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尔出门的时候，她常常在大橱里拿出那只绿绸雪茄烟盒，她把它放在内衣、被单的褶子里。她望着它，打开它，甚至还闻闻它的衬里的气味，那是马鞭草和烟丝混合的气味。它是谁的呢？……是子爵的。也许是情妇送给他的礼物。那是在一只红木绷架上绣出来的，绷架是一样小巧的物件，藏起来不让别人看见。绣花的人沉思着，柔软的环形鬈发垂在绷架上面，接连几个小时忙着做这件活。爱情的气息在绣花底布的网眼里穿过去。每一针绣下去，绣出了希望，或者绣出了回忆。这些交错的丝线，只是不变的沉默的热情的延续。以后，一天早上，子爵把它带走了。
它被放在宽大的壁炉台上，或者花瓶和蓬巴杜式（蓬巴杜(1721—1764)，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她提倡纤巧的艺术风格。这只座钟即是这样。）座钟当中。在这个时候，人们在谈论些什么呢？她在托斯特，他呢，他现在在巴黎，在那边！这个巴黎是什么样子？它的名气真大！她低声地重复念着这两个字，好让自己得到点乐趣。它们像大教堂的巨钟发出的声音，在她耳边响着。这个名字在她眼前闪闪发亮，甚至在她的发蜡罐的商标上也发出火焰般的光芒。夜里，水产贩子赶着大车，唱着《牛至》（牛至，一种植物，开红花。）那只歌，从她的窗子底下过去，她就会醒过来。她听着包铁的车轮声，车子出了镇口，到了泥地上，它就很快变小了。
“他们明天就到那里了！”她想。她在想象里跟随着他们走，上坡下坡，穿过一座座村庄，在星光下面，沿着大路快步走着。走了一段说不清楚有多长的路以后，总会出现一个模糊的地方，她的梦也在那里消失。她买了一张巴黎地图。她用手指尖在地图上划来划去，在京城里漫游。她顺着一条条林荫大道走，在每个拐角上，在代表街道的直线之间，在代表房子的白方块前面，都要停一停，最后，眼睛看累了，她闭上了睛眼，又看见煤气路灯在黑暗里随风扭动，还有敞篷马车的踏板，哗啦一声，在剧院柱廊前面放下来。她订了一份妇女刊物《花篮》，又订了一份《沙龙精灵》，首场演出、赛马和晚会的报道，她全一字不漏地贪婪地看完。她对某一位女歌唱家的首次演出、某一家商店的开张营业都感兴趣，她知道最新的时装式样和上等裁缝的地址，知道布洛涅森林（布洛涅森林在巴黎近郊，是巴黎人游玩和娱乐的场所。）或者歌剧院的日程。她在欧仁·苏（欧仁·苏(1804—1857)，法国著名小说家。）的小说里研究室内装饰的描写。她读巴尔扎克（巴尔钆克(1799—1850)法国著名作家。）和乔治·桑（乔治·桑(1804—1876)，法国著名女作家。）的作品，替她个人的欲望在书里寻求想象中的满足。甚至连吃饭的时候，她也带着书。夏尔一面吃饭一面和她说话，她却翻书页。她一打开书，就总会想到子爵。她将他和一些虚构的人物之间建立起了若干联系。但是以他为中心的圆圈逐渐向四周扩大，他头上的光环离开了他的脸，伸展到更远的地方，照亮其他的梦想。在爱玛的眼里，巴黎比大西洋还大，被鲜红的云霞罩住，闪闪发光。在这一片喧嚣之中，许多人分成若干类，被归入不同的场景里。爱玛只看见两三类人，他们遮住了其他的人，不让她看见，成了整个人类的代表。首先是外交使节的社会，活动场所是四面墙上都是镜子的客厅，发亮的地板，一张张椭圆形桌子上铺了金线穗饰的丝绒桌毯。这里有燕尾礼服，有重大的秘密和微笑掩盖起的苦恼。然后是公爵夫人们的社交界，那些人面色苍白，一个个在四点钟起床，女人们，可怜的天使啊！在他们的裙子下摆镶着英国针钩花边。男人们，在平庸的外表下藏着不被赏识的才能，为了取乐，使马奔驰得精疲力竭，夏天到巴登（巴登，德国有名的旅游地。）度夏，最后在四十来岁，娶一个女继承人为妻。
还有在饭店的房间里，大家在午夜以后吃夜宵，一群杂七杂八的文人和女演员，在烛光下面，笑个不停。这些人像帝王一样挥霍无度，充满想象出来的野心和荒涎的狂热。他们生活在天地之间，暴风雨之中，胜过别人，有点高高在上的味道。至于其他的社会，却消失了，没有确切的位置，好像没有存在过。此外，越是离她近的东西，她越是不去想它们。紧紧围住她的一切，使人烦恼的田野，愚蠢的小资产者，平庸的生活，在她眼里是世上的例外的存在，是她偶然拉进去的特殊境界。而在这个境界外面遍地是幸福和热情的广阔世界，一望无际。她在无穷的欲望中，将感官上的奢侈享受和内心里感到的快乐混淆起来，将成为习惯的高雅表现和感情的细腻敏感等同起来。爱情难道不像印度植物那样，要有合适的土壤，特定的气温？月光下的叹息，长时间的拥抱，流到被抛弃的手上的眼泪，所有的肉体的渴望和忧郁的情意，都离不开大府邸的终日让人消闲的阳台，铺着厚地毯、挂着绸窗帘的小客厅，种满花木的花盆架，一张放在平台上的床，也离不开宝石闪耀的光彩和仆人制服上的肩饰。驿站的小伙计每天早上来洗刷马，他穿着大木鞋穿过通道。他的罩衫上有好些洞，赤着脚穿了便鞋。
