庆以来，典乡试三次、典会试五次。大凡复试、殿试、朝考、教习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翰詹，没有一年不参予衡文之役的。他的门生、旧吏遍布朝延内外，知名之士多被他援引，一时人们号称“穆党”。
曾国藩戍戌年会考得中，总裁即为穆彰阿，于是二人便有了师生之谊，曾国藩抓此机遇遂经常与之往来。由于他勤奋好学，颇有几分才干，对穆彰阿经常以求学的身份向其请教，实际是以此接近穆彰阿。因此，他也甚得穆彰阿的器重和赏识，处处得到穆彰阿的关照。1843年曾国藩参加大考翰詹，穆彰阿为总考官。交卷之后，穆彰阿便向曾国藩索要应试诗赋。曾国藩随即回住处将诗赋誊清，亲自送往穆府。这一次拜访似乎成为曾国藩迅速升迁的契机。在此之前，曾国藩的品位一直滞留未动。从此之后，则几乎是年年升迁，岁岁加衔，五年之内由从七品跃为二品。其前后的变化十分明显。
徐珂在《清稗类钞》中，对曾国藩官运的转机作过生动的描述：一天，曾国藩忽然接到次日召见的谕旨，遂连夜到穆彰阿家暂歇。第二天被带到皇宫某处，环顾四周，发现并非平日等候召见的地方，无奈白白地等了半天，只好又回到穆府，准备次日再去。晚上，穆彰阿问曾国藩说：“汝见壁间（白天被带去的地方）所悬字幅否？”曾国藩答不上来，穆怅然曰：“机缘可惜。”踌躇久之，召来自己的仆从对他说：“你立即用银四百两交给某内监，嘱他将某处壁间字幅炳烛代录，此金为酬也。”当天夜里，仆从将太监抄录的壁间字幅送给穆彰阿。穆彰阿令曾国藩熟记于胸。次日入觐，皇帝所问皆壁间所悬历朝圣训。因为奏对称旨，曾国藩大受赏识，道光帝还谕穆曰：“汝言曾某遇事留心，诚然。”
纵观曾国藩在京仕途迅速升迁之过程，一是靠自己平时的努力和积累，二是靠机遇。当然没有穆彰阿的知遇之恩及指引之功，无论他多勤奋上进，聪明能干，要在十年之内，连跃十级，那也只是天方夜潭。但是如果没有平时的努力与素养，怎么又能有穆彰阿的赏识，既使有穆彰阿的赏识，没有曾国藩自己的主动策应，又怎么能使穆彰阿一再举荐，正所谓：“机会只属于那些学有素养，有所准备的人”，因此曾国藩在看重善与人交际的同时，更特别注重平时的自强不息。
跟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这在曾国藩看来是个不容忽略的原则问题，也是决定一个人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他说，那些对人时信时疑、时明时暗的人决不能跟从。因为因疑而弃，因暗而忌是时常发生的事，一旦那样，后果可能就不堪设想了。因此他提出“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俱要好师、好友、好榜样”。并提出要选择这样的人一同跟他干事：一是意志坚卓，不为浮言所动，即“不随众为疑信”；二是品性宏大，能打开局面，即“初基不必大，然气势充畅”，用今天的话说，是有发展潜力。
成大事箴言：
处人处事之所以不当者，以其知之不明也。若巨细周知，表里洞彻，则处之自有方术矣。吾之所以不能周知者，以不好问，不善问耳。
————同治二年二月
2．以利激人赢得人心归一
曾国藩一生清廉，不爱钱财，不重名利，因此他在选将上也将不爱钱财不好名作为一条标准。他说，为名利而来的人，提拔稍迟一点就怀恨不已，薪水略少一点就计较不止，这种人胸无大志，最没有出息。
但曾国藩在用兵上，却主张以“利”来获得军心，以厚赏来得兵将之勇。因此他不惜精力，多方努力，坚持实行了一种厚饷养兵的统军方式，使其得到了一直勇猛无比的军事力量，这是他军事上成功取胜的一个重要原因。
曾国藩认为，绿营兵腐败无能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兵饷太低。绿营步兵月饷银一两五钱，绿营的守兵月饷一两，绿营马兵月饷二两。这种情况在清朝初年，勉强可以维持生活，至道光以后，米价上涨，绿营兵饷已不够维持五口之家的食用，加之绿营兵饷日薄，这更无法依靠兵饷来维持生计了。《遭咸宦海见闻录》记载，绿营兵“营中公费，近年益缺，各种杂出费用‘无一不摊派兵饷，是以每月每兵仅得饷三钱有零，不敷一人食用，别寻小本经纪或另有他项技艺，借资事畜”。因此绿营兵就不得不经常出营寻求生计，便忽视了在营训练，最后导致战斗力低下。绿营军官为了聚敛财富，也常常克扣军饷或冒领军饷，导致绿营军军心不稳。
