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长给我的赞语
调查团走后的第二天，处长派人来传我过去。这一次他心情很好，见到我就伸出了手招呼我坐下。他高兴地对我说：“我们终于能透口气了！那个蠢货调查团已经走了。他们怎样去向日内瓦报告呢，谁知道？应该这样说，他们随便怎样报告，我们日本人是一点都不关心的。如果国联承认了‘满洲国’，那很好，如果他们不承认，我们也不承认国联好了。我们已经用武力征服了满洲，国联的一切空话决不会动摇我们吞并满洲的决心。为什么全世界对满洲都这样大惊小怪呢？真是一群蠢货！当我们占领了中国、西伯利亚、菲律宾和印度支那，我们要让全世界都大吃一惊，他们会看到日本人的伟大。我们还有很多惊诧要留给俄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和荷兰人，还有那装模作样的老派绅士英国人。我们也会吓国联一大跳的。派代表参加国联调查团的国家，总有一天，我们日本要将他们全部吞进肚子里去的。”
处长停下来，独自微笑着，他显然对自己的辩才觉得满意。他接着说：“调查团留在哈尔滨的这些天，你把我给你布置的工作做得很好，我很感激。事情就像我设想的那样发展着，我要向你表示祝贺。有些时候我说话有些过分，口无遮拦，请你千万不要介意。我有一个坏习惯，我的脾气很暴躁，当一件事情弄糟了的时候，我很容易对第一个来见我的人大发脾气。我前些天对你太不客气了一点，我向你道歉，希望你不要怨恨我。
“我现在正在做一个关于国联调查团的报告，要把它拿到东京去。在这报告中，我一定会提起你认真的工作，以及你执行命令的敏捷与责任心。我很欣赏你，希望在不久以后，我可以把你看作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你是意大利人，请你不要站在中国人那边，希望你能认同我们大日本帝国，欣赏大日本帝国的伟大和高贵。
“你是意大利人，和中国人是不同的。中国人懦弱、不成器，他们永远成为不了强者，除非把他们放在我们统治之下。我劝你不如改入‘满洲国’的国籍，这样你就和中国断绝了最后的关系。你以为怎样？”
这真是一个莫名其妙的提议，我在心里说。我如此憎恨日本人，那么想逃离满洲，怎能加入“满洲国”的国籍呢？
但我对他说：“您的提议我将加以考虑，您知道改国籍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我得先回家与家人商量一下。如果我能得到日本当局的信任，而且不把我的家人作为人质了，我想我或许可以听从您的建议。”
处长高兴地说：“很好！你确定了主意就来见我！我将随时准备为你担保入籍。你会看到，我是多么信任你。”
他停了一会儿，接着说：“说正事吧。在5月份横道河子的战役中，盗匪捉住了我们五百名以上的俘虏，其中有三十多个是军官。这帮盗匪现在分成了三股，最大的一股聚集在哈绥线上。盗匪的首领已对我们说过，准备和我们谈判交换俘虏，两个土匪换一个日本人。他们还提出了要钱的要求，数十万块钱。我们同意交换俘虏，但是一分钱都不给。还有关于以什么样的方式交换和在哪里交换，我们都还没有想好应该怎么处理。因此我想到了你，以你的能力一定能把这进行了两个月的谈判作一个成功的结束。每个匪首都曾在中国军队做过军官，你和中国人打交道比较多，你或许认识他们，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跟他们讲起条件来就比较容易了。”
我沉思着正要说话，处长没理会我，继续说：“我要特别要求一点，你要极端保密，必须不让外界知道日本军士被盗匪掳了去的，你不得对任何一个人谈及此次任务。如果消息泄露出去，这件事情在中国人和俄国人中传开的话，他们就要立即予以否认，因为没有一个土匪值得信任。所以我们派你去和土匪谈判，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效果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必须严守秘密，密切关注事态的进展。我想请你跑一趟。那群土匪将在两三天之内派使者到这里来，你和他一同回到他们的山寨里去，和首领去讲条件。此外，我还要你去实地确定一下，是否真的有这么多日本士兵被俘虏。”
我不得不打断处长的话：“请容我说一句话，如果这些土匪是退职军官，他们或许知道我已经是一个中国的公民，他们现在知道我为日本人工作，我一到了他们的势力范围之下，我恐怕他们会把我当作卖国贼来枪毙的。”
处长沉吟片刻说：“这件事你无须担心，我们不是第一次差使者去谈判，他们通常都会优待使者的。”
我暗自想，中国的土匪显然比日本的官员更守信义。
虽然处长这么说，但我还是心存疑虑。我提醒他：“在海拉尔，一个日本少将曾经拷打并杀死过两个苏俄的使者。这两名使者前来要求发还被日军抢来的牛群，使者来之前这事本来已经是谈好的了，但那名日本少将还是违背诺言了。”
