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母亲同行
要论文化程度，母亲属全家最低。我们兄妹三人，都有大专以上学历，父亲是政府部门出了名的“秀才”，只有母亲是初中文化程度。
母亲出身贫苦，自幼丧父，勉强念完高小，就在一家纺纱厂当了童工，三年的“包身工”岁月，是母亲的一部苦难的经典“小说”。从我童年时起，这部“小说”的主要情节就深深地印在我脑海中了。
母亲年轻时长得美，十九岁时拍的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的母亲，浓密卷曲的黑发，白净秀丽的容貌，忧郁的眼神，酷似山口百惠。她是一位能干的纺织女工，年年都往家里带回她被评为局级、公司级、厂级先进工作者的奖状，这些奖状一直到她退休才得以终止。
母亲从来没有时间给我们念书或辅导功课，她和父亲似乎有着默契的分工，我们的精神成长归父亲，物质生活要归母亲。母亲长年累月“倒三班”，八个小时出满勤上满点，再蹬车半小时回到家。可我从来看不到母亲疲惫不堪的样子，她总是推着顺路捎回来瓜果蔬菜的自行车，笑意盈盈喊着我们的名字，叫我们帮她卸东西，然后坐下来，喝杯水，就再起身，挽起袖子问我们：“想吃什么？”
这句口头语一直保留到母亲的外孙都念了中学，我只要一进家，母亲仍然满脸慈笑：“想吃什么？”
母亲一生都在劳作，上班，下班，做家务，服侍老人、丈夫，照料子女几乎占据了她整个生命。我们兄妹结婚前，母亲从来不看报，她头一沾枕头，很快就睡着了，她的每一天都被家务缠身，等她当了祖母和外婆，她又为我们义务“打工”好多年。不承想，在她渐近六十四岁高龄时，竟迈进了天津师范大学的老年大学中文系，起因是我。从我从事写作以来，父母就成了我最忠实的读者。从我发表第一篇文章开始，向来不在乎文字的母亲，就对报纸杂志“一见钟情”了。她搜集保存我写的每一篇作品，无论小说、散文、纪实文学，她都“情有独钟”。
母亲笑说：“是偏心，明知别人写得比自己女儿要好看多了，还是觉得女儿写得好，谁让这个作家是自己的女儿啊。”就在她读有我作品发表的那些刊物或报纸时，客观上也读了那些比我写得好的文章，久而久之，母亲喜欢上了阅读，发现了家庭之外的那个世界的精彩缤纷。
以至于有一天，母亲幽幽地对我说：“妈妈从小就爱读书，在学校老师都夸奖我聪明，什么功课一学就会。解放后，妈妈上业余中学，数理化成绩全班总是考第一。”
我顿时对母亲肃然起敬，她的数学头脑，我们都没继承，都和父亲一样偏文弱理，一沾数学就犯迷糊。母亲的读书心愿，被生计被婚姻被子女耽误了半个世纪。
母亲对写作一窍不通，但母亲知道写作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女儿当作家是她这个母亲的事情，她会将滚烫的母爱封在最感人的细节里送给我。
有一天，我回家看母亲，父亲午睡后去上班，母亲坐在写字台前，正在剪报。温暖的阳光照在母亲苍白且有皱纹的脸上，她戴着花镜，剪得那样认真仔细。母亲抬头看着我说：“你写作我帮不了你，我就帮你积累材料吧，兴许有用上的时候，你看我已经剪了几大本了。”我的心陡然一热，眼圈发潮，我真切地感受到那份沉甸甸的母爱。
母亲在老年大学风雨无阻，一上就是四个春夏秋冬，她说：“女儿既然三十岁时才写作，妈妈就能六十多岁上大学，人生永远是需要榜样的，我的榜样就是你！”
