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神骨鉴附录(12)

刘宗周（1578一1645)，明末哲学家。字起东，号念台，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万历二十九年（1607)中进士。历任仪制主事、右通政、吏部右侍郎。崇帧十五年，官至南京左都御史。南明政权灭亡，他绝食20天而亡，终年68岁。上述这段文字是崇帧十五年(1642)明思宗与刘宗周的一段对话。这段对话反映了刘宗周在治理国家方面要广开言路、招纳贤才的政治主张。同时1也充分反映出了他所坚持的国家官吏应该把笃行节操、严于律己的品德放在第一位，而把敏捷的语言才能、大造声势的魄力和资格威望放在第二位的人才观。从而可以看出，任何时候选拔人都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主的路线，否则，就会导致国破家亡的悲剧。一康熙帝，是清朝皇帝中最有作为的一个。1661年1月6日，顺治帝病死，遗诏玄烨继位，并令异姓功臣孛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辅政。这月9日，玄烨即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康熙元年（即1662年）故又称康熙皇帝。

康熙即位时，年只8岁，由于年幼，凡事由四大辅臣共议后，奏请孝庄太皇太后裁决执行。康熙六年(1667)，14岁的康熙开始亲政。康熙自幼聪明好学，亲政后，尤其好读《资治通鉴》，从中汲取历朝治政之经验。在辅政四大臣中，鳌拜自恃有功，十分跋扈，专横朝政，排除异己，安插亲信，欺上瞒下。康熙八年(1669)，康熙一举智除鳌拜。康熙二十年（1681)，平定了三藩叛乱，两年后又攻台湾郑氏政权实现了两岸统一，康熙二十四年（1685)，出兵驱逐盘踞黑龙江流域的沙俄军队，康熙二十八年订立《中俄尼布楚条约》，确定了中俄之间的东段边界。他在位期间，曾经三次平定准噶尔部的叛乱，加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另外，康熙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奖励垦荒，治理黄河，减轻水患，保证大运河的畅通。并且进行了全国性土地测量，完成了《皇舆全图》的绘制。开设了博学鸿词科、明史馆，编纂《全唐诗》、《佩文韵府》、《字典》等书籍，提倡程朱理学。这些都为社会安定做出了贡献，同时为巩固清朝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从上可以看出，康熙皇帝在位61年间，在统一国家、杆卫主权、发展生产、提倡文化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是中国封建帝王中比较开明的皇帝。康熙皇帝之所以能够创建历史上的一代盛世，也与他善于择贤任能分不开的。并且具有自己比较系统的用人思想，列举如下：

“观人必先心术，次才学”的观点。

谕曰有治人无治法。朕观人必先心术，次才学，心术不善，纵有才学何用？”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康熙帝说：“只有管理好人没有说管理好法律的。根据我观察任用人的经验，一个人必须先看他的居心好不好，然后才看他有没有能力和知识，如果居心不好，就是有能力和知识，这又有什么用呢？”

“弃短取长始能尽人之材”的观点。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六月丁酉，上谕讲官等曰：“古今讲道学者甚多，尤好非议人，彼亦徒能言之，而言行相符者寡。是以朕不尚空言，断不肯非议古人。何以言之？盖人各有长短，弃短取长始能尽人之材，若必求全责备，稍有欠缺即行指摘，此非忠恕之道也，故孔子当时惟节取人之善，隐讳人之短。”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康熙四十三年（1704)六月，康熙帝对讲官等人说：

“古代和现代讲道学的学者很多，特别喜欢责备其他人，其实他也只能是能说会道而已，真正言行相符的人很少。所以朕不提倡说空话，更不能责备古人。为什么这么说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也就是长处和短处，取长补短才能够发挥一个人的才能，如果一定要求全责备，别人稍微犯有一点错误就加以批评指责，这不符合忠厚宽恕的精神，因此孔子在当时只选择吸取别人的优点，避口不谈别人的缺点。”

