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看，一场阴谋政变得逞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政变的策划者，总是要实行两手统治：一面大开杀戒，诛除异己，一面封官赐爵，安插亲信。实行这两手的目的都是一个，就是巩固自己刚刚篡夺的政权，企图达到长治久安。第一个目标就是蒙恬、蒙毅兄弟。他与蒙毅宿怨很深，而蒙恬又手握重兵在外这就使赵高深为忧虑，如芒在背，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他“日夜毁恶蒙氏，求其罪过，举劾之。”他向二世进谗说：“我听说先帝早就想择贤嗣立陛下为太子，只因蒙恬擅权，屡次谏阻。蒙毅又整天说陛下的坏话。所以先帝遗命，仍立扶苏。现在扶苏已死，陛下登基，蒙氏兄弟一定要为扶苏报仇，恐怕陛下寝席难安啊！以愚臣之见，不如杀掉蒙氏兄弟，以绝后患。”二世听了赵高的话，便拟定诏书，将蒙毅囚了起来，准备处死。二世的叔父子婴得知此事后，立即进谏说：“从前赵王杀死名将李牧，误用颜聚；燕王轻信荆轲，违背秦约；齐王屠戮先世功臣，偏信后胜，最后都落得身死国灭的下场。如今蒙氏兄弟，为我秦朝大臣谋士，有功于国家，陛下反要把他们诛死，臣以为这是万万不可以的。臣听说轻虑多疑是不可以治国的，自作聪明是难以成为明君的。如今诛戮忠臣，宠信小人，一定会招致群臣的离心离德，还请陛下审慎为是。”二世根本听不进他的话，最后还是以“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难之”的罪名，杀死了蒙毅。接着二世又派使者至阳周，赐书蒙恬道：“你负罪太多，你弟弟蒙毅又有大罪，所以赐死于你。”蒙恬进行了一番表白自辩，最后吞药自杀了。消息传开后，天下舆论都为之呼冤，而赵高却为除去了这两个心中隐患暗自欣慰。
沙丘政变尽管干得很诡秘，但天下事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当时虽被隐瞒过去，事后也总不免要渐渐漏出破绽。日子久了，诸公子渐有所闻，他们暗地里互相猜疑，或者交头结耳私下议论。赵高与二世慢慢地也听到一些风声，未免暗自忧虑。一天，二世把赵高召来，心事重重地对他说：“如今我虽然继承了皇位，看来大臣们并不顺服，一些地方官也都各自为政，而诸公子也必然要与我争位，如何是好？”这话正中赵高心怀，这件事也正是他的隐忧。但他却故意鋳躇了一下，然后慢吞吞地说道这件事臣本来早就想说，但一直没敢直说。您想，先帝的那些大臣，都是天下有名的显赫贵族，功劳累世相传。而我赵高素来微贱，幸蒙陛下赏识提拔，居于上位，管理内政。所以大臣们心里怏怏不乐。他们只不过表面上顺从，心里其实是很不服气的。再说，沙丘之谋，诸公子及大臣们都在怀疑，而诸公子又都是陛下的兄长，现在让他们跪拜称臣，当然是不会甘心的。如不及早采取措施，这样下去，恐怕会发生变乱。”二世听了，深表同意，便向赵高请教对策。
赵高说：“如今不是讲究文治而是决于武力之时，急须大振威力。要立威，就必须制定严酷、苛刻的刑法，使那些有罪的人彼此连坐，直至株连九族。清除那些心怀不满的大臣，疏远那些兄弟骨肉。而后，再采取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的办法，换上一批亲信，这样，既可除去先帝的那些旧臣，又可安置陛下所亲信的人，谁不感恩戴德，忠于陛下呢！这样，陛下就可以高枕无忧。肆意享乐了。”二世认为是好主意，便让赵高重新订立法律，凡群臣、诸公子有罪的，全部交由赵高处置。于是，赵高大开杀戒，又把屠刀挥向诸公子。
赵高诚然是一个野心家和阴谋家，但也不能不承认其巧言令色善于揣摩人心说理，即使是歪理让他也讲得气壮如牛煞有介事，而其他的人包括李斯在内却显得无嘴无心意志软弱，他们这么多人能有一个志坚于赵高、辩高于赵高者也不会落此下场，历史也就会是另外一番样子了。所以诡不可怕，行诡用诡者并非真的强大无比不可战胜。只要敢于斗争，就能知诡胜诡。无理的人都能那么有胆量，有理有力者又为什么要害怕呢？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七月，陈胜、吴广揭竿起义之后，派部将武臣（号武信君）略取赵地，连克10余城，其余皆固守不下。相持之余，武臣欲速定赵地而无由以进；秦朝地方官员人心惶惶，欲求后路而无由以退。
