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海光先生仍然是斗士
1967年春天，即还没有到“殷先生必须离开台大”的时候，李敖在“美而廉”碰到殷海光，看到殷的气色很差，觉得有点不对劲。他向东吴大学学生陈平景打听，陈说殷有胃病。4月14日深夜，李敖写了一封信给殷海光，说已约好宏恩医院的门诊，要殷“一定得去”，一切费用由他承担。宏恩医院是一家贵族医院，在“宏恩”检查。需交三千元保证金，李敖掏不出，就跟会计小姐磨蹭，最后商定先开一张空头支票做抵，等寻到现款后再换回。经过太夫认真检查，确定殷海光患了“百分之百的胃癌”。当即办了住院手续。后来在另一些人的要求下，移到台大医院开刀，把胃切掉三分之二。这使殷海光的生命延续了两年。王晓波在《悼念我的老师殷海光先生》中说：“后来，殷先生由宏恩医院转往台大医院开刀，台大医院有公保，只要住二等病房就不必另外缴费，宏恩医院的费用是李敖付的，因为当时殷先生的学生中只有李敖有钱。”对这一说法，李敖在《我的殷海光》一文中有所辨正，意思是说最后一句不对，当时殷海光学生中最有钱的不是他，他那时是一个苦力。他在给殷海光信中说“我最近为香港一家出版社帮忙，有一笔小收入”，也不是真的，是有意骗殷海光的，他不愿殷海光知道自己经济困窘而不安。
殷海光患病以后，思想有所转变。李敖在《快意恩仇录》中说，一些人“制造了一本《春蚕吐丝——殷海光的最后话语》，说殷海光临死前对中国文化的看法有根本性的改变。并且强调这一点，把殷海光在《自由中国》的伟大贡献轻轻带过。把殷海光为自由民主的努力，反独裁反集权的努力都轻轻带过，甚至把殷海光描绘成一个临终的悔罪者似的”。他说：
“如果我常去看他，也许情况不会那样糟。”1969年9月12日，殷海光病情恶化，送人台大医院，李敖因听到些闲言碎语而未去，延至14日晚上前往医院看望，当时殷昏迷不醒。据王晓波《殷海光先生临终日记》，殷海光第二天“闻李敖曾来访露出微笑”。
9月16日，殷海光逝世。
文德《殷海光教授年谱简编》写道：“九月二十一日在怀恩堂追思礼拜，由周联华牧师主持，数百人参加。李敖没参加追思礼拜，因他反对在教堂做追思礼拜，怕殷会被教会拿作宣传。”
在殷海光死去一周年，殷太太在教堂做礼拜追思的前夜，李敖有信给她。内有一段：“去年九月十五号晚上，您向我说：‘李敖你是斗士，可是殷老师不是了，他已属于上帝。’如今一年过去了，感情的因素应该平静些了，殷师母，我向您说，您错了。海光先生仍然是斗士，只可惜能够陪他一起斗的人太少了，能够认识他这一斗士性格的人也太少了。所以当同他一起斗争的朋友坐了牢，包围他的都是比他软弱的人。或是对他这一斗士性格缺少帮助和鼓动的人。大家不阻挠他，即倚靠他，以致海光先生精神负荷日益加重，同时他又是不善于调节精神与身体均衡的人（两次被我强制送进医院，即为一例），又最容易被小人利用，以致好恶无定，愁绪难排，最后终告不起。……海光先生和雷震先生一样，他们都是斗士型的伟大人物，斗士的生涯就是斗，不停的斗，劝他不要斗的人，动机尽管好，可惜是妇人之仁，爱之适足以害之。海光先生英灵不泯，在斗士的行列里，他是先烈，他将永生！我们没死的人，虽然遗憾要分别采取不同的方式来纪念他，但对死后的海光先生说来，却并没有被‘分裂’——海光先生仍是完整的海光先生，有人以为抓到了他的什么，其实只是利用死尸而已。真正海光先生的灵魂，不是二流以下人儿所能了解的！”
六、软禁与“反软禁”
1964年。有一件重要事情发生，就是“彭案”。彭，指彭明敏，彭明敏有个学生叫谢聪敏，人极有心机。他说动他的老师彭明敏、同学魏廷朝，跟他一起搞台独宣言。事泄，被捕，是为“彭案”。其实“彭案”的主角不是彭明敏，而是谢聪敏。谢聪敏跟李敖是两度同学（台中一中、台大），彼此也是很熟悉的。
