蠢事干得再好也不能算真正的成就。我喜欢自己说过的一句话：“不必为不值得做的事操心。”
——亚伯拉罕·马斯洛
最近我和那些“想与我合作”研究自我实现问题的各种学者和教授进行了交谈，结果我对他们中大部分人的学识水平产生了怀疑，我很失望，觉得他们不会有多少见解。这是因为他们长期处于各种一知半解的空想状态造成的后果——其中包括夸夸其谈者、宏伟计划制定者以及那些热情有余的人——他们只要碰到一点实际困难，就会变得一事无成。因此，我总是毫不留情地以打击人的强硬语气与这些人谈话。例如，我谈论过那些只有一知半解的人（与工人及实干家比较而言），对他们表示轻蔑。我也提到过我常常怎样考验这些不顾实际、头脑发热的人，就是让他们做一些单调枯燥却又很重要很有意义的工作——20人中有19人是经受不起这种考验的。我不仅会使用这种考验方式，而且还会将不能通过考验的人淘汰出局。我曾劝这些人加入“责任公民联盟”，并远离那些无所事事、游手好闲、夸夸其谈的人以及那些一味读死书却毫无建树的书呆子。不论对谁，这种考验的作用都在于看他是否是一棵苹果树——是否有果实？是否能结果？这便是区分能人与庸人、实干家与空谈家以及造时势者与碌碌无为者的方法。
另一点要谈的是关于个人救赎（personal salvation）的话题。例如，在圣罗莎（Santa Rosa）存在主义会议上就有许多这类谈话。我记得自己有一次忍不住发作了，态度很不友善地指责这些个人救赎寻求者，因为我觉得他们很自私，没有为别人以及这个世界做出过任何贡献。而且，从心理学角度看，他们的想法也是愚昧错误的，因为想通过寻求个人救赎而获救的做法无论如何是行不通的。唯一真正有效的途径，正如我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提到的，是日本电影《生存之道》（Ikiru）中所描述的道路，即艰苦劳动并全心全意地完成各种属于你职责范围内的事情，这些事情可能是由你所处的环境或个人良心决定的，也可能是“要按规定”完成的重要工作。
我记得列举过许多“英雄”，这些人不仅获得了个人救赎，而且还赢得了身边人的高度尊重与深切爱戴。他们全都是些优秀工人和有责任心的人。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都生活得很幸福。这种通过完成重要或有意义的工作而达到自我实现的做法还可视为通往人类幸福的道路（与直接追求或寻找幸福的做法对比而言——幸福是一种附带现象，一种不可以直接求得的副产品，它是对美德的间接回报。）另一种寻求个人救赎的方法——对于我所见过的人来说都行不通——即自省，终日离群索居，苦思冥想。这种方法对于日本人或印度人而言也许是行之有效的，这点我并不否认，但我从没见过这种方式在任何美国人身上奏效。我知道的都是些能胜任自己认为有意义的工作而感到幸福快乐的人。而且，我曾在演讲及以前的文章中指出，这一点在我研究自我实现的研究对象那儿也得到了普遍验证。他们因超越性需求（B－价值概念）（89）而产生超越性动力，表现为他们对重要工作的忠诚、奉献精神及认同等方面。这对任何研究对象而言都应验不爽。
或者我可以非常直截了当地说：救赎是让人获得自我实现的工作和自我实现的职责的副产品。（多数曾跟随我的年轻人都存在这样的问题：他们似乎觉得自我实现是隐藏在他们头脑中的一道电光，他们不用做什么，这道电光将会突然在他们脑海中闪现。这些人似乎都想被动地等待奇迹的发生，而不愿自己付出任何努力。更有甚者，我觉得他们实际上都下意识地认为自我实现就是摆脱控制与约束，完全放纵自发行为与冲动。我想最让我失去耐心的就是他们没有执著的追求精神、坚持不懈的恒心以及百折不挠的毅力等——显然他们认为这些品格都是与自我实现相对立的。也许我应该对此进行更详尽的分析。）
