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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萨特与波伏娃(2)

但是,这两个有志于写作的人并没结婚,而是彼此维护着自己的自由和独立,一起工作,一起参加政治活动。他们住在不同的地方,保持着一定程度的隐私权,但每天都见面,经常共同工作或是边喝威士忌边交换意见,而且常常一起外出旅行。纵观波伏娃一生,萨特可以说是她最深爱、最尊重的人物。不过,两人也屡屡被其他异性吸引。

1931年波伏娃到马赛教书,萨特则到勒阿弗尔任教。期间,一个名叫奥尔加的17岁女子走进了他们俩的生活。据说他们仨经常在床上疯狂地“三重奏”(波伏娃命名)。这个三角关系虽然在二人爱情旅途中只占很短暂的时间,却留给波伏娃足够的题材来完成她的处女作《不速之客》。而奥尔加接着还成了萨特第一部剧本《苍蝇》的女主角。

1939年二战爆发,萨特上了前线。在炮火的间隙里,他每天都给“亲爱的迷人的海狸”写情书。有人曾批判二战后1940~1944年的萨特与波伏娃的举动是“一段如此甜蜜的沦陷时期”。那时波伏娃凭借《女宾》进入大众视野,而萨特的名声则比战前更加响亮。1945年他俩及几个朋友共同创办了《现代》月刊。20世纪50年代,他们双双受邀访问并游览了东西方许多国家。

波伏娃头脑明晰、意志坚强,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强烈的好奇心。她一生写了许多作品。她将存在主义哲学和现实道德结合在一起,创作了小说《达官贵人》(说明知识分子不能为革命和真理同时服务)、《女宾》、《他人的血》、《人不免一死》、《名士风流》等。她一直被人们视为是第二萨特、女萨特。

她最重要的著作是《第二性》(1949年出版)。作者认为,除了天生的生理性别,女性的所有“女性”特征都是社会造成的。“女人不是天生的,是后天形成的。”男性亦然。妇女真正的解放必须获得自由选择生育的权力,并向中性化过度。这是有史以来讨论妇女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满意志和智慧的一本书,被认为是女权运动的“圣经”,也是西方女人必读之书。该书在美国极度畅销,对造成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女权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波伏娃和萨特都进入了晚年,他们都没有儿女。波伏娃说:“对我而言那是理所当然的。并不是我对养育小孩这件事本身感到厌恶。当我还很年轻,并憧憬着与表兄杰克缔结一个布尔乔亚式家庭时,我也许想要有小孩。但我与萨特的关系主要是建立在知性而非婚姻或家庭基础上,因此我从无生小孩的欲望。我并没有特别的欲望去复制一个萨特。”“我从未产生过生儿育女的愿望,因为我知道要成为一个作家,必须有大量时间和自由。”

波伏娃是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女人,一个一生执迷于爱的女人。透过她与萨特一生一世的爱情契约的誓言,如常人所能理解的只是萨特身边不乏女人,而波伏娃也有几个肝肠欲断的恋人。他们这种独特的爱情宣言,允许两个鲜活的个体呈现出开放、自由的性爱观,但彼此又非常明了他抑或她都是第一位的;这种至高无上的地位,使他们终于险些闯过外界的种种诱惑,而最终又回到彼此的灵与肉的交流中。

波伏娃的情感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她既做到了我心飞扬,又做到了爱你如昨,才会演绎出传奇人生,谱写出传世之作。

她那丰富多彩的私生活影响至深。时至今日,在法国社会党女候选人塞戈莱纳·罗亚尔的闺蜜、小说家奥雷利·费利佩蒂看来:“女性主义可不是性冷淡,波伏娃就是性感、耀眼的明证。对我们这一代来说,她仍是一盏明灯,指引着方向。”

萨特、波伏娃与其他男女

萨特一生遇到过许多女人,除了波伏娃,还有奥尔加、旺达(奥尔加的姐姐)、比安卡、多洛蕾、阿莱特等。他一直对这些姑娘们说,你们也应该写作。他说:一个人只有创作虚构出来的作品,才能避开生活中的遭遇。而且,他决不成为一个有妻室的人,决不结婚,决不过安定的生活,决不用财产填塞一生。他只想周游世界,积累对写作有好处的种种阅历。

他还告诉波伏娃,她应该坚持个人自由,应该保持好奇、坦率、真诚,做些与写作有关的事情。萨特只比她大3岁,但他的老练成熟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和她追求同样的目标——写作,而且他还赞美了她的容貌。

可是,波伏娃毕竟是一个女性;她认识到,对一个姑娘和她所受的教育来说,婚姻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说,一个女人应该结婚。但萨特却绝对讨厌婚姻生活。当他们的恋爱进入实质阶段时,萨特喜欢对波伏娃说:“我们的结合是一种本质上的爱。”他无非是拥护多配偶制,他们都可以体验“偶然爱情”。他同时也告诉她,他们的关系会持续不衰。她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但是仍不能取代和其他人的短暂约会。