彭被捕后经多方营救，三个月后彭明敏被放了出来。彭设法偷渡，最后抵达瑞典。
国民党当局一得知彭明敏偷渡瑞典，即不分昼夜，由专车一辆。专人若干，把李敖紧迫盯了起来。先由警察单位派人。后由警总接力，前后“跟监”（跟踪监视）。在专车一辆之外，一般是三人一组，每天三组，每组八小时，实行二十四小时全天候紧迫盯人。那时李敖住在四楼公寓的顶层，警总在楼下对面农家平房里租了两间，车就停在门口，跟李敖的车遥遥相对。每当李敖出门的时候，他们就跟踪，亦步亦趋，时刻不离。对这种软禁生活，李敖自有一套对付的办法。他时常告诉自己：“我决心不被它打倒，相反，我要笑着面对它。”《史记·管宴列传》说管仲“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这是李敖最欣赏的一种本领，他努力使不如意事化为对自己有利。人要修炼到这一段数，才算炉火纯青。炉火纯青的人。不论在八卦炉里、在八卦炉外，都是一样逍遥。基于这种达者强者的人生观，李敖在被国民党软禁过程中，一直表面上悠哉游哉，骨子里却用尽心机，化成对自己有利。其中最有趣的一件，是“吃警察”的一个故事。
开头是台北市警察局大安分局派出的警察。一天晚上，值监的警察学开车，把李敖的车尾巴碰了一点，李敖抓住此事，叫管区警察来，声明由自己找人修理，并开了一个八千多元的修理单，非让对方接受不可。管区警察二次前来，认为费用大大超过实际损坏。李敖说：“我李先生没吃豆腐，是吃刺猬。你们警察整天吃老百姓，今天就要被老百姓吃回来。你回去告诉大安分局局长叫他识相点乖乖把钱送来，不然我就写信给他的上司，信中写法是‘你们派人来跟踪我，我没办法，要你们撤回，是强你们所难。但是你们派来跟我的人，屎尿太多了一点，一个去大便，一个去小便，我的车就被撞了。我现在求你们撤回跟踪我的人，固属奢求，但求你们精挑细选一下，派些屎尿少一点的干员来，你们给予方便，则感谢无量矣！’”最后，管区警察想了一个办法，是把撞车的责任推在一个计程车司机身上，同时凑足了八千多元的修车费，使李敖把车修理一新。
到了7月18日，“跟监”有了新状况——多了一部车。李敖决定展开报复，跟那些人来一次“捉迷藏”。全部过程，那时刚从“铭传”毕业的小蕾留下一份详细的日记，现据此做一简述：
这天早上十点来钟，李敖把新状况和他的想法告给了小蕾，于是分头进行准备。因为李敖要求警总撤走一部车的最后时间是下午两点，在这以前他们没有动。到了两点，那些人没有撤车，李敖开始实施计划。汽车已经过保养，并加足了油。几个人分头出发，然后在侨联宾馆碰头。还真的摆脱了跟踪的人。将近七点半到了新竹，吃过晚饭后又继续南下。这天是旧历六月十六，月色特好。又有凉快的风吹着，车行如飞，人很舒服。入了尖丰公路，就像走进了山堆，前后左右都是山。路上车很少，路面又平，他们把车开得很快。不一会就进入台中，住到“意文”。路过王晓波的家，没有进去。第二天七点离开宾馆，逛台中市，先到书店买了一本《希区柯克怪诞小说选》，又到“一福堂”百货公司买了些手帕、腕链等物。下午两点半到达日月潭，找“日月潭饭店”用了一个多小时。这时跟踪的人出现了，把李领到警局里谈了一会。晚上，李敖告诉小蕾，他初一时，班上旅行，他提议到日月潭。回到家里，爸爸没钱，结果提议的人没去。以后也就一直没来过，这还是他第一次来。第三天，是二十号，准备逛湖。逛完了孔雀园，李敖跟警察打招呼：“我们中午就走。”坐上了游湖的船，是一个小孩开的，先到番社，又到小孩家开的小店买了些东西，再到月潭。随即跟踪船又出现了。李敖一行上路后，看见一个便衣警察跟那小孩一同往警局的方向走，当是安排下一步的跟踪任务。中午过后，他们来到台中家里，见到老太太。在“双美堂”吃午饭时，跟踪人员也来到饭店里，就坐在他们对面。饭后看了场电影，耗了两个多钟头。本打算由南下的路转至海线，使跟踪者暂时摸不住究竟去哪儿。在进人员林时，看见界牌下有部车子，后面车上的人不停地向车上的人打手势，原是跟踪的车子换班。也许每个站都有部跟踪的车子在准备着。李找不到路，就把车子乱开，居然走到乡间小路上。又到彰化，又到台中。这样，一直到深夜才回到台北。
