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思维创新能力亟待培育。一方面，许多浙商由于缺乏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经验，面对全球竞争新格局，特别是国外大公司设置的重重技术壁垒，缺乏应有的准备。另一方面，短缺经济时期形成的思维方式一时难以转变，重眼前轻长远的价值取向仍然明显；重制造轻研发、重销售轻服务的经营风格普遍存在；重机器装备等有形要素而轻科技、人力资源、品牌等发展型要素的投入模式依然盛行。经验缺乏与惯性思维束缚了企业的思维创新，思维创新能力亟待培育。
2．创新的办法亟须突破。在浙江块状经济发达的区域，同一产业集聚了众多企业，如何针对产业结构建立共性技术研发平台还缺乏有效的措施，如何基于产业发展建立国际技术需求与供给的信息互动机制等，企业和政府还都缺乏有效的方法。从大多数浙商来看，零星的办法多，着眼于系统的办法少；推动管理创新的办法多，推动科技创新的办法少；针对当前的办法多，兼顾未来的办法少。
3．创新的保障亟须跟进。自主创新尤其是技术创新，相当于投资大、周期长、要求高的风险投资，企业需要一定的人力与财力作基础，但许多企业缺乏技术人才与研发团队，且科技投入非常有限，直接影响到产品质量、技术更新、产业升级乃至整个经济的运行效率。与此同时，科技人才的无序流动与技术的随意拷贝缺乏有效的防止措施，企业在人才与科技上的投入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
因此，浙江各级政府部门必须着眼于思维创新，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引导、鼓励、帮助浙商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例如，各级政府应制定有利于鼓励民营企业加大科技投入的政策，强制性提高研发费用在销售总额中的比例；制定有助于推动企业加大人力资源投入力度的政策，营造良好的人才引进、培养、留用环境；制定有助于引导企业加大品牌投入的政策，帮助企业实施品牌战略；在技术研发上可采用政府支持、市场化运作机制建立支持产业发展的研发平台，加强对共性与核心技术研发的投入力度。浙商的成功与否，对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具有标本意义，因此事关重大，一定要给予高度关注。
总的来说，浙商最大的危机是过去的20年来仅仅是依靠自己的勇气和勤奋走向了成功，但是走向再成功则需要更多的创新。浙江人需要在商业世界中创造出更多的行业、产品与服务而不是简单的模仿与跟进；浙江人需要改变很多旧有的商业模式而不是单纯地去适应它们；浙江人需要为管理界、营销界注入更多的实践思想而不是简单的学习。从来都没有一种思想是引领企业界的，恰恰相反，伟大的管理思想都来自于企业的创新与实践。
而最重要的一点，是浙江人需要在全球更高的高度开拓浙江人的视野，浙江人的精神不应该只存在于浙江或者中国，它应该根植全球，传承浙江人天生的勇气与勤奋，并在全球化的年代不断地自我否定与自我发展，在全球的舞台上创新，去创造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借鉴宁波的混合发展道路
如今，浙江现象成为中国民营经济改革的坐标，县域有义乌，市域有温州，省域有浙江，前后左右的亮点下面，宁波似乎不引人注目；但外界如若只把浙江——温州——义乌作为省市县三级典型，作为剖析浙江之谜学习浙江经验的全部，而忽视宁波的价值，显然是不完整的：宁波平静但不平庸，低调但不低声，稳健但不保守，创新但不极端。一方面，看浙江忽略宁波，是看不清的；宁波是浙江省的经济中心城市，也是全省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在全省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宁波作为国家计划单列市，在浙江和长三角地区都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可以说，宁波的发展直接影响到浙江的发展。另一方面，浙江——温州——义乌等典型，已形成模式、一旦模式化，即意味着个性突出，忽略其他特点。而宁波不同，当民营经济成为浙江经济的代名词时，身在浙江的宁波显得有点另类：最突出的一点是宁波的国有经济比较强，宁波的政府比较强势，宁波发展的起伏与全国比较合拍；既有民营经济的基调又具备国有经济的背景，两栖属性规定了宁波经验对全国其他地方的参考价值，参照系数比较全面，可借鉴性强。
过往二十年的产权历史变迁最能说明问题：在变革和学习的进程中宁波不输于中国的任何城市。南毗温州、北邻苏南的宁波近水楼台，在兼容“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的同时，利用计划单列和副省级的行政优势，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宁波模式”——混合经济发展之路。
宁波的腾飞之路既不同于“温州模式”的全体民营战略，也不限于新“苏南模式”的两头在外之道，更不同于青岛经济中的国有成分独强的态势。