曾国藩在起始办团练的时候就规定口粮，操演日给一钱；出征本省“剿匪”，每日一钱四分；征外省“剿匪”，每日一钱五分。队长哨长以次而加。养伤银一等三十，中等二十，下等十两。阵亡恤银六十两。征“土匪”减半，比绿营的饷差不多加了一倍。
湘军的军饷是相当优厚的，湘军士卒的月饷几乎是绿营兵月饷的三倍或三倍以上。统计各项总的收入，营官每月为二百两，分统、统领带兵三千人以上者每月为三百九十两，五千人以上者五百二十两，万人以上者六百五十两。连曾国藩本人也不得不承认“章程本过于丰厚”。湘军将领中除多隆阿“统万人，而身无珍裘，麻葛之奉，家无屋，子无衣履”以外，人人足于财。
曾国藩通过厚饷养兵的原则，收到了一些成效。湘军银饷，除个人生活外，还可贴补家用，因此能够安心操练，提高战斗力，一改绿营兵因口粮不足，而常常离营兼做，荒于训练的弊病，同时，曾国藩也希望通过给将领高的收入，来减少克扣兵饷的事情发生，达到“养廉”的。曾国藩在奏疏中阐述了这一想法，“臣初定汀营饷项，优裕，原冀月有赢余，以养将领之廉，而作军士之气”。曾图藩如此厚饷养兵，自然“陇亩愚氓，人人乐从军，募则急出效命”。于是，当兵——卖命——发财成了穷苦农民的第二职业，湘军也成为一支骁勇善战的武装。除了兵将，曾国藩幕府里还养了众多幕僚，大有战国时平原君、春申君的风范。这些幕僚都是文人，有的还是“鸿儒”，名声很大，乃至列入所谓“三圣七贤”。这样，武将给钱，文人给什么呢？曾国藩的做法是：给名。
在曾国藩多年的仕宦生涯里，有一个“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广荐人材。
曾国藩从军之初，“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如1854年曾国藩带兵攻下武汉，“仅保三百人”，受奖者仅占百分之三。1855、1856两年保奏三案，合计仅数百而已，而胡林翼攻占武汉一次即保奏“三千多人”，受奖人数达到百分之二三十。消息传开，不少人认为欲求官职投曾不如投胡，往往曾国藩挽留不住的人员主动投奔胡林翼门下。开始，曾国藩还以为自己德不足以服众，后来渐渐发觉是保举太少，使人感到升发无望所至。回顾往事，亦甚对不住李元度、甘晋等同自己患难与共的僚属，他们长期居下位，实与自己保举不力有关。对此，好友刘蓉多次向曾国藩进言，并举楚汉之争为例，曾国藩有所触动。
后来赵烈文又上书恳切进言，曾国藩随即改弦更张。赵烈文说：
阁下爱贤奖士，天下所并知。远者可无论，仅近相继离开者，是他们负阁下呢？还是阁下以为无益而弃之也？我以为知之不难，而忘之实难。泰山之高以其不弃粪壤，沧海之大，以其不拒浊流，天下分崩时，人志日嚣，凡属那些器识才能略有称数的人，成忠奋自树立，四顾以求固依，真伪虽不一端，未尝无也。假如不是贤杰以天下为己任，流俗之情大抵利而呆耳。假如诚实得不到发展的场所，将销声匿迹于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又肯来为吾用乎？是以明君给人之欲，不失其意，责人之力，不求其情，故人人自以为得君，顶踵思效，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所以能收效也。与人共患难之际，必须对荐举别人的事情十分慎密，因为这无异自削羽翼、自孤之道也。谓宜多储广纳，收其偶然之用，其有误滥，则亦为损甚微，而以获好贤之称，利甚厚也……
赵烈文的话讲得情理，尤其是“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令曾国藩为之动容，于是，“揣摩风云，一变前志”。从1856年起开始效法胡林翼，大保幕僚，不再拘于旧例。
