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一章唤醒国民灵魂的钟声：《阿Q正传》
《阿Q正传》一问世，立刻产生了巨大的震动，当时有人著文说：“现在差不多没有一个爱
好文艺的青年口里不曾说过‘阿Q’这两个字。我们几乎到处应用这两个字。”小说以辛亥
革命前后江南农村的一个村镇“未庄”为背景，以一个贫苦而尚未觉悟的农民阿Q的悲惨遭
遇为线索，通过阿Q与赵太爷、假洋鬼子等之间的矛盾冲突，勾画了一幅辛亥革命前后中国
农村鲜明的历史图景，形象地总结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
国民劣根性精神胜利法
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奠基者鲁迅(1881～1936)，原名周樟寿，后改名
树人。
《阿Q正传》写于1921年12月到1922年2月间，最初发表于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的《晨报
副刊》，后收入小说集《呐喊》。
《阿Q正传》这部作品以表现农民阿Q的性格为主，围绕阿Q的一生展开故事情节。阿Q是鲁迅
着意塑造的艺术典型，是辛亥革命时代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流浪雇农形象。他生活在未庄
，处在被剥削、被压迫、被损害的地位，“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虽然他“割麦便割
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但仍是一贫如洗，只得住在土谷祠里。饿极了，不得不出
外“求食”，终于一度做了小偷。从阿Q生活的窘迫，可以推想封建剥削阶级对贫苦农民的
残酷榨取以及中国农村的破败景象和广大农民的悲惨生活。在政治上、人格上，阿Q更是一
个受迫害、受凌辱的典型。他没有自己的姓名，当他仿佛记得自己姓“赵”并和“赵太爷”
是本家时，却遭到赵太爷的呵斥，挨了“嘴巴”。他向吴妈求爱，被视为“调戏”妇女，“
犯上作乱”，有损赵家的尊严，结果被罚送香烛赔罪。阿Q的性格还有其复杂的一面。鲁迅
曾说：阿Q“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他保守无知，主观
盲目，常轻举妄动，惹是生非，甚至对一些封建戒律也深信不疑。这就形成了他思想与言行
、主观思想与客观实际等方面的种种矛盾。
阿Q生活在清朝末年到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农村，小说中的未庄，就是这个时期中国农村的
缩影。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统治农村的主要是赵太爷式的封建地主，但也出现
了地主阶级的新变种——出身于这个阶级而进了洋学堂，又出国留了“洋”的假洋鬼子。他
们横行乡里，欺压百姓，而广大农民却过着贫苦而屈辱的生活。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但
换汤不换药，中国社会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未庄的假洋鬼子摇身一变，成了革命党：赵秀
才花了四块钱也带上了“柿油党”的银牌子，混进了革命队伍，继续横行霸道；农民仍然受
剥削，受欺压。《阿Q正传》表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从一个侧面
对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进行了历史性的总结。
阿Q过着受剥削、受压
迫的悲惨生活，但在精神上却总是胜利者。他用“精神胜利法”把痛苦当成快乐，把失败说
成胜利，自解自慰，求得自满自足。这就是阿Q的最大的悲剧性格，他信仰的是“精神胜利
法”——阿Q主义。
如他被人打了、吃了亏，但心里却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也就心满意足了
他挨了假洋鬼子的打，却转而欺侮小尼姑，如此等等，不一而
足。概括地说，阿Q的“精神胜利法”就是夸耀过去，幻想未来，盲目的妄自尊大，自轻自
贱，自欺欺人，是对屈辱的健忘和向更弱者泄恨。“精神胜利法”使得他不能正视自己的处
境和地位，安于屈辱的奴隶生活和命运。“优胜记略”，成了他奴隶生活屈辱历史的记录。
面对这吃人的社会，阿Q也有反抗的时候，特别是在发生了“恋爱悲剧”，被敲诈得只剩下
一条裤子，人们都不再用他做工，生计问题无法解决的时候。但他认不清反抗的对象，也不
知该怎样去反抗，只能找小D去打架，并且沦为小偷。阿Q的这种反抗要求，在辛亥革命中得
到了发展。小说的最后三章，集中描写了辛亥革命给未庄带来的影响和阿Q的表现及命运。
阿Q
并不了解革命，而且由于传统思想的毒害，对革命“深恶而痛绝之”。但由于革命使百里闻
名的举人老爷那样害怕，他便神往革命，要求参加革命了。阿Q出于阶级的本能，把自己的
命运与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兴奋地上街大喊：“造反了！造反了！”他以为革了命，便一切