改革开放以来，宁波经济增长年均达19．7％，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倍以上；2002年，宁波这个540余万人口的地区以GDP总量1500亿元，列全国第12位，人均则进入前4名。2003年发展速度为15．3％，GDP则达到1770亿元。在高速发展中，宁波注重了效益与可持续发展。2003年，宁波工业11项经济效益考核指标继续保持全省老大地位；在5个计划单列市中，宁波的经济效益得分最高。2003年，宁波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在长三角15个城市中仅次于上海，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居第3位。
这些成绩的取得，一个主要动因被认为是源自于宁波的混合经济发展道路——国有、集体、民营以及外资均衡发展的四轮驱动模式。
1992年，宁波实际上开始了混合发展的探索。从这一年起，宁波比较彻底地进行了企业股份制的改革，至2002年底，全市国有、集体企业改制面达到98．9％。这在当时让许多人惊诧，也让一些人“痛心疾首”。可正因此，宁波的民企大多由乡镇企业改制而来，家底远比温州的家庭作坊要厚，这是宁波众多企业后来能做大做强的重要原因。
经过毫不手软的“摘红帽”改革，宁波又积极引入股份制、公司制。现代企业制度的适时建立，为宁波企业的迅速壮大打下了制度基础。目前，宁波个私、民营以及其他的混合型经济实体近30万家，占全市企业总数的91．5％。民资、国资与外资携手共进的案例，在宁波不胜枚举。
2003年手机年销售额突破100亿元的波导公司就是一例。“波导”起步时是乡镇企业，成为国产传呼机老大时已是民营资本占主导。为了进一步做大做强，“波导”又被国有企业宁波电子集团控股并挂牌上市。如今，“波导”是国有、集体、民营等多方持股的新型混合所有制企业。
宁波各种所有制经济在市场竞争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国有（集体）经济在“混合”中增强了控制力，民营经济在“混合”中开始了第二次飞跃，外资经济在“混合”中水涨船高，三者在竞争与合作中提高了各自的竞争力。
宝新公司是宁波“百亿工程”启动项目之一，由上海宝钢集团公司出资54％，浙甬钢铁投资（宁波）有限公司出资12％，加上日本国日新制钢株式会社、三井物产株式会社、阪和兴业株式会社联合投资兴建。经过四期扩建，冷轧不锈钢单厂规模为全国第一、世界最大。
宁波吸引了埃克森美孚、英国石油、美国道化学等化工行业巨头投资，成为全省乃至全国重要的化工生产基地。在浙江，宁波率先实施“以民引外、民外合壁”的引资战略。目前，宁波的引资量超过全省的1／3，为全省最多；在贸易方面，宁波创造的外贸顺差和一般贸易出口额均居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首位。
宁波的招商引资与苏南不同，苏南吸引的外企以IT等高科技产业与资本密集型的产业为主，这些产业多为候鸟型的外企，存在潜在的迁移可能性。而在宁波落户的外企多为重化工业，具有依托港口的特性，投资成本大，迁移困难。这使得宁波的外企抽资的风险比较小，有利于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与温州市制定的“国际性轻工城”的目标定位比，宁波的发展定位似乎更全面，产业升级更快。宁波已初步形成石化、能源、造纸、钢铁、汽车、服装、家电和电子信息等八大产业基地。
探讨宁波模式，是件费力不讨好的差事。由于宁波地缘优势，游走于苏州和温州之间，多种经济模式在宁波交叠交汇，使宁波经济具有“杂交”优势。从发展模式看，宁波经济既承受了苏南发展乡镇集体经济的引力，又受温台等地发展个私经济的影响，同时又受上海浦东开放型经济的高强度辐射，从而在宁波这片土地上形成了国有、集体、个私、外资经济同台竞技、共生共荣的特有现象，具有显着“杂交”特点的发展模式。从经济结构看，已明显转入产权多元化的“杂交”状态，民营经济已占宁波工业经济总量的80％以上。这种多元经济模式和成分的交融，优化了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促进了互补，催生了竞争，从而使宁波经济进发出强大的活力。宁波的发展既有苏南的底子，又有温台的影子。宁波的“没有模式”就是“宁波模式”。
中国是后发性现代化国家，由于发展初始条件的不同，加上渐进式改革形成的落差，客观上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多样性选择。但是，不管哪个地区选择哪种方式，都必须切合当地的实际。这里需要把握的核心是：模式也好，秘籍也好，没有哪个最好，只有哪个最合适，最有效。
如何走出一条快而有序的发展方式，需要有模式的示范效应。所谓模式的示范效应，主要是指某种发展模式对其他地域经济发展的可借鉴性。苏南地区、温台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突起，引起各级政府和理论界的普遍关注，并因其各具特色的经济发展路径，被概括性地称为“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模式”。
