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原因是蒋介石不允许我在彬马那集结军队。一切后果都可归因于此，还有蒋介石所造成的22师在曼德勒的耽搁。彬马那的一个狗杂种在凌晨1点至4点间使调动陷于停顿。这是谁？（杜聿明太高高在上，太懒散了，没有去监督计划的执行情况。想一想，一场胜利竟因铁路上一个该死的疏忽而受挫。）
3月27日
2点30分睡觉。上午9点，接到了几份［22师］经彬马那向前调动的相互矛盾的报告。最后确认有2列火车还在那里。下午2点钟，情况又乐观起来。65团和64团已进入阵地，66团在它们后面，大炮和坦克已做好准备。下午4点开始进攻。日本人在郊区放火。准备撤退？有太多可期待的东西。
后来，情况好过了头。现在他们的情绪再次低落下去。“他们有49辆坦克”，“他们有105火炮”等等——杜聿明。我猜想，杜聿明是想等到形势变得严峻起来。200师的压力减轻了。22师明天上午可以做好准备。“他们那时会进攻吗？”“呃，不知道。必须商量一下。”杜再次走进他的房间。我想此事已经没有指望。
6点钟，马丁来了，他说英国人已开始从眉谬撤退。这将引起可怕的后果。马丁对此十分羞愧。该怎么办？杜聿明实在让我头痛。我可以宣布我没有办法指挥不去进攻的军队。同杜聿明摊牌。蒋介石能做些什么？同他长谈。当然，杜聿明和林蔚都在玩弄诡计。蒋介石一直在同他们联系。因此他们试图以势压人。林蔚没跟我告别就走了；他害怕受到拖累。10点钟离开。
3月28日
凌晨3点30分到达［眉谬］，会见了亚历山大。亚历山大说蒋介石同意由英国人来指挥。
英国的飞机都飞到了印度，司令部里竟无人知道此事。噢，你们独立的空军部队。
见到了林蔚，他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一直跟他在一起，直到他同意向杜聿明传达命令。就这样，他终于在压力下接受了命令。很好。我不想同杜聿明开玩笑，而是让林蔚去干这件事：22师进行攻击，96师进行支援，55师在彬马那穿插。他们能干好吗？我怀疑。接到了蒋夫人来信。蒋同意由英国人指挥。同参谋人员谈话。通知了亚历山大和林蔚。
4点钟离开。10点钟到达标贝，杜聿明来了，谈论局势和明天的进攻。他已经接受了命令。想想我们已经失去了机会。（这是谁的过错呢？）我们将绕过凸出部，从3个方向切入——午夜给眉谬去电话，让格鲁伯要求亚历山大进行一次真正的攻击，而不再是一次胡闹。希尔少校带去了这个信息。
3月29日
（凌晨2点）眉谬来电话。“信息已递交。他们答应照办。”（天气炎热。）9点30分离开。12点40分到达耶达谢。像以往一样，他们对此事又在搪塞躲避。22师指挥官廖耀湘将军是个毫无特色的家伙。他要等待96师，我想96师的指挥官还要等55师，如此等等。一大堆借口——日本人的阵地是如何坚固，增援部队正在赶来，等等。两天以前完成这项任务还算容易，但现在……他们仍在拖延，什么事也不干，除非我能设法迫使他们去干。命令写道：“明天或后天从前沿向前推进，向东吁全力进攻。”
杜聿明从前线返回；我也必须回后方，否则会被认为是在背着他行事。好吧，今后一段时间我要试着耐心点儿。热得要死。我们都被晒干了，精疲力竭。我在精神上几乎崩溃了。梅里尔9点钟回来了。英国人将以全部坦克全力进攻。老斯利姆好样的。也许他这个人整个并不坏。今天的安排是：“中国人将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发动进攻，然后就取决于英国人是否以中国人为榜样去做。”以简明的语言把这个意图告诉了杜聿明，要求他做一次真正的努力。像以往一样，他又找出了种种借口。他打算回彬马那，让96师2团留在那里，这样将使预期在耶达谢的集结成为泡影。由于日本的一支侧攻部队出现在耶达谢，那里的1团也受到阻碍。都是一大堆废话。我发誓，我快要受不了了。