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值得一提的是，让人产生自我实现的工作（self－actualization work，S－A）本身都具有超越个体的特性，不必刻意追求就能让人进入忘我或无我的状态，而这正是日本人、中国人等东方人孜孜以求的境界。S－A工作既能让人追求和实现自我，又能使人获得彻底体现真我的忘我状态。它调和了自私与无私之间的矛盾关系，以及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因为在S－A工作中，人们工作的动力发自于内心需要，是其个体的组成部分，因而世界与个体间就不再有什么差异可言。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相互交融，合而为一。同样，主体与客体间的关系也不再是相互对立的了。
我们在大瑟尔温泉遇见一名艺术家——一位真正的艺术家、真正的工作者、真正的事业有成者，他的谈话也是对此观点的生动注解。他不断催促伯莎（我妻子）开始着手雕塑，并且不断反驳她的分辨、解释和借口，指出所有这些都是华而不实的浮夸之辞。“成为艺术家的唯一途径是工作、工作再工作。”他看重的是自律、劳动与汗水。他一再重复的语句是“动手造一堆泥团出来吧。”“用你的木头、石块和黏土进行塑造吧，如果效果不好就扔掉。这总比什么都不干要好。”他说自己不会招聘那些不愿花几年时间来钻研艺术品本身及其细节设计和用料的学徒来参与其陶艺工作。他与伯莎告别时说：“造一堆泥团出来吧。”他敦促伯莎早餐后就立刻开始动手，就像有一整天工作要做的木匠，而且像被工长监视着、工作成效不好就会被炒掉似的。“干活时要像在谋生一样。”显然，这家伙性情乖僻、出言不逊——但人们还是得重视他的言论，因为他的成就也显而易见——事实证明他所言不虚。
（在这次谈话中伯莎想到了一个很好的研究方向：假设有创造性的人喜爱自己的工具和材料，而这种假设是可以在研究中得以证实的。）
（值得思考的问题：为什么人们不工作或创造，而不是为什么他们要工作或创造。可以这么假设：每个人，无论大人和小孩，都有工作或创造的动机。那到底是什么抑制和妨碍这些人人都有的动机发挥作用呢？）
（相关问题：对于D－动机创造者（60），我一直以为这是由他们的特殊才能造成的，即他们在某方面具有特别天赋，与人格健康没有什么关系。但现在我觉得有必要补充两类人；一种是盲目苦干者，另一种是盲目空想者，就像一个人自负地觉得自己属于艺术家行列，因而就理应是艺术家那样。因为他以艺术家自居，别人可能也就这么认为了。）
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你掌握了某些重要本领，那么你就会因此也变得重要起来，就像你所吸收掌握的本领一样。你的消逝、病痛及工作能力的丧失都会立刻变得影响重大，所以你必须照顾好自己、自重自爱、充分休息、不吸烟、不酗酒等等。你再也不能自杀了——那样做太自私，会给这个世界造成损失。人们需要你，你是有用之人。这种被人需要的最简单例子就是，有孩子的母亲不像没孩子的母亲那么容易自杀。在集中营里，那些身负生活重任、重要职责以及关系别人生死存亡的人，往往会努力求生。而另外一些放弃希望、情绪低落者则容易轻率自杀。
培养自尊的一种最简单疗法是：成为某重要团体的一部分。学会说“作为联合国成员，我们……”或者是“我们医生……”当你说“我们心理学家已证明……”的时候，你就体会到作为心理学家的所有荣耀、兴奋与自豪了。
这是一种通过对重要事业及工作的认可，并通过参与这些重要事业与工作而增强自我意识、提高自身价值的方法。它也用于克服一些人类现存的缺陷，如智力、天赋及技能等方面的不足。例如，科学是一种社会机构，其中包含劳动分工与合作，以及性格差异的利用——这是让缺乏创造力的人变得具有创造性、让智力平凡的人变得更有智慧、让凡夫俗子成为伟人、让有限的人类变得永恒与万能的窍门。任何一位科学家，无论其贡献多么微小，都必须受到某种程度的尊重——因为他是伟大集体的一员，他因为加入了这个伟大集体而有权要求得到尊重。可以这么说，他代表的是一个集体，他是这个集体的使者之一。（这又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自强国的大使与来自愚昧落后国家的大使，他们受到的待遇是不同的——虽然大使们本身都是一样的人类个体，都同样具有人的各种缺点。）