“苏俄人是真正有害的，”他说，“他们应该尽快被消灭。现在我们说另外一件事情。我曾经吩咐你去监视两个中国富翁，张凤亭和穆文焕，因为我听说他们和李顿调查团有交往。侦查的结果怎么样了？”
“毫无结果。”我对他说，“以我看来，这两个有钱的中国人也和其他的中国人一样，是反对‘满洲国’的。但是他们太聪明了，不肯把自己的意见公开表示出来，因为他们不愿意财产被人掠夺。如果你们日本人要占有他们的财产，你们只要像没收其他许多人的财产一样地没收过来就好了，用不着这么多借口的。如果你认为这些人会公开自己反对‘满洲国’的计划，那我觉得你的希望会是一场空。”
处长哈哈一笑，说：“我喜欢你的直率。你说得很对，我们直接抢过来就行。可是这两个中国人国外的朋友太多了，其中一些还是有身份的人物，如果我们不经法律程序没收了他们的财产，这对日军的名义恐怕会造成很大的伤害。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指出他们阴谋反对‘满洲国’，那这件事就可以用正常的司法程序来做了。这件事我会再思考。
“现在你该走了。一会儿土匪的接头的人就要到了，到时候我会让你知道的。”
与处长的谈话结束后，我就回家去了。在家门口，我看到我的一号助手在等我。我让他进了门。
一走到屋里，他就关上了门，满脸焦急地对我说，我的四号助手失踪了，他四处找了两天，毫无结果。
我稳住了他的情绪，保证我一定会找到四号助手的。他走后，我就去了四号助手所住的旅馆。旅馆经理对我说，我要找的人三天前离开房间的，走的时候把一切东西都带走了。至于到底去了哪里，旅馆经理也不知道。我接着打长途电话到大连和山海关去也是没有结果，没有人见过他。
第二天，当我走进马迭尔饭店的时候，有一个招待室的茶房递给我一个封口的信封。当把信拆开的时候，我呆住了--里面是一封四号助手用俄文在马迭尔饭店的信纸上所写的信，这封信我仍旧保存着。以下是这封信的全文：
亲爱的万斯白先生：
出于各种原因，现在我不得不离开满洲了。这一帮日本猪猡，强迫我为他们做可憎的工作不算，现在他们又想来收拾我了。我想不告诉任何一个人，自己悄悄地离开，可是因为你是真诚对待我的，虽然你也为日军工作，但我知道你是一个正直的人，所以我给你留下这封信，说明我突然失踪的真实原因。上个月，两个和我在沈阳共过事的宪兵大尉对我说，要绑架傅家甸（即哈尔滨道外）交通银行的中国行长。
但是因为那银行行长警卫严密，绑架的话有些难度，所以我们决定去逮捕他。我们五个人，一个叫作那普的俄籍宪兵，一个军曹，两个日本宪兵和我走到他的家里，因为我们是以执行当局命令的名义来的，所以没有遭遇多少反抗就把他捉住了，并带到了傅家甸宪兵队附近的一所空屋中。在那里，两个大尉在等着我们。
他们把这银行行长倒吊了起来，这两个大尉又吩咐宪兵去把他的妻子捉来。当她到来的时候，他们把她的丈夫指给她看，并对她说，如果她不去拿三十万块钱来，她的丈夫将一直这样吊着。那个女人害怕得浑身发抖，哭着说哪里有那么多钱。
大尉命她快去想办法，两小时后，她带着十八万现款回来了，她把钱交给了两个大尉，说她不可能在这样的短时间内筹集全款，但是如果他们把她的丈夫放了，她答应于十五天内，再将余数送来。
那位银行行长就这样恢复自由了。在他走后，这两个大尉给那普和我每人一万块钱，叫我们一定要保守秘密。
今天早晨，日本领事馆的警长把我叫了去，对我说，他已听说绑架银行行长的事了。他威胁我，叫我给他八千块钱，否则他就要把我逮捕起来。
到这时，我明白了这是日本人的鬼把戏，我晓得我完了，即使我付出了钱，他们仍旧要把我埋到地底里去的。因此我想还不如拿着钱，逃到别处去开始一个新的生活。
求你原谅我的错误，请你相信我是不得已才要离开你的。
你的第四号助手
信的最后，还有一段用铅笔写成的话：“我叮嘱茶房在我走后的三天再把这封信交给你。请你不要骂他。”
读完上面的信后，我沉思了片刻。四号助手让我原谅他的错误，其实他又有什么错误呢！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离开对他来说是最好的选择。我理解他的选择。如果不是我的亲属在这里，我早就悄悄离开满洲了。
我离开了饭店，直接去找处长，我把这信给他看了。我以为他要发怒，他看着却大笑起来--实际上，他把它当作一个大笑话。好不容易止住了笑声，他说：“他们得钱也太容易了，在两小时内得了十几万，那几个人还是很能干的！他们按理来说是可以平平安安地享受这笔金钱的，但数目太大了，大部分是要来归公的。有一点让我惊奇，那几个宪兵一方面像是骗子，另一方面却像是呆子，竟把两万块钱给了两个俄国畜生！这真是不可思议！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日本，被口袋里从未有过五块钱的穷军官知道了，他们就会闹起一次革命呢。”
说完，他立刻打电话给宪兵队，吩咐马上把那普拘押起来关在密室中，听候他发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