“为政在于用人”的观点。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十月甲戍，上谕大学士等曰：

“朕莅政五十余年，海内升平，皆恃众大臣为肱耳目。

朱子亦云为政在于用人。大小臣工俱宜实心任事，直言勿隐，方为社稷苍生之福。为大臣者当识大体，不可琐屑刻薄。朕待大学士、尚书、侍郎以至小臣各有等级，若待大学士与小臣无异即非礼也。又如翰林等作诗写字作古文或时文，朕皆因材器使，未尝求全责备也。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康熙五十六年（1717)十月，康熙帝对大学士等人说：“朕执政五十多年，国内太平无事都是靠大臣们的帮助。朱子也说过治理国家关键是用好人。大小官员都应该脚踏实地工作，直言不讳，这才是国家和人民的福气。作为大臣应当知道识大体，对一些琐屑小事不要过分苛求。朕对待大学士、尚书、侍郎以至小官各有不同的等级，如果对待大学士和小官一视同仁就不合制度。又如翰林院士作诗写字、作古文和作时文，朕都量才使用，从来都不求全责备。”“世间全才未易得”的观点。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闰四月戊午，上谕大学士等曰：

“世间全才未易得，但能于性理一书稍加观览，则愧怍之处甚多，虽不能全依此书以行，亦宜勉强研求明晰义理，若祗泥知辞章字句有何裨益？”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康熙二十五年（1686)四月，康熙帝对大学士等人说人世间不容易得到没有缺点的全才，但是只要能够对性理一书稍微看一下，那么扪心自省的惭愧的地方就很多，自己的言行虽然不能完全按照这本书所说的去做，也应该对这本书认真研究明白一些道理，如果只拘泥于词藻字句又有什么好处呢？”

“国家政务必委任贤能”的观点。

康熙七年戊申三月丁未，上谕吏部：“国家政务必委任贤能。……今在京各部院满汉官员俱论资俸升转，虽系见行之例，但才能出众者常以较量资俸超擢无期，此后遇有紧要员缺，着不论资俸将才能之员选择补田”

这段话就是说，康熙七年（1668)三月，康熙帝给吏部下达谕旨说国家政事必须委托给德才兼备的人。……现在京城各部院满汉官员的升迁都是论资排辈，虽然这些都是多年的惯例，但才能出众的人常常却因为资历太浅升迁无望，此后如果有重要的职位空缺，应该不论资历，选拔有才能的人来担任。”

从上可以看出，康熙皇帝为了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特别重视“治国者，以人才为要”。因此，他在选贤任能中有如下特点：

一是主张德才并重，以德为主，以才为辅。如果只重才而不重德，“虽能济世，亦多败检”；“较庸劣无能之人，为害更甚”。但是，只重德不重才，“操守虽清，不能办事，亦何于国”。因此，强调选才“要学行兼优，方为允当”。“国家用人，当以德为本，才艺为末”。“务使德胜于才，始为可贵”。康熙主张“善相马者，天下无弃马；善相士者，天下无弃材”。以任官为例，“有能理繁者，有有操守者，有练习其事者”，也有“优于学问而短于办事者”，各有短长，因此“弃短取长，始能尽人之材”，绝对不能“求全责备”。在发掘和使用人才上，康熙基本做到了只要符合德才标准，不搞其他附带条件。

二是主张不分民族。康熙曾经多次提出，不“偏向汉人”，亦不“护庇满洲”。对于“满洲、蒙古、汉军、汉人毫无异视”。他说朕于旗下汉人视同一体，善则用之，不善则惩之。”对守法的外国人，也根据他们的特长，安排适当工作，如任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为钦天监之职就是例证。

三是主张不分地域。康熙说：“朕观会试正考官系北人，则必取北为首；系南人，则必取南人为首，可谓之无私乎？”“自古用将，何分南北，惟在得人耳。”