蒯彻心知，处在这一进一退之间，只要能设法周旋其中，走好一着棋，便能全盘皆活。于是，他编成一篇危言，先去游说范阳令徐公，一见面便说：“臣是范阳平民蒯彻，因我暗自怜悯徐公将死，故来相吊。虽然您危在旦夕，却又得我而生，值得祝贺。”
徐公乍闻这耸人听闻的“将死”二字，不由得面色陡变；乃至听说尚可转死为生，又觉得诧异不解。在这忽忽生死之间，便不由自主地伏身下拜，叩问其故：“先生何以为我而忧？”蒯彻说：“先生任秦县令10余年，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脸上刻字涂墨）人之面，真是数不胜数。慈父孝子争欲杀公，以报私仇。所以不敢试刃于公之腹，实为畏惧秦法。现今天下大乱，法令不施，慈父孝子将乘机报仇，而成‘慈’、‘孝’之名。这就是我要为您忧虑的原由。”这话恰恰说到徐公的心坎上。自陈胜、吴广起事以来，尤其武臣政略河北之后，他反复思索却终无良策的正是这些。因此，徐公急忙接问道：“我何以遇先生而生？”蒯彻说武信君武臣不嫌我愚钝，派人向我询问祸福。我正要前去见他。”接着，他把自己见到武臣后的打算告诉徐公。
徐公听完，再拜称谢，立即备办车马用具，送蒯彻去见武臣。
武臣见蒯彻盛装前来，便当作上宾接待，并虚心请教定赵之策。蒯彻说：“将军倘必欲战胜而后略地，攻战而后下城，我以为这是危亡之道。如能用我之计，可不战而略地，不攻而下城，传檄而千里定。”武臣忙问：
“先生此话何意？”蒯彻回答范阳令本应整顿士卒，准备迎战。然而，他贪生怕死，迷恋富贵，故欲以范阳城先降武信君。倘若先降者得不到优惠，则边城必将互相传告，婴城固守，那便是金城汤池，万不可攻。为君之计，不如备华盖朱轮之车，迎接范阳令，使他游行于燕、赵之郊，夸示荣耀。边城见先降者身得富贵，必然相率而降，犹如阪上走丸，这就叫做传檄而千里定。”
武巨大喜过望，果然备下车辆100乘、骏骑200匹以及金印紫缓，迎接徐公，封之为侯。燕赵闻风，先后有30余城投降武臣。蒯彻一张嘴连接了双方的心而实现了买空卖空的目的。
在刘疑与项羽的战争中，蒯彻料知韩信在楚、汉之间具有举足轻重之势，附汉则汉兴，倚楚则楚胜。但是，他更清醒地看到，不论汉兴或楚胜，韩信均不得善终。原因在于他才兼文武，有着震主之威，不会得到刘、项竭诚信任。早在汉三年六月，项羽攻克荥阳，进围成皋时，刘邦逃到小修武，曾自称汉使，于凌晨驰人韩信军营，趁他未起，收取符印，易置将士，削夺其军。这已露出刘邦忌韩信的端倪。鉴于此，蒯彻便以江湖术士的身份再下说词，试图先用诡秘之语来感悟韩信。他说道：“早年我曾研习相书，可我相君之面，最大不过封侯，况且危而不安；然而相君之背，却是贵不可言。”以韩信的聪明，自然知道“背”，是“背汉自立”之意：但为了测其高深，故意反问道：“先生此言何谓？”蒯彻示意支开闲人，然后独对韩信发表了一通高论。首先，他对比今昔时势的转变，分析了两个最大军事集团的实力现状，说道：秦末初发难时，英雄豪杰建号侯王，登高一呼，天下之士云合雾集，众如鱼鳞杂袭，势同飙至风起。当此之时，唯独思虑灭秦而已。如今秦亡，继之以刘、项分争，致使无数人民肝脑涂地，流离于荒野。汉王率数十万之众，拒守巩、洛，背山阻河，却未建尺寸之功，甚至屡挫败北，兵溃于荥阳，箭伤于成皋，退定宛、叶之间，这叫做智勇惧阳。楚人起自彭城，转战逐北，进至荥阳，因利乘胜，威震天下；然而却兵困于京、索之间，势穷于西山之下，至今已3年。楚、汉锐气挫于险塞，粮食尽于内藏，百姓疲极，命无所归。”随后，蒯彻又指出当时韩信所处的重要地位：“以我所料，非有天下贤圣，难息天下祸乱。当今，刘、项悬命于将军：将军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强。我愿推心置腹、披肝沥胆以效愚忠，唯恐将军不能用我之言。”蒯彻边说，边注目观望韩信，见他凝神沉思，遂把自己的计划和盘端出：
“方今为将军计，莫如两利俱收，三分天下，鼎足而立。