母亲就是以这样爱的方式，给我动力，也给我压力。物质上她对我一无所求，精神上她却要和我共享成果。经过四年多系统深造，母亲的文化底蕴已今非昔比，古今中外文学名著几乎读了个遍，古典诗词能背上几十首，让我望尘莫及。最让我敬佩不已的是，母亲四年多来，写的学习笔记、心得、日记就有厚厚的十几本。她写的文章在天津几家报纸上发表。
母亲，我爱你，永远永远！
1998年12月
走啊走
我如今最常梦见的是母亲走路的样子，轻盈，矫健。梦醒时分，一缕缕苦涩涌上心头，失眠到天明。现实中的母亲，被时间的黑客摧残得叫人心碎：左半身偏瘫，目光呆滞，嘴角不时地流着口水；大小便失禁；神思混乱，言语诡异，她把一个女人全部的衰老和病态，展现得淋漓尽致。
谁能相信母亲曾是怎样一个容貌美丽，疾步如风的女子？谁能相信一个鲜活生命会如此凋败？！母亲的人生是行走的一生，从妙龄少女到暮霭老妪，她的行走无不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她是大时代里的一个小人物，极平凡，但不乏令人唏嘘的故事。
母亲十五岁时走出了家门。她疾步走在1945年的天津街头，身着素色布旗袍，梳乌黑短发，一派文静清秀。好多人以为她是教会女中的学生，但母亲没有那样的好命。幼年丧父，家境贫寒的缘故，母亲不满十五岁就考进了当时天津最大的私营纺织厂——恒源纺织厂当了一名童工。
母亲曾撰写文章，回忆童工生活：“旧社会的童工，在资本家眼里就是奴隶。每天要干十二个小时的活，非人的劳动强度；一日三餐皆是发了霉的玉米面窝头、咸菜、清水汤，一年到头不变花样，饿得饥肠辘辘；宿舍是十几米的屋子，安排住二十四个女工，头顶头脚对脚；平日不许回家，每两周才能出厂一次，但必须‘三道关卡’地搜身检查……童工姐妹都是穷人家的孩子，没上过学，进厂前，她们对未来都怀有美好的希望，企盼早日出师，挣钱养家。残酷的现实，让希望破灭了，宿舍里再也听不到她们的欢声笑语，不少人低头哭泣，想家想娘，打算辞工……”两个礼拜回家一次，母亲像一只出了笼子的小鸟。二十多里的回家路，走着回去竟不觉着累。
在《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中，母亲和她的童工姐妹们迎来了新中国的解放，个个喜极而泣。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第一个国庆节，厂里组织年轻女工们夜里几十里地急行军，天亮时才走到东郊区张贵庄机场，天津庆祝新中国成立的庆典会场所在地。母亲的双脚都打泡了，可她不觉得疼，不觉得累。亲眼目睹了时任天津市市长黄敬讲话，第一次见到大人物，使母亲异常兴奋和喜悦。这件光荣往事，母亲一生念念不忘。解放后，纺织工人的地位和生活发生巨变。工作时间八小时，提高工资，改善伙食，业余时间上夜校，扫盲学文化。恰是十九岁“青春万岁！”的母亲充满干劲，成了全厂闻名的“五朵金花”之一，不仅指漂亮，而且是生产能手的意思。
那时起，母亲结束了徒步上班的历史。她买了第一辆自行车，每天骑车上下班，羡杀胡同里的家庭妇女们。五十年代初的天津街头，骑车上班的女人并不多，并且当时的恒源纱厂女工的工资高，生活着装时髦，是大街上的一道靓丽风景。
自行车让母亲如生双翼。她对工作的挚爱，在成年之后的我看来，可谓匪夷所思。我们兄妹都是生在厂保健站。母亲怀孕到分娩，除公休日，一天都没离开岗位，差一点就把“我们仨”生在机器旁。我们仨婴儿时就被母亲断了奶。“三班倒”的母亲不能回家喂奶，所以我们哥仨从没尝过母乳是啥滋味儿。
