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阁楼上，觉得好大呀，因为这是整个楼（三个单元）共有的大通仓阁楼，可不像人们电影里见到的欧洲式的阁楼。这阁楼没有一个窗户，只有阁楼尽头房顶上掉了几块瓦，微弱的光线从那里照射进来，才使得阁楼不至于一团漆黑。我在昏暗中慢慢摸索着前进，只记得脚底下乱七八糟的不知道都是些什么东西，估计是当年盖楼施工时没有清理的杂物，因此走得很慢，阿佑和小哥一眨眼的工夫就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了。我借着那点儿微光四下寻找，当时主要是好奇，就想看看鸟窝是什么样的，找了一会儿就想到，鸟窝里如果有雏鸟，一定会首先听到叽叽喳喳的声音，而且在昏暗中也根本不可能靠眼睛能够找到，所以应该寻找的是声音。找了半天，一个鸟窝也没有听见，更没有看见，倒是一直担心着怎么下阁楼，会不会家里人不知情，把我们摆好的椅子登梯给搬走。边走边想明白了：其实即使有鸟窝，也早被他们两个“先遣队”给解决了。下了阁楼后，我问阿佑是否找到了鸟窝，他说找到了一个，里边就有两只雏鸟，没有毛，粉红色的，还张着嘴直叫唤。
上阁楼是我平生经历的第一次“探险”，虽然我只见到了昏暗的阁楼，根本没有见到鸟窝，更没有见到雏鸟，却似乎看见了嗷嗷待哺、粉红色皮肤、张着小嘴叽叽喳喳叫唤的两只雏鸟被扼杀在摇篮里的情景，这情景总是出现在我眼前，挥之不去。
四十八年过去了，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个昏暗、凌乱、积满了尘土的阁楼，还有那两只未曾谋面的雏鸟。
绿色“甲壳虫”
在我幼小的记忆里，从开始建校直到“文革”开始，整整十三年中，全校只有一辆绿颜色的大轿车，好像是匈牙利制造的，所以外形和如今见到的大轿车根本不一样，就像个绿色“甲壳虫”，从颜色到外观都是欧式老掉牙了那种，如果现在还保留着，肯定可以当古董了，估计在1953年建校前，这辆绿轿车已经“人到中年”了。那十三年中，学校领导积极贯彻中央的知识分子政策，学校里的高级知识分子（主要是从国外留学归国的教授）和领导几乎每年都可以携带家眷有一次长途或短途的旅游，每次学校组织旅游，必然是这辆绿轿车充当马前卒，开车的司机姓曹，大人们都叫他曹司机。
曹司机戴了副眼镜，现在看来，从眼睛被放大的程度来看，估计是严重的散光，而且一年四季都带着一顶蓝布帽子。无论是短途的香山、颐和园、十三陵、每年春节人民大会堂的联欢晚会、“十一”国庆节夜晚观礼台上看礼花，还是天津的两日游，曹司机总是这副模样。
1959年，我小学二年级那年的秋天，学校组织校领导和教授们去天津两日游，曹司机开着他的“老爷车”居然就把这些人给拉到了天津转了两天。我们把随身行李放进一个欧式的大宾馆里之后，曹司机就拉着我们来到天津港的海湾，这是旅游的项目之一——乘轮船。这天风和日丽，秋高气爽，平静的海面上微微荡漾着涟漪，我们的轮船行驶在万顷碧波之上。在轮船上的我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多年来，自认为自己从不晕船，可是乘了飞机晕机，才知道那年在天津没有晕船，主要是没有碰到风浪，自己才没有晕船的感觉。轮船只在海湾里转了一大圈就回码头了，大人和孩子们都觉得没有尽兴，尽管海湾大得一望无际，但还是很遗憾，因为都想领略一下真正的海洋是个什么样的。
离开码头后又去了什么地方就不记得了，只记得在回宾馆的路上天已经全黑了，快到宾馆时，在路灯的灯光下，看见正在急驰的绿色“甲壳虫”前方出现了一个大树枝（也许是没有人修剪树枝的原因），还没有等我反应过来，一个大树枝子从没有关起来的车窗猛烈地扫到了我的脸上，只觉得右眼剧烈地痛起来，赶紧用小手捂住眼睛，但是已经晚了。我捂着右眼，下了车，让大人扶着进了宾馆，宾馆的大厅就像电影里看到的，楼梯在正中央，而且非常宽，我懵懵懂懂地被人扶上了楼，躺在宽大的、上去就像掉进坑里一样的、名符其实的弹簧床上，晚饭也没有吃，昏昏欲睡进入了梦乡。第二天一早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睁开眼又和大家一起行动了。
大约在我二十几岁左右，有人问我：“你的右眼怎么眼白上有一块黑？”我照了镜子，果然右眼珠的外侧眼白上有一块黑斑，这时我突然想到是八岁那年在天津的一次险情，好险哪，只是眼内出血，血斑这么多年了还没有被吸收，不过刚才我准备写这篇文章之前，特地照了照镜子，血斑已经全消失了，一点儿痕迹都没有留下。
