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市场上的水果摊增添了很多南方水果，我在逐一品尝过各种品种后，认定最合自己口味的水果还是石榴、芦柑和柿子，而这三种水果中尤其对用柿子做成的柿饼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怀。
在山西农村插队的时候，当地的天然特产有两种，核桃和柿子。核桃树大都集中在靠深山附近的村子里，而且吃核桃很麻烦，要等核桃还没有彻底熟的时候，打下来埋在地里，将外边的绿皮被沤软后去掉才能砸开吃，所以好像知青们对核桃几乎无人问津，但是大小不等、宽窄不齐的梯田里柿子树却星罗棋布。那时我们的生活条件很差，不要说蔬菜水果，就是连咸菜几乎都吃不到。每次到地里干活见到柿子树，真馋哪，可没有一个人敢吃，因为北京知青都知道柿子必须放在热水或石灰水里泡，漤过之后除去涩味才能吃，小的时候曾经吃过没有漤过的柿子，知道那滋味比什么都难吃，而当地人好像没有漤过柿子，只是把柿子削了皮晒成柿饼，所以我在山西三年多的光景，可以说是满眼的柿子树，却从来没有吃过一个柿子，但是一到了深秋，吃得最多的就是柿饼。家家户户的院子里，就像晾晒红辣椒串儿和成串的黄玉米棒子一样，一串串挂上了白霜的柿饼也挂在屋外的墙上。到那时候，柿子几乎就要泛滥成灾，柿饼就成了知青们最高档的美味佳肴。
记得有一次秋天下地干活，这块地的正中央有一棵特大的柿子树，又大又圆、黄灿灿的柿子密集地长满在这棵柿子树上，在绿叶的映衬下显得更加丰满，我马上想到了一句话“红花还要绿叶衬”，用这句话来形容当时那棵长满了大柿子的柿子树真是再恰当不过了。歇晌的功夫，大家来到大柿子树下，熟透了的柿子掉了一地，起码有三十多个，树上边一堆橙黄，树下边一层黄橙，这般景象在城市里无论如何也不会见到，就是有一棵小枣树，还没等熟透了，就被人全打光了。这一地的大柿子好诱人哪，然而没有一个人敢去品尝这些没有漤过的柿子，尽管已经都熟透了。知青们坐在这棵柿子树下，望着这一地的大柿子，垂涎欲滴，又不能吃，自然就聊起了北京的水果、蔬菜，眼前地上这些大柿子就成了大家精神会餐的敲门砖。
我回到北京以后，“文革”已经结束一年多了，各方面的供应开始渐渐恢复。到了冬天，又能吃上又脆又甜的“喝了蜜”冻柿子，只是从来就不敢多吃，再好吃的“喝了蜜”，每次顶多吃一个，因为据说柿子不但和白薯什么的不能一起吃，容易中毒或者起副作用，而且柿子本身含有大量的鞣酸、树胶和果胶，容易在身体里形成结石，但是实在喜欢吃的时候，偶尔也吃两个犒劳一下自己。
现在走进超市，只要见到柿饼，也许是因为当年在山西吃柿饼吃成了习惯，也许是由于对柿饼太熟悉了，几乎每次总要买几个。见到了柿饼，当年山西老乡院子里挂着的一串串好似裹着白霜的柿饼就很自然地出现在眼前；见到了柿饼，我总要想起那块庄稼地正中央的大柿子树，果实丰盛得比人工种植的还漂亮，尤其是在那样如果不施肥好像根本长不出庄稼的贫瘠黄土梯田里，能见到这样一棵枝叶茂盛、果实累累的大柿子树，在我看来简直就像在沙漠里见到绿洲。
总有触景生情这一说，柿子和柿饼总会使我对那段终生难忘的经历产生一种怀旧之情，那是永远留在我心中最宝贵的青春岁月。
四季的故事
动荡年代里，知名度颇高的“阿尔巴尼亚”，求爱情书像雪片一样纷纷扬扬飞落到她手里，她从未动容。