萨特主张多方接纳来自异性的诱惑,反对婚姻的静止性。他希望与波伏娃共同建设一种自由、平等、相互信任和给予的超越传统的爱情关系。他曾经跟波伏娃说:“我们之间的爱是一种真正的爱。但是,如果我们能同时体验一下其他意外的风流韵事,那也是件乐事。”即灵魂深深相依,身体可以自由,可以彼此找“调剂品”;并且“双方不应互相欺骗,也不应互相隐瞒”。这既是对忠实的承诺,又给了各自充分的自由。波伏娃说:“我们两人的观点一致。”

他们两人已充分认识到,他们是属于一类人。当然,问题在于如何避免与他人短暂风流后的懊悔和嫉妒之类的情感。

其实,波伏娃除了萨特也还有博斯特、奥尔格伦、朗兹曼(据说匈牙利作家阿瑟凯·斯特勒亦是);此外,她还有同性恋伴侣奥尔加、旺达、比安卡、娜达丽、勒邦等。她自己也毫不避讳对双性恋的热衷,在小说《女宾》和4卷本的回忆录中,她都毫无顾忌地“暴露”自己,用她的放荡不羁震惊巴黎,更为“好学”的现代法国女性树立了“榜样”。

所以他们才有“兩年契约”,那是1929年某个午后,他们一起看完电影后,萨特提出来的。这一切在后人看来简直就是“行为艺术”!只不过这个“兩年契约”太长,竟然坚持了51年,坚持了一辈子!也因为这些风流韵事,他们被戏称为“存在主义的舞王舞后”。

波伏娃一位女友曾向她提出问题,如何理解她与萨特的爱情及《第二性》里的一句话:“一对幸福的男女是在爱情中认识自己,置天地和时间于不顾,他们自我满足,他们实现绝对。”波伏娃回答道:“至于《第二性》的引文,并不直接波及萨特和我的问题。我从我们的爱情里获得了启发,而源自幸福爱情的绝对感,幸好是普天下都能实现的事情。两个深深相爱的人热爱生活,是无需任何别的理由的。纵然岁月流逝,真正的爱情始终能保持,会赋予生活全部的意义,全部存在的理由。”

但问题是,她真的幸福吗?真的愿意吗?萨特死后,她马上出版《永別的仪式》,讲述长达10年不可与外人道的噩梦,讲述她的“灵魂伴侣”身体上的衰弱,那些不堪的细节:萨特半聋,几乎失明,酒精中毒,大小便失禁。书的最后她说:“他的死将我们分开,我的死也不会使我们重聚。”

波兰籍犹太女子比安卡·朗布兰生于1921年,1938年先是热恋上了她的女教师波伏娃,后又爱上了萨特。但实际上她寻找的只是父母。比安卡认为:“对我来说有三个萨特,第一个是慷慨迷人的男人,第二个是著名的哲学家和作家,而第三个是粗野的男人,这正是我认识的萨特。”

波伏娃曾在给萨特的信中描述与比安卡的一夜:“充满激情,但如脂肪过多的肥鹅肝一样令人沮丧。”直到几十年后比安卡才读到这些。她始终不能接受这段“三重奏”关系:“说到底,他们俩就是窥淫癖,把我当作文学素材。”

比安卡在1993年出版的《萨特、波伏娃和我》(原名《一个被勾引的姑娘的回忆》)一书中,不仅对自己与波伏娃之间的暧昧关系引以为耻,更披露了萨特和波伏娃的“不凡爱情”其实别有隐情:“波伏娃把她班级里的姑娘当成鲜肉,总是自己先尝一尝,然后将她们献到萨特手里。或者粗鲁地说,是处理给萨特。他们之间的关系是萨特为满足征服需要而发明、波伏娃也不得不接受的一种讹诈。”

这个犹太女学生当时才16岁半,在被夺走初夜时,萨特对她说:“旅馆的女仆一定很惊讶,为什么我能连着数日把处女带进屋来。”最后,就如萨特对待大多数波伏娃招来的女学生那样,当他对比安卡感到厌倦,连招呼也不打一声就中断了联系。

萨特后来去美国访问时,结识并爱上了多情的多洛蕾,以后经常寻找机会去美国走一走。同样,波伏娃去美国访问时,爱上英俊的翻译奥尔格伦,回国后给他写的情书热烈得让人傻眼。但是当多洛蕾要和萨特厮守一生时,当奥尔格伦要和波伏娃永不分开时,两人毫不犹豫地回绝了。萨特和波伏娃的爱情,精神的交流和交锋大于肉体的交融和交合。这对哲人的感情生活里,有些事情在常人是不易理解的。