“文革”开始后，这些领导都成了“走资派”，高级知识分子都成了“臭老九”，而且他们几乎没有一个能逃过这一劫难，自然这辆“老爷车”也就派不上用场了，可是曹司机多才多艺，他不但会做衣服，还很会做西餐，就被安排到了职工食堂做西餐。当时虽然是造反派的天下，但是职工食堂的伙食搞得红红火火，不但荤素搭配合理、花样经常翻新、价廉物美，而且在宽敞、明亮的大食堂里还设有小吃部，曹司机就负责在小吃部摊上卖小菜。我最爱吃沙拉，所以其他的菜我都不记得有什么了。
“文革”第三年，父母随学校迁到了山东，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了曹司机的消息，直到父母回到北京重新定居和他家住在同一个筒子楼，才知道曹司机已经过世。那辆“老爷车”好像在旧车库里还见过，后来索性连车库都荡然无存了，绿色“甲壳虫”从此就在这个地球上彻底消失了，这不仅给一个历史时代划上了句号，也象征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一堂课
初一下学期的一堂语文课是一堂鉴定课，女老师南开大学毕业分配在我们中学教书几个月后，她的转正期到了，这堂课就是学校对她的鉴定。快上课时，高中、初中的正副语文教研组长共四个人和学校教导主任陆续从教室的后门进了教室，坐在后排准备好的椅子上，教室里比平时显得严肃多了，同学们立刻不再窃窃私语或作其他动作，静静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双手背在背后，一个个腰挺得笔直等待上课。
上课铃响了，女老师从前门镇定地走进了教室，全班同学在班长的口令下起立并坐下，她安之若素让同学们打开课本：“今天我们讲苏联著名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一段，课文题目是《生命的意义》。”接着，她就绘声绘色地给同学们朗诵课文：
“保尔不知不觉地走到松林跟前了，他在叉路口站了一会儿。在他的右边是阴森森的老监狱，监狱用高高的尖头木栅栏和松林隔开，监狱后面是医院的白色房子。”
“瓦利亚和她的同志们就是在这个地方，在这空旷的广场上的绞架下咽了气。他在从前竖立绞架的那个地方默默地沉思了一会，随后就走下陡坡，到了埋葬烈士们的公墓那里。”
“不知道是哪个有心人，用枞树枝编成的花圈把那一列坟墓装饰了起来，给这小小的墓地围上了一圈绿色的栅栏。笔直的松树在陡坡上面高耸。绿茵似的嫩草普遍了峡谷的斜坡。”
“这儿是小镇的近郊，又阴郁，有冷清，只有松树林轻轻的低语和从复苏的大地上散发出来的春天新鲜的气味。他的同志们就在这地方英勇地牺牲了，他们为了使那些生于贫贱的、那些一出生就当奴隶的人们能有美好的生活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保尔缓缓地摘下了帽子。悲愤，极度的悲愤充满了他的心。”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事业而斗争。’人应当赶紧地、充分地生活，因为意外的疾病或悲惨的事故随时可以突然结束他的生命。”
“保尔怀着这样的思想离开了烈士公墓。”
读完了之后，女老师问：“同学们，为什么作者要在课文的上半部有这样一大段景物的描写？”下边鸦雀无声，五秒钟的宁静足以让人感到窒息，越是没有人回答，课堂的气氛就越是紧张，渐渐地笼罩了整个教室。我是数学课上的活跃分子，几乎没有一节数学课我不积极回答问题，但是语文课我几乎从来就没有举手回答过问题，自然也就没有立刻举手回答，但是这次课堂紧张的气氛、老师的尴尬局面、教室后面有五元“大将”在“督阵”，我觉得不能不站出来帮助老师解围了。正在老师不知所措之际，我迅速地举起了右手，站起来响亮地回答：“作者是在用景物的描写来衬托自己对牺牲的战友们悼念的沉痛心情。”看得出来，老师马上松了口气。短暂的停顿之后，又开始滔滔不绝地继续讲课……
从这堂课后，不但这个语文老师在以后的语文课上经常提问我，而且高中的语文教研组长每次见到我都笑着对我点点头，我开始没认出他，后来才想起在我们班听课的就有他。
当时给老师“送及时雨”的那一堂鉴定课上，那紧张的片刻以及我回答问题的内容一字不落都地记得极为清晰，然而课文中的那段独白，不但能倒背如流，而且“虚度年华”、“碌碌无为”这八个大字，就像警钟一样时时刻刻敲击着我，提醒着我。无论我身处顺境还是遭遇逆境，无论是在人生的风光时刻还是低谷阶段，甚至在蹉跎岁月中，我都没有忘记这八个字。
当然，很多人总是提倡“中庸”，提倡“平常心”，我并不反对，有道理，但是我从来就坚持一个自己的观点：如果一个老师想做到称职的“半桶水”，必须有“一桶水”的储备；一个不想当将军的战士也不会是好战士；如果目标就是“中庸”，结果只能是“平庸”；坚持努力也许仍没有希望，但放弃了就只有绝望。