夏天一日，十六岁的花季少女路遇英俊“亚瑟”，不约而同回眸相看，一见钟情。他从未给她写过情书，只是到她的窗下倾听琴声；看她打球精彩时向她投来羡慕的微笑；和好友经常站在冰场之外，从远处默默地欣赏她。她敏感，她都看见了。
冬天一日，十七岁的女知青离京，火车开动时，她在人群中看见了那双真诚而熟悉的眼睛，随着火车的移动，他默默地欣赏着她，目不转睛。她动心了，从此开始了思念。
秋天一日，十八岁的她，回京探亲，公共汽车下的他仍然一如既往欣赏着“阿尔巴尼亚”，她装作没有看见，哼着小曲，心却在怦怦跳。
春天一日，十九岁的她，探亲回家，集会中巧遇他，他问同学学校能否招生，她听懂了，只是无语。同月，两次路遇他，他仍旧含情脉脉，真诚地欣赏着她，仍旧目不转睛。她羞涩，低下头，无语和他擦肩而过。她的同路伙伴发现了异常，帮她写信约会，他未赴约。
他从此开始躲着她。她开始失落，希望了结，亲自写信给他：“如果愿意，请到邮局门口赴约，如果不愿意，请今后引以为戒。”他来了，说自己有女朋友了。她无言，离开了，回家偷偷地流下了失恋的眼泪，她伤心，正在读屠格涅夫的《初恋》。她写了第二封信：“请不要朝三暮四，感情要专一。”他的好友来找她解释：他爱她，但现实不允许，她是知青，他是大学应届毕业生。她给他写了第三封信约会。他来了，说他不爱自己的女友，是女友追求他，他仅仅出于实际，女友和他同班。他无语，她也无语，分手了。她给他写了第四封信也是最后一封信：“不勉强，我走了。”
他和女友结婚，膝下一双儿女，因无法忍受妻子的无理取闹离婚了，又再婚。
她也结婚了，也有一双儿女，婚姻也痛苦，但没有离婚，女人更有忍耐力。
后来在别人提到她时他脸红了。
她从此不再想此事，但是那双目不转睛的眼睛在她眼前停留了十几年后才彻底消失，时代留给他们两人的遗憾也从此消失，然而她记住了自己写的最后一封信：“不勉强，我走了。”
魇的解析
有专业人士认为：当属张爱玲的《红楼梦魇》为中国近代红学论著之最。字典上的“魇”词条解释为：梦中惊叫，或梦中觉得被什么东西压住不能动。查过字典后，我才知道自己曾经的两次奇怪经历原来并不奇怪，而且老祖宗早已给这一现象或者叫错觉起了一个字形有寓、发音别致的名字——魇。
四十四年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浪潮把我也卷到了农村，在那块完全陌生的土地上，周围的一切和在这之前的生活环境相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巨大的变故不仅留给了自己伴随一生梦境般的清晰回忆，而且艰苦的生活条件、与男劳力同工同酬的高强度劳动，形成了自己在后来对物质生活的要求不高的物质与精神基础，以及在独立生活中克服困难的能力与耐力。然而这仅仅是正面效应，整个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使多少曾经满怀抱负和理想的优秀青年岁月蹉跎，大好青春年华流浪在黄土地、黑土地上，有的甚至长达十年之久；有多少知青由于经历了天灾人祸，不是客死他乡，就是把自己本该幸福的婚姻生活或贞节永远葬送在了远离故土的穷乡僻壤；在作家邓贤的报告文学《中国知青梦》中，人们可以看到各地知青在云南血淋淋的悲惨历史是何等地骇人听闻，即使恢复高考时一部分知青赶上了末班车，上大学后开始了正常的人生之旅，而且中国的文化精英中也的确不乏当年的知青，然而这毕竟是少数人，现今中国的整个文化领域以及各个学术界的断层断代现象有目共睹；这段历史给整个中国和中国老百姓造成的损害绝不仅仅是一代人的悲剧，电视剧《孽债》就向人们展示了知青运动给上海知青第二代造成了怎样更无法弥补的创伤，还有他们的父母和家人。