3月30日
像往常一样1点30分上床睡觉。机会本来就在手里，却让它溜走了，无所作为。坚决辞职。透露了这一打算并要求有自己的部队。（做了一项声明：“既然指挥权已统一在亚历山大之下，我相信，如果我或者一个第三国的国民还留在这里，将使局势变得不必要的复杂化”）。
9点30分离去。廖和杜仍在闪烁其词。压根就没有进攻。前线平静无事，日本人没有反应。十足的懦夫。廖把指挥部向后移了一英里。杜命令他在96师和55师赶到前不要进攻。韦维尔来了。
3月31日
会见了韦维尔和亚历山大。对形势做了解释。12点离开。
凌晨2点到达重庆。
体制［日记中未注明日期的字条］
蒋介石说：“J·W·史迪威可以指挥第五军和第六军。”接着我聆听了一通高谈阔论，内容涉及中国军人的心理，以及千万不能让第五军和第六军遭到败绩，否则军队和国家的士气将一蹶不振。我同时还听到了一个荒谬的战略概念，其基础是曼德勒的重要性。接着我从蒋介石的司令部中得到了一位参谋长。于是我便走马上任了。
此后，信件潮水般地涌来，给杜聿明的、给林蔚的、给我的，每封信都发出指示。我看到的信从未超过半数。这些信件对各种行动做出指示，因局势的微小变动而准备做出重大的变化。中国的指挥官们摇摆不定——忽而极其乐观；忽而深深地陷入沮丧失望。当然，他们感到最紧切的需要就是讨好大元帅，如果我的建议或命令与他们所认为的他［指蒋介石］的意图相左，他们就会提出无数的反对意见。当我固执地驳斥了这些反对意见后，他们就采取一些实际措施——例如，停止某一个团的调动，而等到再想调动它时已为时太晚了——或者是故意不下达命令；或者是下达命令，但在命令中加上许多“如果”和“以及”；或者是在受到敦促时，直截了当地告诉下级军官阳奉阴违，不予执行；或者是假装采取行动，然后报告说敌人太强大。我不能枪毙他们；我不能撤他们的职；不过同他们谈话是毫无益处的。因此最终结果就是我成了一个没有权力的走卒，受苦受累地工作，还要忍受着责备。（这就是我希望能在4月1日的会议上得到纠正的现象。）
4月1日
愚人节。我是愚人吗？从3月19日到4月1日一直在缅甸，同中国人、英国人、我自己的同胞斗争；同供应、医疗服务等斗争；偶尔，还要同日本人斗争。
由于愚蠢、恐惧和防守的态度，我们失去了一个在东吁打退日本人的绝好机会。根本原因在于蒋介石的插手。如果他允许我在彬马那集结力量，那我们早就做好进攻的部署了。当我命令22师投入时，如果他不加以阻止，我们便有足够的力量截断刚刚到达东吁的日本人。如果不是他在我背后对杜和林蔚进行指挥，他们或许会服从我的命令。他无法做到不插手的允诺：他身处距前线1600英里以外的地方，写下一道接一道的指令，要我们去做这做那，其根据是零散不全的情报和一种荒谬的战术观念。他自认为懂得心理学；他自认为懂得一切。他反复无常，随着行动中的每一个微小变化而不断改变主意。当我们停下来的时候，他说，“做好进攻仰光的一切部署。”在接到一份悲观的报告后，又下令在彬马那就地驻扎。他埋怨英国人的溃败，但他自己也在未通知他们的情况下做着同样的事情。他对保卫曼德勒如痴如迷，但却没有看到要保住它就得在东吁击退日本人。他任由当地人中的叛变分子决定了这场战争的战略。他告诉我管好自己的部队，不要同英国人打交道；然后又说亚历山大可以指挥。当我告诉他我需要150辆卡车时，他只让俞飞鹏拨给我50辆。