在被软禁时代。李敖的“报复”不止于“捉迷藏”，还有更狠的，是接雷震出狱。
雷震，字敬寰，浙江省人，1896年生。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回国后任中央大学教授、中央军校教官、教育部司长、南京市党部书记长和中央监察委员。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参政会副秘书长、旧政协秘书长等要职。1949年汤恩伯任上海保卫战总司令时，雷在汤的总部任顾问，为助汤作战，日夜奔忙。赴广州办理军务期间，上海丢失，乃率团来台湾。此前，经陈光甫介绍，雷已跟胡适相识，并商定合办《自由中国》杂志。是年4月14日，胡适在太平洋的船上写了《（自由中国）的宗旨》，11月20日，《自由中国》由雷震在台北创刊，胡适这篇文章就成了它的发刊词。该杂志以自由、民主、反共为标榜，以“言论自由”为旗帜。起初，它还比较谨慎。后来，它的反蒋倾向越来越明显，不满于蒋介石实行独裁专制。1958年，该杂志社出版小册子，公开对台湾当局“反攻大陆”的口号表示怀疑。接着对“总统”连任问题发表不同意见，后来又就修宪、选举等敏感问题展开讨论。他们所宣扬的一套西方现代自由民主思潮，在自由派知识分子中和青年人中引起了很大共鸣，受到人们的喜爱。1960年，也就是在李敖即将走上思想战线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该刊发表多篇讨论成立反对党意义的文章，同时筹备组织一个“真正反共”、“真正民主”的政党。雷震与台湾省本地政治界人士郭国基、吴三连、郭雨新、李万居等人筹组“中国地方自治研究会”，进而准备在9月底成立中国民主党。这一行动为国民党侦知后，认为是对其统治的严重威胁，就在“中国民主党”召开成立大会前夕，以“配合中共统战阴谋”、“涉嫌叛乱”的罪名，将雷震等人逮捕，将《自由中国》查封。此事发生在这年9月4日，这就是所谓《自由中国》事件。这是国民党内一些自由主义分子要求改革的一次尝试。也是台湾地区组织反对党的第一个企图，在当时的台湾并没有多大社会基础，但这个事件对台湾的民主运动起了一定的启蒙和推动作用。李敖引起的中西文化大论战，是进一步思想大启蒙；李敖提升了的《文星》，是继《自由中国》以后最有生气的一份宣传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杂志。
还在雷震刑期未满之前。1969年1月10日，李敖由向筠等陪同，去安坑监狱看过雷震。向筠等是家属，可以跟雷震会面。会面中，雷美琳、雷美梅透露李敖也来了，在外面。在旁监视的政工官立刻飞奔而出，把李驱逐，雷震出来想招手，也未成事实。现在，雷震要刑满释放了，李敖虽在软禁之中，也决心前去迎接。
1970年9月3日（按，李敖《于无声处听惊雷》说是9月2日，《雷震回忆录被焚志感》说是9月4日，此处据《李敖快意恩仇录》，也算是取折中之意），李敖听说国民党新闻局用调虎离山之计，届时将请外国记者们去中部旅游，暗中放出雷震，乃和魏廷朝约来《纽约时报》兼《时代·生活杂志》的特派员夏皮罗（Donald H Shapiro）和美联社的特派员普拉特（Leonard Pratt），一大早跑到新店安坑监狱接雷震出狱。当时军警便衣云集，讲话不便，雷震私下要他女儿雷美琳偷偷告诉李敖，另约时间详谈。由于有美国记者采访，雷震出狱的消息很快飞遍全球。
