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时，埃马努埃尔以优秀的成绩取得就读神学系、法律系、哲学系与古典学系的资格。虽然他也不排斥医学或自然科学，但他在这方面的基础不够，同时校方也不会支持他走这个路线。另一方面，腓特烈中学为他做好了踏入18世纪普鲁士社会的准备。不管他将来在路德教会发展或是在腓特烈·威廉一世统治下的普鲁士任公职，都已奠立良好的基础。
那不是一个鼓励批判性和独立性思考的教育。虽然当时的社会风气大致如此，但与当时日耳曼各地性质相同的学校比较起来，腓特烈中学可能更加强调服从与纪律。敬虔会教育最重要的理想之一，是自制能力的养成。敬虔会教友不仅想要控制一个人的身体，他们也希望藉由宗教及道德原则的移植来控制一个人的心。他们最高的目标是把学生从“世俗的子女”转化成“上帝的子女”。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们的教育不仅及于知识的传授，同时也深入道德意志。事实上，为哥尼斯堡敬虔会的教育带来启发的弗兰克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克服学生们自然的任性。老师教学的目的倘若只是知识的灌输，则他只能注意到知性的层面。这固然不坏，但仍不够，因为他忘了最重要的任务，亦即让意志顺服。要人们自愿地皈依，就得先使自然的意志屈服，这对一般人而言，听起来有点矛盾，但对敬虔会教友而言，则是理所当然的。他们认为这个屈服只是通往突破的所谓“赎罪历程”的第一步。同样的，学校要灌输给学生的宗教观念，当然也会很不寻常。虽然这个时期的其他学校也非常重视一般的宗教教育，但并不追求哥尼斯堡敬虔会教徒所想望的敬虔教派的信念。
可以预见的是，康德很明白敬虔教派的这个面向，同时也彻头彻尾地鄙弃它。康德认为以下的见解纯属“假设”：善与恶的区分（此乃人性当中不可抽离的要件）来自于超自然的干涉，换句话说，在忏悔时，心灵必须充满悔恨，甚而彻底瓦解；这样的痛苦会把人带到绝望的边缘，却只有在圣灵充满的时候，才可能到达所需要的强度。……而一个人只能祈祷得到足够的痛苦，并且时时以不够痛苦为苦。康德非常厌恶这种说法。他认为这种方式太虚伪了，因为对于皈依的人而言，他无法自己决定是否要痛苦与悔恨。那藉以区分真正的基督徒和虚有其名的教徒的彻底皈依，对康德而言，是不可能的事。根据那种假设，我们永远无法知道自己是否真正皈依，因为那预设我们可以窥见不可知的超自然力量。再者，敬虔会教徒与其他人的差别，将会是所有事情都绝对依赖神，而且完全拒绝任何形式的道德自律性。同时，敬虔会教徒还因自认是少数的“上帝的选民”而沾沾自喜，仿佛他们已经得救，并且是基督教世界的上层阶级似的。成年的康德拒绝敬虔教徒两个层面的生活方式。其一是他们的“奴性”表现，其二则是经常与“敬虔会”的标志联想在一起的“不可理喻的傲慢”。我们不知道康德在1740年是否对于敬虔教派有这样的感觉，但答案几乎可以说是肯定的，因为他的朋友鲁恩肯说过他们两人于1732—1740年间在狂热分子严酷的纪律之下“痛苦呻吟”。如果敬虔教派对康德有任何影响，那也只有负面的。很有可能正是因为他领教过了敬虔教派，所以他后来几乎把情感因素完全排除在道德以外，因此，我们最多只能说，康德的道德观与宗教观透露了明确的反敬虔会的倾向。康德强调自律性是道德的关键，也是在驳斥敬虔会强调超自然力量对人类意志的影响的说法。康德成熟期的哲学观点，至少就部分而言，其基本方向在于合理化那以自由意志为基础的道德自律性，因此也可以视为抵抗那些征服他人意志的奴役行径。他在年轻时便有了这种抵抗心态，尽管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以后，他才以论证驳斥那些鼓吹奴性态度并贬抑人性的说法。把敬虔教派思想看作康德道德哲学的重要根据，那是很荒谬的。
