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骂”国民党是全方位的，从施政方针，到一些主要成员的生活作风，从宣传口号到特务手段，从过去所走的道路到现在，无不涉及。《国民党与云南起义》一文，就国民党党史会出版的《革命文献》中说中华革命党（国民党前身）是云南起义的“发动”者、是使“全国风起云涌，使袁世凯众叛亲离，不能不取消帝制忧愤而亡”的“革命”者、是“再造共和的重大史迹”的“建树”者，论证说：“这些都是吹牛、都不是真的。真的‘再造共和’、挽回‘中华民国的国命’的，却是别有其人、别有其团体，与中华革命党实在没有什么相干。中华革命党在‘再造共和的重大史迹’上，所尽的力量，如果有的话，也是极为微小、间接、失败的。”1984年，国民党大张旗鼓，要在11月24日庆祝建党九十周年，李敖写《国民党建党有九十年吗？》，认为把兴中会和同盟会当做国民党的前身，是不对的。因为兴中会成立时候“谁也不知道什么叫‘国民党’，包括孙中山自己在内”，而且该会所有其他成员都不是国民党党员。至于同盟会，是由许多团体联合组成的。既不是国民党前身，也跟兴中会没有衔接关系。就连中华革命党，李敖引述孙中山的话，说“它跟一九一二年的国民党”也没有衔接性，因此，“今天国民党的建党，实在只不过是一九一九年的事，只不过只有六十五年而非九十年”。《国民党特务统治外一章——国特冒充症》、《国民党怎样指使黑社会暗杀别人？》等多篇文章，接触到国民党实行的特务统治，使人看到那种统治让人不寒而粟的一面。
李敖“骂”国民党，依然采用“代表取样法”，或者说“抓典型”的方法，用一个人或一件事代表国民党。《国民党细姨史》是写孙科的，开头有一段话：“国民党口口声声革命革命，推翻旧制度旧社会，其实啊。这个党在许多腐败方面，十足是旧制度旧社会的拥抱者，其中一项，就是他们喜欢拥抱细姨（小老婆、姨太太）。写国民党历史，可以从四面八方写起。细姨一方面，自然可以一以贯之，写个痛快。在这篇文章里，我就写一个国民党大员及其细姨的鲜事，读者举一反三、闻一知十，对国民党的了解，自然也就更上层楼或更上一床了。”写国民党对老兵的态度，也是这样，用几个老兵的悲惨遭遇，说明政策整个儿是从掌权者的利益出发的。
五、不跟国民党同流合污
李敖反对国民党的另一面，是支持党外。20世纪80年代初，台湾曾有什么是“党外”一词由谁“发明”的辩论，李敖于1981年12月1日写了《党外是谁喊出来的？》一文，说此词早就存在，五十三年前国民党的领导人物胡汉民有过“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一党专制主张，十八年前（1963）蒋介石在一次讲话中说：“指责我们‘直把杭州作汴州’”“属于党外恶意的诽谤”，就都用了“党外”的说法，所以并不是新近人们创造的。其实，“党外”和“党内”是相对而言的，国民党既是一个政党，必有党内、党外之分，历来如此，不必置疑。
李敖支持党外，不在于自己是个党外人物。属于“同类”，“猩猩相惜”，而是“因为党外的大方向是对的。眼前加入国民党的，先占便宜，党外则先吃亏，先被打击、被怀疑。如果说党外在投机，也是投未来的机，投不可知的机。有一张党证没什么稀奇。可是少一张党证，多少不方便啊！荀子不就说过‘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吗？”李敖在《千秋评论丛书》第十一册里说过：“不论是弃国民党的，或是被国民党所弃的，都是我们的同志。”后来有记者访问，李敖说：“弃国民党的，是指不加人国民党，或是主动脱离的：被国民党所弃的，是指被开除党籍的。最近我的看法有了改变——要完全找一个跟国民党不相干，像我这样人格完整的人，几乎不可能了，而且也不必了。只要是弃国民党的，或者被国民党所弃的。都是我们的同志。因为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将来说不定变成第二大党，完全否定他们也不必了。应该承认有他们这样一种人。这种人‘党今是而昨非’并且脱胎换骨得完整，我们应该接纳他。”
李敖不仅支持党外，而且支持党外组党，以跟国民党分庭抗礼。形成多党政治，而这是现代民主政治最必要的条件。在《千秋评论丛书》第三十期上，李敖有一篇《我为什么支持王八蛋？》的文章，他说党外人士“因为是政治人士，他们的品德即不能高估（对搞政治的人，不论哪一派，都要严予注意，不可轻信），我们支持他们，支持的不是他们本人。而是支持反对党政治，我们为反对一党独大、一党独裁而支持他们，他们也就在这一‘反对’大方向上的正确，而值得我们支持。除了这一大方向正确外，其实由政客对政客观点对比，他们与国民党殊少不同，在习性上且尤其相近，他们的个人极少比国民党中拔尖的个人好。简单说来，他们只是在大方向上胜过国民党而已，而他方面。跟国民党是半斤八两。但话说回来，要完成两党以至多党政治，支持王八蛋打龟儿子就在所难免，否则全是龟儿子独大、龟儿子独裁，绝不是办法，在龟儿子的暴政下，只有支持王八蛋来取得平衡。”
六、唱反调的知识分子
李敖截至目前惟一的一部长篇小说，是《北京法源寺》。
《北京法源寺》的写作，经历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李敖于1991年6月12日写的《我写（北京法源寺>》一文说：“《北京法源寺》作为书名，是十七年前我第一次做政治犯时在国民党黑狱中决定的……在那种年复一年的阴霾里，我构想出几部小说，其中一部，就是《北京法源寺》。由于在黑狱里禁止写作，我只好粗略的构想书中情节，以备出狱时追写。一九七六年我出狱，在料理劫后之余，开始断断续续写了前几章。一九七九年我复出文坛，在其他写作方面，一写十二年，出书一百二十种，被查禁九十六种，被查扣十一万七千六百册。这十二年问，几乎全部主力都投在其他写作方面了，《北京法源寺》就被耽误了。十二年中，只断续写了万把字，始终没法完成。……国民党在台湾三十七年之久的报禁解除后，我决定创办《求是报》，一方面跟这个伪政权周旋，打倒它，为它送葬。我深知报纸一办，我的时间就被困住，《北京法源寺》将不知何年何月问世了。因此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每天写两个多小时，终于在去年年底，快速完成了它。”就是说，这部小说写完于1990年年底。书末的落款就是：“一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中国台北。”