对于来自战胜方军队的战士和来自战败方军队的战士而言，情况也是一样的。因此，所有的科学家、学者以及哲学家等等，虽然单独来看，他们都是些有限的个体，但从整体来看，他们就变得非常重要了。他们代表着凯旋的军队，他们在对社会进行变革；他们准备迎接崭新的世界，他们在缔造优心。因而作为这个英雄集体的一员，科学家们也成为了英雄。他们发现了让渺小的个人成为伟人的途径。个人对于这个世界而言都是渺小的（程度不同而已），因此，以某种形式认同并参与有意义的事业是人类培养健康强烈自尊心的必要条件。（这就是为什么在“好的”公司（名声、好产品等）工作有利于培养自尊心的原因。）
所有这些都与我对“响应客观环境需求的责任”的想法有关。“需求”一词相当于“要求”做出恰当反应之意，具有“命令性质”，这种“命令”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事人特有的性格、气质或者天性。也就是说，这种“需求一特性”其实是在他看来必须正确处理或纠正的事，是应该由他来承担的责任，仿佛墙上一幅被弄皱了的画，无论他或任何其他人看见了都会觉得自己该去把它弄平。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人对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所处位置的认识。而在理想条件下，就应出现等性同质选择，即个人与其S－A工作（包括事业、责任、义务、使命、任务等）之间的双向选择，即每项任务都会“召唤”这个世界上那个最适合它的人来完成，这个人是独一无二的，就像一把钥匙配一把锁。而那个最适合的人也会最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召唤”，并对其产生回应，他会与这种“召唤”同步并与之共鸣。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适应的关系就像是美好和谐的婚姻或友谊，彼此像是专为对方设计的一般。
那么，那些拒绝接受这种独特“召唤”的人又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他对这种“召唤”充耳不闻？或者干脆根本听不见？我们当然可以把这种情况解释为迷失本性或违背天性，就像狗想只靠后腿直立走路、诗人想变成好商人或商人企图变成诗人那样。这些都是不适合、不匹配、有违本性的想法。人必须遵循服从天性，接受命运造人的事实。
所有这些很像道家理论。强调这方面的认识是大有裨益的，因为在道格拉斯·麦格雷戈的x理论中，责任与工作都被无意识地看成强制职责，像是迫于外部道德压力而无奈承受的负担，都是些“应分的”或“该做的”事，与仅靠自然意愿或个人喜好，轻松愉快地做出的自由选择是不一样的。在理想状态下——即人能满足自己的良性欲望，能最大程度地按原始本能进行自由选择并能倾听自己生命的呼唤——人会像对待妻子那样热切愉快拥抱自己的命运。所谓服从（无论是顺应还是相信），不过是彼此相依的两个人之间的相互拥抱而已。主动与被动之间的两极分化在此融为一体，如同在理想状态下进行的拥抱行为与夫妻生活那样。愿望与责任之间的分歧、东西方之间的差异问题以及自由意志与强制义务之间的矛盾，也会因此全部迎刃而解。（在这种状态下，人们会珍惜利用各种决定因素——这么说仍不够贴切。最好这么说：人们知道外部世界的各种所谓决定因素，其实正是他们自己内心世界的反应，两者之间之所以看起来不一致，是由观察及理解偏差造成的。这是一种自爱及珍惜自己未来的表现。各种本性相属的因素得以相互交融，并且相得益彰，难分难解。）
（因此，此时的率性而为（而非自控）就是一种自发或主动行为，而这种行为与适应环境所需的行为是吻合的，两者之间并无分歧或差异。）
因此，要找到这个世界上适合自己的责任与工作，就像要寻找自己的爱情与归属。其中包含了许多似非而是、融合分歧、两者合而为一的现象，类似于夫妻生活或爱人相拥。这也让我想起达利·金（C.Daly King）以及他的“天命”（paradic design）概念，认为知天命便能找到适合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适当位置和归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