如此，三方互相牵制，则无人胆敢轻举妄动。凭将军的贤圣，有如此多的甲兵，依靠富饶的三齐之地，合纵于燕、赵诸侯，乘楚汉后方空虚，体谅百姓的心愿，西向为民请命，制止刘、项之争，则天下谁敢不听！然后，将军据齐国故土，收淮、泅等地，以德怀柔诸侯，以礼相待士民，则天下君王必能争相朝齐。常言道：‘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愿将军深思熟虑站在韩目一方来说，这确乎是最高明的建目。说他“高”，首先在于蒯彻抓住了业已成熟的时机。即所谓“时至”。以韩信的杰出军事才干，乘刘、项势穷力竭之际，确可坐收渔人之利。再者，蒯彻对当时的民意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看到了远自战国以来的长年分裂战争留下的创伤，也看到了秦王朝的短暂统一却无相应的安定，尤其看到秦末以来已连续6年的战乱，使“丁壮苦军旅，老弱疲转曹”，生民倒悬于水火，普遍滋长着厌战情绪。就连项羽那样嗜杀成性的人物，也发出“天下汹汹数岁”的浩叹。当此之时，罢战修和是极有吸引力的口号（通常人并不知道三足鼎立会造成什么后果可惜，韩信只是个非凡的军事家，却不是杰出的政治家；仅仅有大将之才，却不是帝王材器。他拒绝了这种建议，后来天下刚刚平定就被刘邦和吕后杀害了。临死他发出了“悔不用蒯彻之言”的长叹。
汉高祖平定陈稀，回师长安，听到韩信临终之语，急诏齐国传讯蒯彻。
蒯彻来到长安，汉高祖斥之说你曾教唆过韩信谋反吗？”蒯彻自认不讳：“然，臣固（确实）教之。竖子(对韩信轻蔑称谓）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杀）于此。如彼竖子用臣之计，陛下安得而夷之。”这种应对，简直是斗胆。刘邦大怒，立即传命，要把他烹杀。蒯彻却从容辩解说：“狗各吠非其主（非本家之人K彼时（那时），臣独知齐王韩信，非知陛下也。（况）且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树者先得。天下汹汹争欲为陛下之所为，顾（只是）力不能，可殚诛邪（难道能将往日的竞争对手斩尽杀绝吗）！
蒯彻这番话，也是冷眼观世所得到的沥尽心血的斟酌之辞。其一，他面对的是有政治远见且豁达大度、惜才怜士的刘邦，而不是心妒手狠的吕后，所以采用实话直陈的方式。这虽然冒着冲撞龙颜的风险，却足以引起惺惺惜惺惺之意。其二，他陈辞之时，天下已成一统局面。倘在群雄并争之际，定把敌国的忠臣智士视为大患，非能招降之，则必诛除之。天下安定之后，当国明君，往往以旌扬忠贞气节为务，借以感悟本朝臣民。刘邦对丁公、季布兄弟一杀一捧，道理就在于此。
所以，深谙世故的蒯彻，敢于以昔日对韩信的忠贞自命，竟能避开杀身之祸。结果，刘邦传命赦免蒯彻。
汉六年（前2011年）正月，刘邦分封同姓为王，以庶子刘肥为齐王，命曹参为齐相国。曹参相齐9年，礼贤下士，曾请蒯彻为幕宾，参议政事。
齐国有处士东郭先生和梁石君，早年曾被齐王田荣劫持，屈意从乱。田荣败亡以后，二人自惭出仕匪类，一同隐居深山不出。
到曹参相齐时，有人对蒯彻说先生受曹相国礼遇，在拾遗举过、显贤进能方面，齐国无人可比。齐国有处士梁石君和东郭先生，世俗之人莫能望其项背，先生为何不举荐给曹相国？”蒯彻说道：“好。”又一转念：凡微举事成功，必需探索成功的奥妙。于是，他对来人讲了一个饶有意义的故事我乡里中有个妇人，平日与邻居相处和善。一天，这个妇人家夜间丢了一块肉，婆母疑被她偷走，生气把她逐出家门。妇人清晨起身离家，与邻里辞行，顺便说起被逐的原因。有位老太婆说：‘你路上慢点走，我有法子让你家里的人去追你回来。’说完，老太婆拿了一把乱麻乞火（引火）于丢肉之家，编了一番话说：‘昨夜间，几只狗争一块肉，互相厮斗起来，咬死了我家的狗。我来引把火，去炖狗肉。’这家听罢此话，急忙去追回媳妇。从这事来看，乡里老母并非谈说之士，乞火也不过是还妇之道，然而却能达到预期目的。道理何在？在于物有相感，事有适可。我也要相机行事，去‘乞火’于曹相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