都会如愿以偿：“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革命使他感到从未有过的扬眉吐
气。然而，他分不清革命的对象和朋友，想革命，却去投靠假洋鬼子，结果，空欢喜一场。
假洋鬼子“不准革命”，阿Q走投无路，最后做了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相勾结的牺牲品。阿Q
被抓走、监禁、杀头，但还是精神上的胜利者。他并不因被抓而苦恼，而是“以为人生天地
间，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倒是画押时惟恐画得不圆，并且为自己没有画圆而懊恼，
但又转念：“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被杀前游街时，他还喊着：“过了二十年又是一
个……”“精神胜利法”竟然伴随他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阿Q是受压迫深重的流浪雇农，在现实生活的逼迫下产生了改变自己命运的革命要求，但是
严重的“精神胜利法”阻碍了他清醒地认识自己和认识现实，妨碍了他走向真正的反抗道路
。他是辛亥革命前后中国落后农民的一个典型。
《阿Q正传》最经典的也就是集中写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具体来说，主要表现为妄自尊
大、自轻自贱、欺弱怕强和麻木健忘等等。
这种以“自
欺”为核心的满足，是一种麻醉了主体精神的自我安慰，是与愚昧无知、麻木健忘紧紧联系
在一起的。例如，他和王胡比赛捉虱子，以虱子多而大为光荣，以虱子小而少为耻辱，愚昧
到美丑不分的地步；赌钱输了以后，他连打了自己两个嘴巴，仿佛被打的是别人，立即转败
为胜，心满意足地睡去；他向吴妈求爱惹下大祸，遭到“打骂之后，似乎一件事也已经结束
”，又开始忘却了：甚至在游街示众要杀头的时候，他也没有觉悟，还为画圈没画圆感到遗
，以为人生天地之间本来就免不了要这样的等等。鲁迅通过对阿Q这一典型的描写，淋漓尽
致地揭露了这种普遍存在于“国人魂灵”中的精神病症是怎样严重地麻醉了中国人的人生，
为一种阻碍社会改革的历史惰力。其创作目的在于“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改造“
国民性”，根除这种蚕食民族和人民灵魂的“奴性”。“精神胜利法”产生的根源，除了中
国封建统治阶级长期的精神毒害以外，中国农民作为小私有者，其落后的生产方式，孤立、
分散、闭塞的生活状况，使他们不能较快地觉悟和正确认识世界，也是原因之一。“精神胜
利法”——阿Q主义，从哲学上讲实际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和
生活境遇下，精神胜利法成了阿Q的生活逻辑。
阿Q还具有潜在的革命性。鲁迅曾针对怀疑阿Q是否能够参加革命，认为阿Q具有两重人格的
说法作过明确的回答：“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命运
，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阿Q是一个贫苦农民，一个被压迫的劳动者，在
一定条件下倾向革命是可能的。他原先认为“革命党是造反”，是与他为难，所以“深恶而
痛绝之”。后来，从举人老爷、赵太爷等害怕革命这一现象中，他直觉地对革命有些“神往
”了。然而，阿Q所“神往”的革命不过是被对“未庄的一群鸟男女”的报复心理所驱使，
是出于看到革命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的怕”而产生的“快意”。于是，他便盲目
地“革他妈妈的命”，结果被假洋鬼子之类的投机分子赶了出来，最终成为冤死鬼。这便是
阿Q的悲剧命运，从而对辛亥革命失败的不可避免性作了生动的艺术总结。
《阿Q正传》震撼灵魂
《阿Q正传》不仅以新的概念，新的人物、题材、主题以及多种多样的创作方法，而且以丰
富的内容、深刻的思想打破了我国传统小说的旧格局，冲刷着中国人的灵魂，显示出“五四
”文学革命的实绩。
《阿Q正传》中的精神胜利法成了阿Q这一典型形象的最鲜明的特征。茅盾曾这样剖析《阿Q
正传》：“作者的主意，似乎只在刻画出隐伏在中华民族骨髓里的不长进的性质——‘阿Q
相’。我以为这就是《阿Q正传》之所以可贵，恐怕也就是《阿Q正传》流行极广的主要原因
。”他又说：“我又觉得‘阿Q相’未必全然是中国民族所特具，似人类普遍弱点的一种。
至少，在‘色厉而内荏’这一点上，作者写出了人性的普遍弱点来了。”
《阿Q正传》是从属于作者一生致力的改造国民性与本民
族中的劣根性的历史主题，而阿Q形象正是不觉悟的落后的国民性的典型。小说一问世，就
对国人的心灵产生巨大的震动，阿Q形象、阿Q精神成为一种生活中的共名，成为人们的“口
头禅”，它激发人们反思自己，反思整个民族性格的历史发展，审视民族的现在与展望民族
的未来。《阿Q正传》的意义和影响，早已远远越出了文学的范畴。能使每个读者反思，进
而使一个民族反思的“阿Q”，确实是了不起的不朽的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