1956年萨特认识19岁的阿尔及利亚女学生奥尔凯姆·阿莱特,这个姑娘不久成为萨特的情人。1965年萨特把阿莱特收养为女儿,养女比养父小32岁,并一直陪伴他终生。波伏娃不甘落后,她有同样年轻的西尔维·勒邦。萨特死后,她也收养了她。波伏娃写道:“我们互惠互利,她令我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将我带向未来。”两个女人一起旅行,一起参加讲座,彻夜聊天,甚至发型都很相似。

二战期间,希特勒在屠杀犹太人的同时,也对同性恋进行镇压,纳粹党徒监禁了数以万计同性恋者。波伏娃就是在那段风声鹤唳的日子,与她的学生娜达丽、一个漂亮的金发女孩结为同性伴侣。有人把娜达丽称作波伏娃“暴风骤雨般的情人”,她对波伏娃的感情热烈奔放。但她母亲向维希政府指控波伏娃煽动未成年少女淫乱,最后导致1943年波伏娃被开除出国民教育系统。

雅克·劳伦特·博斯特被唤作“小博斯特”,英俊优雅,笑起来十分迷人。1940年前后他先是萨特的学生,后娶奥尔加,与波伏娃保持了近10年的情人关系。直到波伏娃与美国情人奥尔格伦相爱,她就和博斯特分手了。

博斯特有些不快,本来他是因为与奥尔加的关系时好时坏,所以与波伏娃保持情人关系以慰藉自己。现在他只能独自面对不幸的婚姻。不过他还是接受了波伏娃分手的要求。

在奥尔加与博斯特的婚礼上,波伏娃和萨特还做了他们的证婚人。虽然他们婚后的生活并不如意,时常吵架。博斯特还一度成为波伏娃的“偶然情人”。

除了萨特、博斯特之外,波伏娃另外一个著名的情人要算是美国芝加哥作家纳尔逊·奥尔格伦了,1949年他的小说《金臂人》曾获普利策文学奖。波娃一共给奥尔格伦写了304封情书。

1947年3月15日,40岁时的波娃在纽约结识了39岁的奥尔格伦。奥尔格伦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相貌英俊,长着一头漂亮的金发。他刚刚离婚。和波伏娃相遇时,他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家,而波伏娃已经名满天下。

波伏娃亲热地把奥尔格伦叫作“我亲爱的丈夫”、“温柔鳄鱼”(波伏娃给他取的外号,因为她觉得他笑起来很滑稽,牙齿全露在外面,像鳄鱼)。奥尔格伦则把波伏娃叫做“疯狂青蛙”,因为她自嘲在给奥尔格伦写信的时候,像一只喋喋不休的青蛙那样唠唠叨叨。

其实奥尔格伦很反感“偶然爱情”。“在我们这,”有一次他在绝望中写信给她,“妓女们管这叫万能钥匙。”他还反感她爱喝酒——她经常晕乎乎地在酒吧软垫长椅上啜泣,像演戏一样,发带歪到一边。

奥尔格伦曾带波伏娃参观自己的家。他住在一个破烂的小巷子里,房间乱七八糟。但是波伏娃十分喜欢他住的地方,这可能和她天生厌恶奢侈有关,也有可能是爱屋及乌。

在他面前,她表现得很纯情。她会在给他的信上印几百个红唇印,向他保证:“我会乖乖的听话,我会洗碗、拖地,我会自己去买鸡蛋和甜酒。如果没有你的允许,我不会碰你的头发、面颊和肩膀……我永远不会做你不准我做的事情。”

1947年7月,奥尔格伦曾在书信中计划当波伏娃再次来到美国时,自己将会向她求婚。但波伏娃的回信让他意识到:婚姻对双方来说意味着放弃对他们任何一人都是十分充实的世界。

1951年9月18日,波伏娃又去了纽约,顺便看望了奥尔格伦。面对冷却了将近1年的感情,她心里有点淡淡的哀愁,奥尔格伦即将与前妻复婚,一切似乎都已经不能回头了。

后来奥尔格伦因心肌梗塞在家中猝然死去,享年72岁。他身边保存了存放信件的那个铁盒30多年,其中有当年波伏娃随手送给他的两朵小花,但早已变成干花。

克劳德·朗兹曼是唯一曾与波伏娃共同生活过的男子。1952年他们两人在一个杂志研讨会上相遇,当时他是无名的年轻记者。他请她去看电影,自认为已经太老、不会再谈爱情的她流下眼泪,因为她已经44岁了,而他才20岁出头。

他和她共同生活至1950年代末,先后在毕榭西路、维克多舒乐赫大道、蒙巴纳斯公墓附近的公寓住过,此后还每周至少去看望她2次,直到她1986年去世。

在她的葬礼上,是他在灵柩前,在一群女权分子的嘘声中念完了悼词。他说:“我从未觉得自己是与一名偶像生活在一起。她是女人中最不刻板的一个,有趣,快活。一个真正的女人,完全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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