曾国藩的保举，主要有汇保、特保、密保三种，它反映不同的情况、级别、待遇。湘军每攻占一城、夺回一地或打一胜仗，曾国藩就办一次汇保之案，于奖励作战有功人员的同时，也以劳绩奏保一部分办理粮台、文案、善后诸务的幕僚。
特保多以荐举人才的方式保奏，如1861年曾国藩以常州士绅办团坚守危城为由，一次就特保周腾虎、刘瀚清、赵烈文等六员。密保之案则专为立有大功或特别优异的人才个别办理，或专具密折，或夹带密片，如保奏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之密折等。
汇保与特保皆属一般保案，人数较多，办理稍宽，只能保奏候补、候选、即用、简用之类，或仅保一官衔，且有时全准；有时议驳，或只批准一部分。因实缺有限而记名、候补之类无限，所以用汇保之案开空头支票就成为曾国藩乃至所有统兵将帅在战争期间鼓励士气的主要手段。这种办法初由曾国藩创立，后来风行全国，愈演愈烈，成为晚清一大弊政。
按照惯例，各省督抚每年年终要对司、道、府、县官员进行秘密考核，出具切实考语，“以备朝廷酌量黜陟”，依据此法保奏官员即称为密保。也正因为这一点，只有密保才能得到实缺官员，所以，曾国藩欲保奏实缺官员就只有密保。1861年奏保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等人的八字考语极有力量，说李“才大心细，劲气内敛”，左宗棠“取势甚远，审机甚微”。在左宗棠评语中，又加“才可独当一面”，沈葆桢“器识才略，实堪大用，臣目中罕见其匹”。清廷很快准奏，左宗棠授浙江巡抚，沈葆桢授江西巡抚，李鸿章授江苏巡抚，由此可见密保作用之大。
鉴于封疆大吏不干涉清廷用人这一原因，曾国藩保奏实缺官员十分谨慎，按级别大小大体分为三个层次，分别采取不同办法。保奏巡抚一级官员，曾国藩只称其才堪任封疆，并不指缺奏保。保李、沈时说，二人“并堪膺封疆之寄。”保奏左宗棠帮办军务时则说：“以数千新集之众，破十倍凶悍之贼，因地利以审敌情，蓄机势以作士气，实属深明远略，度越时贤。可否吁恳天恩，针左宗棠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俾事权渐属，储为大用。”而对于司、道官员则指缺奏荐，不稍避讳。如保奏李榕时说：“该员办理臣处营务两载以来，器识豁达，不惮艰险。现委办善后局务，实心讲求。可否仰恳天恩，准令江苏候补道李榕署理江宁盐巡道缺，随驻安庆，俾臣得收指臂之功。”对于州县官员更有不同，曾国藩不仅指缺奏荐，且对因资历不符而遭吏部议驳者，仍要力荐。
1858年曾国藩再出领军后，奏保幕僚较前为多，但又常遭议驳，难获批准。1859年，奏保按察使衔候补道员李鸿章升任两淮盐运使，即末获批淮，但随着他逐渐握实权，门庭广大，尤其是出任两江总督、钦差大臣后，曾国藩既有地盘又得清廷倚重，奏保候补官职自不待言，即请旨简放实缺，亦无不获准。这一时期，曾国藩奏保人数之多，官职之高，都是空前的。此时，清政府对曾国藩等人的奏请几乎有求必应，以至1861年至1865年的五年之中，曾为曾国藩幕僚的五位道员皆被破格重用，分别超擢为江西、江苏、广东、湖南等省巡抚。李鸿章、沈葆桢、左宗棠三人，论资格都不够，沈、李是由道员直升巡抚，是极为少有的例子。左宗棠论出身只是个举人。三人任封疆大吏前，多属幕僚之类。郭嵩焘、李瀚章则二年之中连升三级，由道员位至巡抚。同治三年六月湘军攻占天京之后，清政府开始对地方督抚的权力略加限制。吏部颁布新章规定，凡各省保荐人员，寻常劳绩概不准超级保升及留省补用，对粮台保案挑剔尤甚，使曾国藩不得不变换手法，免遭部议其后曾国藩奏保幕僚，多以整顿吏治、荐举人才为词。尤其北上与捻军作战和移督直隶前后，都曾奏保大批幕僚升任实缺。
幕僚追随幕主，出谋划策，出生入死，曾国藩自然酬以实惠，这也是赵烈文所说的“集众人之私成一人之公”的意思，人人都有升迁之望。
武人给钱，文人给官，这就是曾国藩的励士之法，这就是后来蒋介石赞叹不已的“达己达人”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