前引李敖说：“一九七六年我出狱，在料理劫后之余，开始断断续续写了前几章”。这当是初稿。许以棋写有一篇《<钟声无恙我将归>——李敖二度出狱有感》，其中说：“1980年再去看他时，他说他正在写有关谭嗣同的历史长篇。他滔滔不绝地讲谭的满腔热血，他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的胸怀，以及谭的文学造诣。戊戌政变失败后，谭不愿逃走，宁可以死酬国，在菜市口被清廷斩首时毫不畏惧从容就义。李敖当时讲得很激动。这种事本来就是使人感动的，但对李敖，却不止此。你会觉得他是在身体力行。那天我们谈得很晚，第二天一早他就来了，带来一个扇面送我。他记得我曾要他在我的杭扇上写几个字。想不到他抄了一整扇面谭嗣同的诗给我……”1984年3月，李宁前来访问，提出：“我们等了很久，还没有看到你的文学名著。”李敖回答：“我正在写，明年以前至少会先出版一册。”这两段话告诉我们，1980年和1984年3月，李敖都在写他这本书，加上1976年出狱后那一段，李敖先后三次写他这本书。1976年“开始断断续续写了前几章”，“1980年写哪几章，不得而知，1984年3月所写，当仍是开头几章。因为在这年4月、5月、7月出版的《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33期、34期、36期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北京法源寺》，那是前几章的连载。这个事实说明，这本书是一部用心良苦之作，经过了精雕细刻。
要认识李敖其人，必须从其对知识分子历史使命的论述说起：“要认识《北京法源寺》这部小说，也必须从其对知识分子历史使命的论述说起。
李敖在文章中，在给朋友的书信中，谈及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很多。1983年4月30日给陈平景信——题为《做光明磊落的朋友，做光明磊落的敌人》中说：“做高等知识分子的人，要给群众带路才对，怎可走迷信路线来讨好群众？高等知识分子要绝对为信仰献身。不打折扣。”在同年2月3日所作《论国民党的美感》（这是一篇访问记）中，有同样意思的话：
问：那你连干哪行的？
答：我是干“第一流的知识分子”那一行的。我的特质，就是唱反调。
问：唱反调，这算不算不务正业？
答：唱反调就是我的正业，我若不唱反调，反倒是失职。论断一个人，必须认清他是干哪一行的，干刽子手的。你不能说他是杀人犯，干刽子手的不杀人，反倒是失职；干监察委员的，你不能说他不忠厚，干监委的不揭人短，也反倒是失职；干我这一行的，职业特质就是唱反调，因为我的训练与造诣就是从不同角度看事情，从反面看事情，不但反面，并且旁敲侧击，威风八面。这样做，对他们的垄断来，才算扳回一点点，才算公道和公平！
问：这种职业的特质，就是做“反派小生”？
答：是也。任何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他必须是反对形态的、批评形态的、异议形态的、你说东我就说西形态的。因为他深刻知道：在寻求真理、维护真理的过程中，从反对、批评、异议、你东我西来着眼，太重要了。
尤其在一党独大众口一声的情势下，更该如此……
李敖在对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做了这样的规定之后，自然要对眼下知识分子的软弱和屈从当局提出批评了。在接受陈敏的访问中，对方提出“你为什么瞧不起当今台湾的知识分子？”李敖回答说：“我认为现今台湾的知识分子都是在集体逃避现实。虽然这些知识分子在专让也许相当有成就，可是他们所走的大方向错误是很可怕的。中国历来的知识分子都是走‘得君行道’——得到皇帝的赏识而后施展抱负——的路线，至于行道的结果是否误了天下的苍生，这些知识分子都不考虑的。现在的知识分子没有勇气，滑头。对很多畸形的现象不敢批评。他们也不敢在知识上起义——在知识上做陈胜、吴广。他们也很喜欢抛头露面、做秀，但是他们的专家之见及书生之见就好像是象牙塔里朝外面抛绣球一样。他们个人特殊的心得及见解真是少得可怜，只有一页稿纸的分量。可是这一页东西却可以供他们卖一辈子。参加一百次座谈会。”他举了一个例子：“岛上有的知识分子拿谏诤事实与制度，来比拟言论自由的事实与制度，这种比拟是不伦不类的。谏诤与言论自由是两码子事，甚至谏诤的精神，和争取言论自由的精神比起来，也不相类。言论自由的本质是：我有权利说我高兴说的，说的内容也许是骂你、也许是挖苦你、也许是寻你开心、也许是劝你，随我高兴，我的地位是和你平等的，谏诤就不一样。谏诤是我低一级，低好几级，以这种不平等的身份，小心翼翼的劝你。今天我们的知识分子处理事情时总是小心翼翼、躲躲闪闪的。”
类似的言论很多，李敖还因此跟一些朋友闹翻，不再一一叙述。李敖在谈及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时，常常举自己为例，现身说法，这也不再一一说来。
七、人到底该怎样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