四是主张不分资格和年龄。康熙曾经公开诏示：

只要“德才兼优”，虽“微末秩员”，亦当重用。对于“外官告病不准起用”的定例实行改革，认为“其中有才品优长政绩素着者，迫于一时至情引例告归，终身弃置深为可惜”。于是于康熙十二年（167；)癸丑九月辛未，上渝吏部：“宜令地方督抚确行咨访，果有才品堪用者，着据实保奏以凭擢用。”如施琅年迈力衰，康熙用其收复台湾，琅辞；以年老，康熙说：“将尚智不尚力，朕用尔亦智尔，岂在手足之力哉？”后来施琅果然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康熙对于选拔培养人才制订了许多办法，如通过学校和科举，众官推荐和康熙直接选拔，试用考核以选拔人才等。为此，康熙严格要求各级官员都要勤奋读书以培养才德。康熙二十四年（1685)，下令“文武各官皆须读书，于古今得失加意研究”。同年，康熙在朝廷官员中举行一次考试，结果800多人交了白卷。为此，康熙下令此等毫无学问，何以居官？俱着解任，令其读书，俟学习之后，考试补用。”

五是主张“疑人勿用，用人勿疑”。从而反映了康熙这位封建政治家的用人魄力。

六是主张“亲贤远侯”，要“躬行实践”。康熙十六年（1677)，康熙帝对讲官喇沙里、孙廷敬等说道：“君子进则小人退，小人进则君子退，君子小人，势不并立。孟子所谓一曝十寒，于进君子退小人，亲贤远佞之道，最为明快，人君诚不可不知也。”同时指出“尔等进讲经书，皆内圣外王修齐治平之道”，但“学问无穷，不在徒言，要惟当躬行实践，方有益于所学。”康熙帝非常赞扬关于进君子退小人、亲贤良远奸佞的道理，并强调对此必须躬行实践。

唐甄，字铸万，清代达州（今属四川）人，生于1630年，卒于1704年。他在《潜书·主进篇》中提出了“唯用贤为国之大事”的观点。唐甄强调指出：“为政亦多务矣，唯用贤为国之大事。治乱必于斯，兴亡必于斯，他更无所于由也，一于斯而已矣。”在这篇文章里，对于选才用才问题，唐甄提出了自己比较独到的见解，并做了较为详尽的论述。下面简述如下：

第一，详尽论述了用贤、进贤之不易。唐甄认为，在进用贤才方面，尽管有多种途径，诸如或则由大臣荐于天子，由各级有司荐于大臣；或则访之于乡人，访之于乡士大夫。但是，古之人多直，今之人多诈，因此，单单靠听其言，观其行的办法容易出现偏差和失误。他指出：“今也听其言为君子之言，观其行为君子之行，而其人则小人也。”这些人善于乔装打扮，赶时髦，钻空子。当社会上重视知识的时候；这种人就变成了“儒者”，如果社会上讲究文辞，这种人就变成了“名士”；当社会上提倡气节，他们就会吹嘘自己为“直士”；如果社会上羡慕功业，他们又将变为“才士”。这些人非常善于见风使舵，吹吹拍拍，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沽名钓誉，追逐名利。为此，唐甄无不遗憾地说道：“以利达之徒人于多私者之门，则以合进；以矫饰之徒入于不知人者之门，则以罔进。于是有举皆其阶，有位皆其窟矣。”就是说，若使贪图富贵的人进人了私欲很重的大官的家门，他们就会因臭味相投而推荐来人当官；假如装模作样的人进人了糊涂无知的达官贵人的家中，达官贵人也由于受到欺骗而推荐来人当官。于是，这些人便骏马得骑髙官得做了。这就叫做“贤者难知”。

第二，采取“类进”之法进贤。所谓类进之法，就是用人以群分和物以类聚的方式去选拔人才。他说，一般的凡鸟引不出凤凰，“贤不肖各有其类”。“从伯夷游者，必伯夷之所与也，无盗跖之徒也。”反之，与盗跖一块的人，也不会有伯夷之徒。正是这个原因。“若使盗跖主进，而望其所进之人有若伯夷者，岂可得哉！”因此，作为一国之明君，必须先在群臣之中选用大贤，将其放在重要位置上，并使其有职有权。同时，对于那些奸宄之徒的谗言坚决不予听信，而对大贤则“唯其言之是听”，“各以类进，则贤才不可胜用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