这也是事隔多少年之后，通过文学和媒体的传播，人们才真正能彻底全面而客观地看清了这段历史的全貌与后遗症，以及对中国历史深远的负面影响，直到1992年，在没有返城的外地知青们的集体努力下，中央落实知青政策：只要自愿，拉家带口全都可以回城。知青运动从此划上了句号，然而这场浩劫加磨难前后整整持续了25年。
刚开始来到山西农村插队时，一切都很熟悉，无非就是像在北京郊区干些农活，但是从语言到生活习惯又都非常陌生，就在这种即熟悉又陌生之中，热情洋溢地每天在队长的安排下单调地去干各种农活，积极乐观地适应着落后艰苦的生活方式。随着时间的流逝，热情渐渐被耗尽，虽然生活和劳动也全都适应了，然而思想根本没有适应农民的思想，从小受到的文化教育与家庭及社会环境的熏陶影响，在几乎每一个知青心中都早已埋下了对美好生活和辉煌前程的憧憬，而且根深蒂固。前途是什么？将来怎么办？这是摆在每一个知青面前无法回避的问题。“身在曹营心在汉”，几乎没有一个知青真正甘心就这样一辈子在农村当农民。
大约在知青下乡一年左右之后，回城的苗头在知青中就开始崭露头角，办病退回城、当兵入伍回城、因父母身边无子女办回城、投亲靠友转插等等，真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其中当属司局级以上的干部子弟最有优势，这些人很快就结束了流浪生活，被家长安排到了比较理想的工作岗位回城了，但是这也只是极少数，而绝大多数知青前途未卜，心中渺茫，可是摆脱这个永无希望的广阔天地的迫切愿望已在知青中间跃跃欲试。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也遇到了新的转机。插队在村子里干农活整整两年半后，县里得知我在村里不但表现突出，而且还会拉手风琴，就通知我到县文化馆借调。我来到文化馆，馆长和我谈话之后，给我安排了一间临时的房间让我休息，并且让我考虑一下是否接受县文化馆的工作，第二天再回村办手续和取行李。当时的文化馆里除了六个正式的工作人员以外，只有一个有美术特长的男知青暂时借调帮助文化馆搞展馆，也是我以前就认识的，和他简短谈了之后，就回到了自己的临时房间。
晚上躺在床上，心情很复杂：第一，可以说在长那么大的记忆中，就没有自己一个人在一个房间里睡过觉，陌生的孤独感使我形成了一种不知所措的感觉。第二，无论是下乡两年半，还是回山东探亲，所住的房子不是纸窗农舍就是干打垒，根本就不可能在屋子里见到月亮，然而那天晚上我在房间里躺在床上，从玻璃窗又见到了月亮，皎洁的明月给我带来了久违而清新的幸福感。第三，我面临着人生的第一个十字路口的选择：如果来文化馆，将来还能离开吗？弄不好一辈子就这么结束了？不知道；如果不来文化馆，无底洞似的底层农村生活还能有尽头吗？不知道；人生中的第一次踌躇感完全笼罩了我。就在这三种复杂而陌生的感觉的错综交替出现中，我进入了梦乡。忽然，我觉得眼前一片亮光，心想是不是天亮了？那就该起床了？可是眼睛怎么也睁不开，冥冥之中心里开始起急，想睁开眼睛的愿望使我根本无法平静下来，于是，我使足了全身的力气猛力挣扎了一下，终于睁开了眼睛，那轮明月仍在天上挂着，屋外还是一片银白，四周依旧是那样从未体验过的寂静无声。原来，由于三种复杂的陌生感同时袭来，使我产生了这种很离奇而又难受的感觉，当时就知道这决不是梦，但是在过了四十年后，才从书和字典中知道这种自己无法解释的感觉其实是一个比较普遍存在的现象——魇。