他不停地插手干预，不断地写信，其效果就是使我本来就很小的权威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没有军队，没有警卫，没有枪决任何人的权力。军级和师级指挥官最感兴趣的，是去做他们认为他要他们去做的事。他们为什么要服从我呢？
见到了×××［一名中国军官］。他了解情况。他透露了其中的秘密。据他说，下令撤退到彬马那一线的就是蒋介石本人。
12点钟去见他［指蒋介石］并同他摊了牌。我言辞激烈，我说我必须被解职。他说，“他们为什么不服从？”“我要调查，如果师级指挥官不服从命令，我就枪毙他。”“杜将军下令撤退了吗？”“我可以告诉他们，他们必须服从命令，我们可以把它纠正过来。”等等，等等。我要求他认真考虑一下，我还提议再派一个军去缅甸，归我指挥。我要求他对此也予以考虑。我说，也许无论如何，我现在不会被接受，因为中国人已接受了英国人的领导，一个第三国国民的存在已不再有必要了。但是，我告诉他，我不能让美国空军去支持我对其不信任的指挥官指挥的军队。
这次会见十分坦率。我投下的那些炸弹发出了巨大的轰响。简单地说，如果军级和师级指挥官不服从命令，我没有足够的权力去强迫他们服从。商震感到震惊，蒋介石和夫人忧心忡忡。
如何逃避服从命令呢？第五军指挥官杜将军是用下面的方法。“我们怎么能进攻呢？他们有105门火炮，而我们只有75门火炮”，或“他们有49辆坦克”，或“96师不能及时赶到这里”（未能采取行动以创造出一种条件，接着以此为借口不采取行动。例如，没能以卡车运送96师的先遣团），或“他们的一支侧翼部队已到了这里”（“好吧，派一个营去阻击它，继续前进。”“但阻挡日本人的一个营要用一个团的兵力。”），或“这些是刚成立的部队，我们必须给他们一个机会去适应”，或“缅甸人正在我们的后方制造麻烦”，或“火车总是出轨”，或“东枝线中断，需要修理，得等3天”，等等，等等。
当我毫不客气地提议进攻时，杜摆脱它的方法也是出去打电话。他常常对着话筒没完没了地喊叫，有时甚至在我离去时也不露面。我名义上的职务还是他的总司令，这当然是一种很不得体的态度。我所谓的参谋长林蔚，连个招呼也没和我打，就从标贝跑到眉谬去了。当时他已察觉到将会用强硬手段迫使22师发动进攻。我立即寻踪追去，于午夜在眉谬找到了他。杜不在身边，于是他同我绝对一致，把命令发了出去。当然，“体制”接着便发挥了作用，杜聿明告诉廖耀湘只去装装行动的样子，从而使这项命令失效。
杜聿明如此粗暴无礼地对待我，这表明他从最高指挥机构那里得到了暗示。这是多么可笑。我必须严肃地告诉蒋介石，他的部下没有执行他的命令，而实际上他们很可能恰恰是在按照他的吩咐行事。但是，为他们所有的人说句公道话，让他们在一个极其关键的地区把两个军交给一名该死的外国人，而他们对此人又所知甚少，没有什么信任，这未免期望过高了。
最糟糕的事情在新闻界发生了。在我还没有机会站稳脚跟时，一大堆流言蜚语已传了出来，要想洗清冤屈，我就必须在一周内到达仰光。如果日本人把我赶出了缅甸，那么我看上去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傻瓜呀。我希望能迅速解决指挥权的事，这样我就能重返前线，大干一场。
关于蒋介石夫人