雷震出狱后，李敖来雷家多次，谈了很多。雷震提到他在狱中写的百万字回忆录，在他出狱前一个月的某一天，在接见家属返室时。“全部给偷走了”。当时他大发脾气，还打了政工官一拳。后经狱方婉言相告，说他们做不了主，要拿给上面看看，看看要花点时间，所以在他出狱前一个月取去，等上面看过了，自然还他，一个月后出狱时，也可一起带回家，了。不料一个月过去了，雷震出狱时回忆录一直没有还给他，看来是凶多吉少了。雷震的遭遇提醒了李敖，后来他在军监坐牢，就力行“阅而不作”的策略，为的是怕写了半天，最后遭到查扣的下场。
在李敖被国民党“跟监”的日子里，“国际特赦协会”的秘书长马丁·埃纳到了台湾。魏廷朝、谢聪敏来约李敖一起去看马丁。李敖坚持由马丁来家看望。马丁同意了。当时李敖虽处境自顾不暇，却很想托马丁为在牢中的柏杨想点办法，托小蕾通过公用电话跟柏杨夫人艾玫联系，艾玫答应来见马丁，可是后爽约未来。
马丁到台湾，国民党对他又恨又怕，就派了三个人全天跟踪。那时跟踪李敖的也是三个人，跟踪魏廷朝和谢聪敏的各两个人，这次跟马丁见面，跟踪人员大会台，一齐聚集在楼下，颇为“壮观”。李敖指给他们说：“你们看，我家对门变成警察局了！”大家俯视一笑。就在这次李敖把一些“跟监”的照片和泰源监狱“犯人”名单，交给了马丁。双方都没有说如何处理，一切都“心照不宣”。这名单中有不少人是李敖的朋友或后来人们熟知的人，像施明德、吴耀宗、胡学古（胡虚一）等。不久，这一名单被公布。赫然看到《台湾泰源监狱“政治犯”名单》的大标题，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自己交给马丁的。
另一次，在李敖“跟监”快一年时，美国哥伦比亚太学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教授请李敖在中泰宾馆吃饭。看到李被国特严密“护驾”，奥氏极其反感。两人密谈甚久。后奥氏跟美国前总统卡特搭上线，也曾向有关方面提起。
李敖在被软禁期间，跟素少来往的师友，更无来往了。只因小情人小蕾家住在吴相湘老师对门，吴相湘老师传过一两次话。表示关切。1970年4月15日，姚从吾老师在研究室中白首穷经，忽然坐化，以七十六岁之年，死在书桌上。消息传来，李敖自有隐恸。公祭前夕，吴相湘老师托弟弟李放转告，建议李敖化装去偷偷行个礼。李敖没有接受这一建议。——他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用世俗方式，来表达他跟姚从吾老师的一番交情呢？
三年之前，1967年4月27日，李敖去医院看殷海光老师，碰到姚从吾老师也来探病。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姚从吾。当天晚上，姚从吾写了一封信，在问了是否见过研究室所藏《齐东野语》之后，又补充说：“近印出《余玠评传》一本，谨奉上，请多多指教！（将来印书时，当将吾弟大作收作附录，请允诺！）”所说李敖“大作”，指《余玠人格品质的分析》一文，那是李敖1962年1月16日写成的，是李敖在姚从吾课堂上的一篇报告。姚从吾在生命晚年，犹不忘学生的学术著作，并且还要印在自己的书里作为附录，他对李敖的期许之殷，久久不易其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