埃马努埃尔的意志没有向腓特烈中学的老师们屈服，但绝不是因为他们的努力不够。埃马努埃尔承受了几乎是无法承受的压力。可以确定的是，他没有像许多其他的同学一样公开反抗或作战。他之所以“一回想到被奴役的年轻时代”便“不由地恐惧与害怕”，主要与宗教皈依的压力有关，不是因为沉重的课业。若我们想了解康德为什么对祈祷与唱赞美诗始终表示反感，而且抗拒以情感为基础的任何宗教，则答案必须在这个人生阶段里去寻找。从这个角度来看，埃马努埃尔接受的教育与腓特烈二世无异，同样可以称为“受难的历史”。腓特烈的虔诚而残酷的父亲，竭尽所能要让在他的眼中有点娘娘腔的儿子变成一个大丈夫，因而借用了一些敬虔教派的管束办法。虽然康德的年轻时代在外观上平静无波，但迹象显示，他一样也始终在抗拒着宗教的皈依。就像年长他十二岁的王子一样，康德扬弃了敬虔教派的“灵魂告白”与“自我谴责”，找到了其他的模式。对埃马努埃尔而言，其出路在于古典拉丁文学；年轻的腓特烈则在当代的法国文学里找到了替代品。两者都拒绝其父母的宗教色彩。
这便是为什么康德对腓特烈颇为崇敬，不仅把他的时代称为“启蒙时期”，甚至称为“腓特烈的世纪”的原因之一。像腓特烈一样，他认为自己年轻时“被当作奴隶看待”。但他也像腓特烈一样没有屈服。屈服于老师们的奴役管教，无疑意味着一辈子过“作茧自缚的蒙昧生活”。我们不知道康德是否在学生时代就已经说过这样的话，但我们知道这是他在晚年深思熟虑过的看法。就像他所说的：对于每一个个人而言，要挣脱几乎已经成为本性的蒙昧难上加难……法规与定则等机械性的工具，与其说是理性的利用，不如说是天赋的戕害，为人们带来了永无止境的蒙昧，有如脚镣一般。而卸下脚镣的人，即使只是跨过最窄的沟壑，也都是踉踉跄跄的，因为他一时习惯不了自由的步伐。所以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以自己的心灵努力，挣扎暗无天日的蒙昧，稳健地往前走。至于1740年的康德，则根本还谈不上踉踉跄跄地“跨过最窄的沟壑”，甚至那条沟也不像他写下这段文字时看起来那么窄。
必须一提的是，在康德年轻的时候，可谓男女授授不亲，社会风气相当拘谨。因此，年轻女性甚至不可说出“‘怀孕”这样的字眼，不管是脖子的前面或后面，都严格禁止暴露太多。只有男孩才有受教育的权利，尤其是对工匠阶层而言。事实上，当时的女孩除了基本的阅读、书写与算术能力之外很少得到什么教育。三K，（小孩、厨房、教堂）包括了一个女性生活中的一切。因此康德与他同时代的人一样，在年轻的时候很少有与异性交往的机会。
三、小小眼睛看世界
康德的童年生活的特色，是家庭和学校的尖锐对比：温暖的家庭，在其中，他得到鼓励和接受；严格而阴沉的学校，在其中，他的自然倾向几乎遭到无情的打压。虽然他的家与学校都带有宗教色彩，甚至两者同属敬虔会，但我们恐怕很难找到一个更尖锐的对比。康德已经比他的朋友来得幸运。他不必寄宿在学校里，可以在傍晚逃回家里。由于他必须走很长的路上学，穿过哥尼斯堡大大小小的街道，因而甚至有机会见识到世间的另一面。
18世纪的哥尼斯堡常被形容为德意志的没落中的、偏僻的“后院”，或是普鲁士的“边陲城市”。但这两种说法都与事实颇有出入。它位于普鲁士东北角，靠近俄罗斯的边境，地理上离波兰比离西普鲁士更近，所以有一定程度的“岛民”性格。尽管如此，它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城市。哥尼斯堡于1255年由条顿骑士建城，于1340年加入汉撒同盟，直到1701年，都还是全普鲁士的首都。而到了康德出生时，它只是东普鲁士的首府，但依旧是整个王国里三四个主要城市之一，无数的政府机关仍留在海湾，所以也是重要的贸易据点，连接了整个东欧与日耳曼及欧洲的其他海港，其贸易对象主要是波兰、立陶宛、英格兰、丹麦、瑞典与俄罗斯。来自东欧的货物主要是谷物、麻、亚麻、咸灰、木材、焦油、蜡、皮革与毛皮；来自西方的主要货物则为盐、鱼类、亚麻布、锌、铅、黄铜、香料与南方水果。作为港口，其繁忙的程度不下于汉堡或其他汉撒城市，主要的竞争对手则为但泽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