在孩子的童年光影里，父母俨如老电影里的主角，画面虽斑驳，却不可磨灭。我从记事起，就觉得母亲和周围阿姨不一样。她很少在家，从没见过她看报纸喝茶的悠闲样子。总是风风火火，赶着去上班。下班也要开会学习，回家很晚。
我几岁时，家里住在河北区靠近海河边的一个大院里。母亲上下班要过摆渡，我和哥哥常去摆渡口等她回家。想妈妈倒是其次，她装饭盒的书包里的小零食最让我觊觎。宽宽的河面上，摆渡颤颤悠悠地过来了，母亲扶着自行车站在上面，清瘦苍白，乌黑额发凭风吹拂，看上去楚楚动人。
那年月的小孩，根本见不着麦当劳可乐薯条之类的洋食品，能吃上母亲买的山楂片、柿饼子、动物小饼干、江米条这类小零食，我们乐不可支。由于母亲在国营工厂上班，我们的物质生活与同龄人相比，算得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没挨过饿，没穿过补丁衣服，没拖欠过学杂费，在当年算得上好日子了。这都是母亲的功劳。假如单靠父亲一人工资，也许我们就在贫困线上挣扎了。
当年“吃补助”家庭，现称“低保户”。我记得，那种家庭其实很尴尬。偶尔吃一顿红烧肉都会有人打小报告给街道，吃补助家庭的孩子穿得破烂，遭人白眼耻笑；穿得齐整一样遭人谩骂和攻击，总之是难以做人。
但只从物质生活层面，考量母亲的“行走价值”，就显得狭隘了。母亲对工厂的感情不仅仅是“铁饭碗”，而且是赋予她精神和思想的“空间站”。“集体荣耀”“国家需要”等正大字眼，是母亲一生敬畏和追寻的目标。我后来和母亲调侃：“战争年代，您应该去当女兵，冲锋陷阵！”母亲叹息道：“你以为我不愿意？我年轻的理想，一是当女兵；二是上大学，当女科学家，不结婚！”
毋庸置疑，母亲的骨子里是向往“大年代”“大风云”“大活动”的。六十年代，每到“五一”“国庆”，单位都要组织庆祝游行，母亲每次都像年轻人一样，跟着队伍走很远的路，劳累饥渴，全不在话下。
我少年时，厂里发给家属洗澡票，我第一次进车间找母亲，车间巨大的轰隆声，以及闷热潮湿，让我既震撼，又惊惧。没想到母亲在这种环境里，一分钟也不能坐下，同时照看着好几台机器，手脚不停地忙碌。身穿白围裙戴白帽子的母亲，在我眼里像白衣天使一般美丽动人。上夜班是纺织工人的最大黑暗。不少职工因此转行或调走。母亲有过多次调动的念头，但领导不放她。她是厂里“劳模”，就该给年轻人树立榜样。所谓的荣誉，让母亲付出巨大代价。二十多年，狂风暴雨，风雪交加，只要该上班了，母亲就如听到集合号的士兵，奔向厂里。夜班时到后半夜，母亲困得睁不开眼，走着就能睡着，她就唱歌来驱逐睡魔。
常常是我们一觉醒来，母亲下班回来了，一宿未合眼，她的眼圈发青，脸色蜡黄。桌子上摆着她从食堂里买回来的热豆浆，油条，红豆馅蒸饼。当时我们就知道饿，就知道母爱本该如此，很少真正去体贴母亲的辛劳和疲惫。
“文革”中造反派煽动“停产闹革命”，不少人跟着瞎起哄，母亲坚持在车间织布。她对我们说：“工人不织布，就跟农民不种粮一样，你们也一样，要好好念书！”七十年代，厂里组织野营拉练，母亲主动请缨，时年四十三岁的母亲，穿上洗得发白的绿军装、绿胶鞋，一派英姿飒爽。在父亲、哥哥、我和妹妹的一片惊诧目光中，绝尘而去。