这就是应该使人感到满足的穿短裤的小马夫！他干完活以后，一天就不再来了。因为夏尔回来以后，会亲自把马拉进马厩，卸下马鞍，套上笼头，这时候，女佣人拿来捆麦秆，使劲地丢进食槽里。娜丝塔西终于泪流满面地离开了托斯特，爱玛找来了一个十四岁的小姑娘费丽西泰接替她。这个姑娘是孤女，面貌很柔顺。爱玛不许她戴棉布软帽，教她要用第三人称对她说话（即对对方不称“您”，而称“他”，“她”，“太太”，“夫人”等模仿贵族人家的习惯。），送一杯水要放在盘子里，进房以前要先敲门，教她熨衣服，浆衣服，怎样替自己穿衣服，一心想把她训练成贴身女佣人。这个新佣人因为怕给辞退，所以惟命是从，毫无怨言。太太经常把钥匙留在碗橱上，费丽西泰每天晚上从碗橱里面拿一点点糖，做完祷告以后，一个人睡在床上吃。下午，有时候她和对面的驿站车夫谈天，夫人待在她楼上的房间里。爱玛穿了一件领子敞开的室内便袍，在上身的披肩翻领当中露出了有三粒金钮扣的打褶衬衣。她的腰带是一根系着大流苏的细带子，她的石榴红小拖鞋有一束饰带盖在脚背上。她买了一本吸墨纸，一只文具盒，一根笔杆，以及一些信封，虽然她没有一个人好写信。
她掸掉搁板上的灰尘，照照镜子，拿起一本书，然后看着一行行文字，遐想起来，让书落到她的膝盖上。她真想出门旅行，或者重回她的修道院生活。她希望死去，同时又希望到巴黎居住。夏尔不管下雨下雪，骑着马在乡间小路上奔跑。他在农庄的饭桌上吃炒鸡蛋，把胳膊伸进潮湿的床上，给人放血，温热的血喷到他的脸上，听嘶哑的喘气声，检查病人用的盆，撩起许多脏床单。
可是每天傍晚，他在家里都会看到很旺的炉火，放好饭菜的桌子，舒服的家具，还有一位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可爱的妻子，她发出清新香味，也不知道这股香味来自何处，会不会是她的皮肤使她的衬衣染上了香气。她有许多精妙的花样使他心醉。有时候，她用新的做法给蜡烛做些纸托盘，有时候给她自己的裙袍换一道边饰，或者给一样十分简单的、并且给女佣人烧坏了的菜肴取一个新奇的名字，夏尔会高高兴兴地吃得一干二净。她曾经在卢昂看见有些贵妇人表链上挂着一串小饰物，她也买来了一些这样的东西。她想在壁炉上放两只蓝色玻璃大花瓶。过了一些时候，她又买了一只象牙针线盒，里面有一只镀金的银顶针。夏尔越是不懂得这些玩意儿的妙处，就越是被它们迷住。它们增加了他感官上的快乐和家庭的温馨气氛。这好像是沿着他生命的小径铺下的金沙。
他身体健康，气色也好。他的声誉已经完全确立了。乡下人喜欢他，因为他不摆架子，他抚摩孩子的头，从来不进小酒馆。此外，由于他品德高尚，得到了大家的信任。他特别擅长医治重伤风和胸部毛病。夏尔非常害怕治死他的病人，实际上开的药方只是一些镇静合剂，有时也开些催吐药，叫病人洗脚，或者用水蛭吸血（当时的一种医疗方法。）。他并不害怕做外科手术。他给人放血，就像给马放血一样，放得很多。他拔起牙来，那只手就像是铁做的一样。
最后，他为了能“了解新情况”，订了一份《医学界》，他收到过这份新出的刊物的广告。他吃过晚饭，会稍稍看一会儿，但是房间里太热，加上吃进去的东西正在消化，过了五分钟，他就睡着了。他呆在那里，两手托住下巴，头发像鬣毛一样披下来，一直披到灯的底座。爱玛望着他，耸了耸肩膀。有些男人沉默寡言，却充满活力，夜间埋头苦读，到了六十岁，虽然是患上风湿病的年纪，然而终于在他们的不合身的黑礼服上戴上一串十字勋章。可是，就连这样的丈夫她也没有嫁到。她多么希望包法利这个姓，而且现在也是她的姓，能够闻名四海，在书店里出现，在报刊上不断刊登，全法国都知道它。但是，夏尔没有半点雄心！最近一个伊夫托的医生和他一起会诊，就在病人的床前，当着聚在一起的病人亲属的面，略微羞辱了他一下。当天晚上夏尔对她讲这件事的时候，爱玛气得大骂他这个同行。夏尔很感动。他流着泪，吻她的前额。可是她恼羞得火冒三丈，真想动手打他。她走到过道里，打开窗子，呼吸新鲜空气，好平静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