我心里也有自己的座右铭：虚度是背叛自己，无为将愧对人生。
颐和园情话
一想到颐和园是我的伊甸园，是我从小到现在一共去了至少三十多次的公园，千言万语道不尽心中多少美好的回忆，多少欢乐的时光轻轻拨动着心弦。我的心颤抖了，徘徊了，苦思冥想了半个钟头，终于想到了这个题目。
我和全家第一次游览颐和园是1958年夏天，而最后一次去颐和园是2008年秋天，整整半个世纪的光阴，回首这50年的变迁，在我眼前出现了无数画面。
1958年我七岁第一次在父母的带领下，全家六人一起游玩了颐和园。印象最深的是全家走在长廊里，父亲用手指点着，逐一给我们讲着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父亲当时仰着头的面孔和神态至今历历在目。
以后的几年中，颐和园没有多大变化，只是售票处对面多设了一个零售小卖部。
从1961年起，也许是因为困难时期的缘故，北京取消了一年一度的国庆节天安门广场大阅兵和群众游行活动，这年的“十一”改为由在京各大机关单位组织颐和园游园会来庆祝国庆，我父亲的单位也参加了。“十一”那天我们乘着大轿车来到颐和园东宫门外，距离大红牌楼还有一里多地就停下了，因为车太多，我们不得不下车步行。节日的游园会实在热闹非凡，到处彩旗飘扬，人头攒动，一片歌舞升平，那些苍劲的古树显得格外挺拔茁壮。人流涌动，有时水泄不通，但是见到古树，人们都很自觉地绕行，没有人和古树较劲。
1962年的国庆没有组织游园会，而是在颐和园内组织了少年儿童跳皮筋集体表演，我们小学也参加了，不过不是表演而是观摩。进入园内，来到指定地点，同学们就解散自由活动了。只记得有的学校由几个男孩儿将长皮筋撑成三角形、四方形和六边形，脸上画着淡妆、身着节日盛装的小姑娘们，在各种不同形状的皮筋中间，由音乐伴奏，拍着小手，边跳边唱，长皮筋随着小姑娘们穿着短裙的细长腿，一上一下弹跳，真让人羡慕。
1965年我上初二时，班主任老师带我们全班来到颐和园的石舫饭庄参加劳动服务。干什么的都有，分配给我的任务是和几个女生一起搬盘子，就是将洗好的盘子搬运到后厨大屋里。正好大屋里有人做面食，就是那次我才知道了花卷是如何拧成的。第一次搬盘子没有经验，一下搬了十几个，盘子太多重心不稳，没走几步，一摞盘子就倒了一半，哗啦一声响过，盘子的碎片撒了一地。我当时别提多尴尬了，因为不好意思想笑，但又闯了祸直想哭，真是哭笑不得。这是我一生中干的第一件蠢事，吃一堑长一智，后来每次只搬五个盘子，以后就再也没有摔过盘子。劳动了两个星期就回学校上课了。这14天让我将颐和园又一次深深地融入了自己的身心，连续14天从东宫门到石舫饭庄，就等于连续逛了十四天颐和园，熟悉颐和园就像熟悉自己的母校一样，它也成了我生活经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文革”期间，我经常和伙伴们一起去颐和园游泳区游泳，关于这个游泳区，我至今还能回想起小时候和父亲单位的同事及家属们在一起游泳的情景。由于小孩子暑假整天可以泡在游泳池里，所以水性都不错，来到颐和园的游泳区，顶多不太适应湖水的波浪，而大人们连游泳池都很少进，遇到湖水的水浪拍打起来都很害怕，这时的大人们大都丧失了平日的威严，显得缩手缩脚，唯唯喏喏，也只有这种时候，在大自然面前，才能看到人本性的怯懦。
1967年夏天，毛主席畅游长江精神的感召下，我们中学也组织了一次集体横渡昆明湖，起点是十七孔桥旁边的龙王庙，终点是万寿山佛香阁下的白云殿。可是我很不自信，因为湖中心的水深不可测，后来又一想，有那么多人，到了危难的时候会有人救的，我壮着胆子也报名参加了。结果上岸后才觉得简直是小菜一碟，只要慢慢游、不着急、不紧张，跟着大部队不知不觉就到终点了。
十七岁时我就离开北京去插队了，当时的我以为十七年就是过去了大半辈子，儿时的岁月是多么的漫长。在外地辗转了十年，回到北京后，离现在三十三年的时间里，我又去过颐和园十几次，开始的十几年变化还不太大，只是最让人迷恋的后湖不见了，曾经绿茵遮蔽、湖水幽静得让人留连忘返的后湖，变成了热闹的苏州街，据说是恢复重建而不是改建。接着东湖的游泳区被取消了，从此横渡昆明湖就成了无稽之谈，因为湖里已经禁止游泳。来到石舫的游客也被禁止登船参观，若大的石舫饭庄早已彻底销声匿迹，面目皆非，除了一个百十来平米的快餐厅以外，其他地方重新盖起了几爿礼品店。再后来沿湖边长出了比从前扩大了好几倍面积的荷花，昆明湖转眼间变成了荷花盛开的荷塘，在岸边青青杨柳的陪衬下，不由得使人联想起朱自清先生脍炙人口的《荷塘月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