1975年，母亲结束了三十年的挡车工生涯。有人给母亲算了一笔账，母亲当了三十年的挡车工，相当于围绕着地球走了十几圈。余后几年，厂领导调她到厂后勤负责仓库保管。那是母亲工作最愉悦的几年，上正常班，再不上“三班倒”了，母亲如释重负。仓库工作巨细琐碎，她拿出挡车工的好传统、硬功夫，不久就把杂乱无章的仓库整理得井井有条。领导和同事好评如潮，母亲感到莫大欣慰。
八十年代，母亲终于退休了。她来不及体味空虚失落，“我们仨”便相继生了“他们仨”，母亲荣升“姥姥”和“奶奶”了。母亲年轻时没怎么带过“我们仨”，可对“他们仨”，倾尽舐犊之情。她累并快乐着！时间如梭，“他们仨”渐渐长大了。母亲发现他们的腿从她的车后座上拖到了地面，时时百感交集。又过些年，“他们仨”都离开了她。大的出国留学，小的随父母进京定居；孙女也进了大学校园，与奶奶“常相思，不相守”。
我们仨也好不到哪儿去。为“一地鸡毛”的小家庭，前途未卜的小事业，镇日奔忙，顾不上“常回家看看”。对父母的照料，敷衍了事。父母进入晚年后，身体和精气慢慢呈现出暮秋之气。我也担忧，但又自私地想，二老现在可别倒下！我眼下可没时间天天守着你们，侍候你们。我可不甘心“人到中年”事业停滞。
命运之神没有让我的自私得逞。母亲年过花甲之后，数病缠身。但她从来不“嘘乎”自己，很少打电话叫我们陪她上医院。我以为是寂寞导致母亲的身体欠佳，于是帮母亲联系了老年大学，希望她老有所学。我这招真灵，老年大学让母亲如沐春风。自此，老年大学成了母亲的精神圣地。她的学习热情之高，令我们瞠目结舌。她逢课必上，逢作业必写，逢老师必崇拜，逢活动必参加。每到新学期，原来的老同桌，一次比一次少。有见上帝的，有卧床不起的。母亲没被死亡情绪感染，依旧生命不息，学习不止。最后成了老年大学的“传奇”。母亲从六十四岁上到八十岁，春花秋月十六载，不是传奇是什么？！
后来，母亲还加入了老年文学社。并一度对《红楼梦》痴迷不悔。高小文化的母亲，不但没看过《红楼梦》，也没读过一本小说，竟以红学研究者姿态，整天戴着老花镜考证“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我的亲娘啊！
母亲家里堆满了文学书籍杂志，她每天扎在书堆里乐不知返。一辈子勤快的她，突然变懒了，家务活儿懒得干，一日三餐都推给老父亲。后来一见我，就跟我探讨小说怎么写。我和父亲哭笑不得，说她野心真大！写这篇文章时，我特意到父母家找出几篇母亲那时写的文章，竟读得泪眼婆娑，后悔当时对母亲的写作总是贬损嘲笑，很少静心拜读。真后悔呀！
我这时才发现，母亲的文章其实写得很是大气流畅，文学感觉非同一般，假如母亲赶上好年代，出生在好人家，母亲会是一个出色的女作家。当纺织女工真是委屈她了！
母亲的性格使然，让她对自身变化有些迟钝，甚至无知。高血压二百，还乐呵呵地去老年大学。她喜欢阅读名人故事和格言，《艺术人生》采访电影老艺术家的节目，她最喜欢看。老演员谢芳说：“我哭着来，笑着走！”母亲常把这句话挂嘴边。我们都觉得那时的母亲言语很做作，不是励志，就是格言。以前的淳朴，越来越少了。
当悲剧无法逆转的时候，我们回忆母亲病倒之前的种种反常，不觉恍然大悟，母亲的脑梗早就露出端倪了，可我们都没有察觉，没引起重视。而且还烦她，抱怨她行为吊诡，有强迫症。她的作品一旦新鲜出炉，就拿到外面复印，然后邮寄到外地亲戚家，强迫别人“阅读”。我们仨一回家，必要拜读她的大作，不看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