她是一位机智和灵敏的女人。了解西方的观点。（我这句话的意思是，中国人在政治和斗争上往往采用拐弯抹角、间接、隐晦的方式，而她能够理解一个外国人对此做出的反应。）她（宋美龄）刚直，强硬，精力充沛，喜欢权力，重名誉，喜欢被奉承，对于历史很淡漠。在与外国人打交道时，她从不向西方观点让步。中国人永远是正确的；外国人永远是错误的。文章写得引人入胜，但也很浅薄——对西方的缺陷极尽讽刺，但从来不提中国任何一个微小的缺点。能够随心所欲地施展魅力。对蒋介石有很大影响力，而且主要是好的影响。在有些方面对他有很大的帮助。
蒋介石成为大老板已经很长时间了，他身边尽是些唯唯诺诺的人，因此他认为他在任何事情上都不会错。他是一个坚定而强有力的人物，决心把战争继续下去。他情绪不稳定，往往当着你的面大发议论，然而他所说的并不是他心里想的。我唯一关心的就是对他讲出实情，然后去干我的事情。如果我不能以这种方式达到目的，后果就悲惨了：我显然无法与围绕在他身边的那些寄生虫和献媚之徒匹敌。
4月2日
我总想知道，我下一步到底还应放弃什么。我通常总是从最坏的方面设想。去黄山［蒋介石在重庆的夏季别墅］寻找答案，结果是任命罗卓英为我的主任参谋。罗是一个精干、精力充沛、强有力的人，年纪在45岁上下。广州人。曾在长沙指挥作战。杜聿明过去是他的部下。大元帅和夫人都很器重他。他说他将服从命令。他将告诉我每一件事，将同我们站在一起。林蔚将被解职，林显然对付不了杜；但我认为罗是个强硬的家伙，能够对付这种事。
无论如何，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胜利，我希望它将扫清阴云。大元帅将亲临现场，明确地告诉那些部下我是老板。
当你想到中国的历史以及中国人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历时，蒋介石的这一姿态确实是宽宏大量的。当然，告我的信件仍将潮水般地涌来，但或许甚至连这种举动也将因这次访问而有所收敛。夫人明白这意味着什么，答应尽她所能给予帮助，这真是再好不过了。
4月3日
终于睡了个好觉。醒来时没有忧虑，多美好的感觉啊。去办公室。午睡。（早饭后呕吐——坏橘汁。）
4月4日
去办公室。11点30分到九龙坡机场。在机场一直等到下午2点。飞行被取消。回家。午睡。明天是复活节。
我们正在为接应4月8日和9日的特遣队［指杜立德对东京的空袭］做安排，但3个主要机场都遭到了轰炸[ 杜立德的轰炸机完成任务后，将在中国的东部省份浙江省着陆，那里已准备好了3个可使用的机场。 ]。走漏消息了吗？或者仅仅是日本人的预防措施？华盛顿可疑的谈话。
4月5日
坏天气。上午11点出发。2点在昆明吃午饭。［云南省主席］龙云来访。一个滑稽的小个子。
6点钟到腊戍。缅甸以鸣枪和风笛欢迎大元帅。去波特尔宅邸听林蔚介绍形势。克莱尔·卢斯在场。耶达谢前线无变化。
史迪威回来后发现战线已向北推移，但双方仍没有接触。他迅即着手他的计划，希望集结在彬马那的主力向后退却；让日本人跟在他后面，将其引入一个圈套；狠狠打击他们的先头部队；然后，如果有必要的话，有秩序地向曼德勒撤退。
然而，他的第一个行动是迅速地检查第六军（泰国一侧）的东翼，以确保它的安全。在泰国边境部署好第六军后，他留下了几名美国军官，以确保他关于安全的指示能够得到执行，然后他便回到设在皎施的司令部，最后润色他的抵抗计划。
4月6日
5点30分出发去眉谬。带着克莱尔·卢斯同行。11点钟到达。形势基本未变。我们仍有机会。
晚7点同亚历山大、蒋介石开会。亚历山大阐述了他自己的理由；和睦地分手。蒋介石说，“同史迪威将军商量，他全权指挥中国军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