人们喜欢说“梦魇”，可梦和魇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记得在年轻时我几乎天天做梦，而且醒来还能把梦到的像讲故事一样详细如实讲给别人听，这不是魇而是梦，因为有内容，魇是没有内容的，仅仅是睡眠状态时的一种错觉。
我的第二次魇发生在六年前搬进新房子的第一天。
经过四十天的装修、“放味儿”和像“耗子搬家”一样的小件转移，三个月后决定请来搬家公司将所有的大件家具全部搬过来，为了第二天不至于太仓促，我一个人提前一天就在这个新家过了第一夜。一般来说，换了新环境，大多数人都有不易入睡的经验，那天我也不例外，翻来覆去睡不着，而且夜幕降临后，根据开灯的窗户，就知道楼里连我只有三户人家，所以加上多少有点儿紧张，就更睡不着了。好不容易睡着了，就觉得身上有个什么东西或者有个人压住了我，我本能地挣扎起来，一用力气，挣扎了几下就醒了，定了定神，什么动静都没有，才知道由于环境的陌生和因周围邻居都还没有搬进来的危机感产生的紧张，而发生了平生第二次错觉——魇。
可见魇的出现，是由于陌生的睡觉环境和潜意识中紧张复杂的思想情绪这两个原因的巧合交织的产物。
一床棉被
从小我就是个睡觉不老实的女孩儿。小时候的冬季比现在冬季的温度至少低5度，所以一到冬季，母亲最操心的就是我晚上的睡觉。每次身体的某个部位露出了棉被，母亲不是唠叨着把我弄醒，就是把肩头给我塞紧，要不就是在我伸出来的腿上拧一下，后来索性规定我必须穿着毛背心睡觉，并且用绳子把被窝的脚头宽宽地捆住，再把被筒的两个肩头缝上四根带子，等我钻进了被窝就把带子系起来。现在想起来，母亲在那个年代就能自制“睡袋”了，真了不起！
我睡在母亲自制的“睡袋”里渐渐长大了。这是一条白底小绿花面的棉被，大概是从我7岁上小学就开始盖这条棉被了。个子在一天天长高，总要淘汰穿小了的衣服，可是那个年代的被套尺寸都一样，好像永远也不需要更新换代似的。
小时候觉得时间过得很慢，一年又一年，我长呀长呀，小绿花被盖呀盖呀，一直盖到“文革”爆发时，我的个头儿好不容易长到了现在这样。学校里家住附近的高中生几乎都搬回家住了，好像是给我们这些家远的初中生腾床位似的，初中生住校的比例一下大了好几倍，我也成了一名光荣的住校生，终于结束了整整两年披星戴月、早出晚归的求学经历，住校用的棉被还是那条小绿花棉被。
“文革”期间我是“黑帮子女”，还有因年龄不大以及善良的天性，所以我只是一个“运动”的旁观者，从不参与任何“革命行动”，更多的时间是和一些出身不太好的女生躲在宿舍里打“升级”。打牌时，我的位置总是面对着上铺那个绿花棉被，只要抬头看一眼，儿时熟悉的情景就像兴奋剂一样，让我打起“升级”来劲头十足。
有一天，我向和我头对头睡在上铺的一个同班女生推荐英国小说《牛氓》，因为她也很爱看书，就是说话劲头很冲，有点像假小子。那天晚上她看完了《牛氓》，把书一合，顺手摔在床上，怒气冲冲地说：“什么破书！真害人，让人心里那么难受！”说完就捂着脸呜呜地哭。毕竟是女性，再冲的性格内心还是很敏感脆弱的。我赶紧爬过去，把自己那本心爱的《牛氓》取回来，压在小绿花被下，生怕再有什么人读了一伤心，又给我摔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