传统的“苏南模式”的核心是乡镇集体经济。这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市场体系高度不发达的历史背景下，发展经济的一条路径。作为一种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它对苏南地区的发展起到了历史性的作用，并对其他地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和示范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进和深化，向国有企业靠拢的“苏南模式”因国有经济本身需要改革而不得不进行比较大的改革和调整。事实上，近几年来“苏南模式”在不断的扬弃和进化之中。
“珠江模式”的核心特征表现为对外部资源和国际市场的高度依赖，必然受到外部资源和市场容量的约束，而且“珠江模式”的形成主要依赖于毗邻港澳特殊的区位条件，特别是它所拥有的并且最先享有的极为特殊而优惠的政策资源，这是其他地区可望而不可及的。在中国加入WTO的新形势下，优惠政策的资源具有不可再生性，各种经济组织、各个地区不太可能出现整体性的政策优惠落差。因此，决定了它是一种带有实验意义的区域发展模式，可羡慕而难仿效。
“温州模式”的形成是对中国近代工业和近代商业的衔接，其民营化的产权清晰特征与市场经济对财产制度的要求比较吻合，市场化程度无疑是最高的。从这一方面来看，“温州模式”比“苏南模式”、“珠江模式”更具有民本主义的色彩，比较符合民众的创业意愿。但是，温州主要倾向于内源型的区域发展道路，而且“温州模式”纯而又纯的民营化特征，在中国现有的意识形态下，容易引起争议，有时甚至引起相当激烈的争论。经济内源型和意识形态阻力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温州模式”在中国更为广泛的区域性普遍推广。
在经济一体化的区域竞争中，模式的特征在消融，混合的趋势在增加。所谓模式，是极端的产物，不可能不变。实际上，“温台模式”也好，“苏南模式”也好，一方面汲取别的经验，一方面也在自我嬗变、混合、交融，走向共荣。
宁波之路致力于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致力于市场化与民营化的有机融合，实行内源型发展与外向型发展的同时并举，从而实现了经济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同步协调。尽管宁波曾享受过国家许多优惠政策，但政策资源远不及珠江三角洲的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而且近些年来这种政策效应已经趋于弱化，而在这种新环境下宁波仍然保持了强劲的快速发展势头。尽管宁波的港口条件得天独厚，对其他地区来说具有不可比性，但港口优势并不是宁波发展的惟一因素。宁波的发展还有着更深层次的动因，还有着更多的发展特色。从根本上说，宁波经济的发展是得益于独具特色的混合发展模式，这种混合模式突出体现在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与完善，但又不仅仅局限于混合所有制方面，而是贯穿于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也就是说，宁波发展之路其实是包含了“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珠江模式”特点的一种混合发展模式。
实际上，宁波作为新世纪区域经济发展的亮点，已成为各级领导关注的焦点，经济学家热衷的论点，宁波活力与深圳速度、苏南、温州模式一样，是具有研究和学习价值的区域经济现象。乡镇企业的消遁宣告“苏南模式”的终结，资本外流和产业困惑预示“温州模式”也面临新的难题，当“模式”论者们把反思寄予苏南，将悬念扔给温州时，不少人会追问宁波的突起靠的又是何种模式。事实上，浙江经济远比一些人心目中的“浙江模式”要复杂得多。以“小商品、大市场”和民营经济着称的“温州模式”，近来频频受到关注，关于它是否真的出现了逐渐式微的迹象，至今仍有不同的看法。浙江各地区的情况千差万别，需要从各自的实际情况出发，选择适合自身特点的发展方式，但从许多地区的发展条件来看，选择混合发展模式，比较符合现实的政治经济条件。另外，从理论上来说，混合经济最有效率。目前的所有制结构已经形成三个鲜明特征一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由单一的国有、集体企业向以股份制为主的多种实现形式转变；二是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强；三是各种所有制吉构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促进，共生共荣，活力无限。宁波这种混合所有制预示出一种新的发展趋势，可为浙江其他地区以后的发展提供宝贵的借鉴。
抢抓战略的机遇期
党的十六大报告在论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时指出：“综观全局，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深刻领会这一重要论断，对于浙江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意义十分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