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大的组织中，合作是成功地完成一个使命的关键。不仅要在各个部门的内部展开合作，而且还要在各个部门之间展开合作，要在上下左右各个方面同时展开合作，这样效果就会更为突出。所有的下属同心协力，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工作，只有这样，你才能获得最理想的效果。
所以，无论如何每一个管理者都要记住：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只要付出就有回报，有时是成倍的回报。
这种思想是非常重要的，要将每天工作的内容与人们的鼓励和管理联合起来使用，所有这些方法都旨在使你获得卓越的驾御人的能力。这种思想你应该永远牢记在心，在日常工作中，无论与什么人打交道都会派上用场，不管对方是你的雇员、下属、合伙人、同事、顾客、朋友，甚至是你的家庭成员，能够真诚地与别人合作是你期望得到卓越的驾御人的能力的真正关键。
40．曾国藩识人三法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官场上，他对“乾嘉盛世”后清王朝的腐败、衰落，洞若观火，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他认为，国家危急之时需用德才兼备之人，以倡正气之风，行礼治之政。
战场上，他以选将用贤为要，并提出选将的四点要求；“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观敌情，三曰临阵胆识，四曰营务整齐。”在为人处世方面，他对交友之道更是颇有见地，他认为交友贵雅量，要“推诚守正，委曲含宏，而无私意猜疑之弊。”“心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他还特别强调：“观人之法，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之。”
由此可见，曾国藩身居朝廷命官，无论是政治、治军，还是为人处世，自我修养，都能巧识人才，大胆举荐任用人才。他既不忽视人物外貌形体的神、骨、气、色、音、声，同时更注意对道德、学识、气质、业绩等方面的考察。
曾国藩在他给皇上的《应诏陈言疏》中提出了识人的三种方法：转移法、培养法、考察法。
转移法
曾国藩说：“我个人认为，用人和理政这两个方面，自古以来都是相提并论。惟独到了我朝，各种政事都已经有现成的法规，而且非常详细，难以轻易论议。今天所应当讨论的，只有用人一事而已。当今人才并不缺乏，要想栽培和激励他们，全靠皇上的运用。大体上，用人的方法有转移法，有培养法，有考察法，这三种方法缺一不可，请允许我向皇上进行陈述。”
所说的转移法，指的是什么？我朝各位圣主处理政务，大都是根据时俗的过失进行矫正，使它们趋于适中。顺治时期，创伤刚刚恢复，民心尚未安定，所以圣祖继续采用宽松的政策；康熙末年，由于长期太平，官吏松懈，刑罚废弃，百姓刻薄，所以世宗采用严厉的政策加以整治；乾隆、嘉庆年问，人们崇尚才华，好高骛远，所以，具有崇高德行的仁宗采用镇静的方法，对他们进行约束，以改变那种浮夸的风气。一时间，人们才循规蹈矩，没有敢自夸多才多智、锋芒毕露的人了。这样一来，有操守的人倒是很多，而有谋略有作为的人却逐渐感到缺乏。人们大都把畏缩怯懦看做谨慎，把软弱萎靡当成恭顺。据我看来，京城官员办事的通病有两点：一是退缩，二是烦细。京外官员办事的通病也是两点：一是敷衍了事，二是漫不经心。退缩的人，官员之间互相推诿，谁也不想落埋怨，动不动就请示旨意，谁也不愿受指责。烦细的人，只见小利，不顾大体，只能看到秋毫之末，却看不见一车柴草。敷衍了事的人，装点脸面，只考虑眼前剜肉补疮，却不管明天怎样。漫不经心的人，外面完好无缺，中间却已溃烂，上书粉饰自己，而所说的话全无根据。四种人，习俗竞相沿袭，只求苟且安然、没有过错，不求振作起来，有所作为，将来万一有重大、艰难的事情，国家必定有缺乏人才的忧患。圣德皇帝您深知其中的情形，所以急想得到一位有用的人才，来力挽这种颓废的风气。去年接受考察的京城官员，几月之内，就有三人被提拔为臬司，一人被提拔为藩司，大概是通过破格越级提拔，来整顿积久而成的萎靡风气。无奈这种风气是大势所趋，很难立刻改变。现在如果急于求取振作的人才，又害怕那些急躁冒进的人侥幸晋升，反而不能得到实效。我认为，要想使人才不越出规范，不如让他们从事学术。蜀汉的名臣诸葛亮说：“人才必须学习，学习必须弄懂。”这大概是最好的言论。然而，要想使人才都明白好学，又必须靠皇上您以身作则，才能把握住转移风化的根本。据我考察，圣祖登基之后，勤学好问。每天让文臣近前讲学，严寒酷暑，都不废弃；就是自己生日，也不准间断；地方发生战争，也从不停止；每次召见大臣，总是和他们反复讨论。所以当时人才济济，好学的人很多。到了康熙末年，有渊博学识和卓越才干的人，多半是圣祖教导栽培而成的。如今皇上年富力强，正和圣祖研讨学部的年龄相似。我的意见，是想请您在登基二十七月后，实行每天召文臣讲学的惯例。天下传播，人人效仿。召见君臣百官，和他们从容辩论。发现没有才识的人，就用学习勉励他们，以痛惩那种遇事不置可否的疲惫风习；发现有才识的，就更要用学习勉励他们，以改掉他们刚愎自用、为人刻薄的错处。十年以后，人才一定会大有起色。一人在宫中做学的典范，全天下的英才都会受到鼓舞，开始在此，收效在彼，康熙年间的往事，是清晰可见的。拿今天这种萎靡相沿的劣习，希望它变成振作的风气，又担心将来再出现败坏国家的事情，便用《诗》、《书》对人们进行教育。只希望潜移默化，而不能矫枉过正。转移法的内容大概就这些。
培养法
所说的培养法，指的是什么呢？凡是没有进入仕途的人才，姑且不论。那些已入仕途的，如内阁、六部、翰林院这些人才最为集中的地方，将来朝中的卿相，京外的督抚，基本上都是从这八个衙门中选拔。那里的人才数千，皇上您不可能一一了解。培养人才的职权，不得交给各衙门的长官。所谓培养法的内容，大致有几个方面：教诲、鉴别、举荐、破格提拔。各衙门的长官对于他的从属官员来说，一句嘉奖的话，就会使他们感激而努力建功；一句责罚的话，就会使他们畏惧而改正错误。这就是教诲不能不加强的原因。灌木荆棘不铲除，兰花蕙草的色泽就会减损；害群之马不离去，千里马就不能充分施展。这就是鉴别不能不加强的原因。嘉庆四年和十八年，两次命令各部院举荐属员，这也是举荐的先例。雍正年间，甘汝来以主事的身份被赏赐人参，外出做了知府；嘉庆年间，黄铖以主事的身份供职翰林院，得以进入宫中的南书房。这是破格提拔的先例。从前曾经讨论过，人才就好比种庄稼一样，衙门长官的教诲，就如同耕种培土；鉴别就如同剔除杂草；举荐就如同引水灌溉；皇上的破格提拔，就如同及时甘雨露，庄稼即会迅速成长；长官经常到官署中去，就如同农夫天天在田间，才能熟悉农作物生长。如今各衙门的长官，大都是在宫内做事的人员，有时数月不能到官署去，与属员常不接触，除了掌印、主稿几人之外，大部分都不认识，就如同禾苗和杂草一样，任凭它们在田间同生同死，而农夫却不管不问。教诲的方法没人知晓，鉴别的旧例也已废弃，近年奉诏举荐人才，又只限于京外官员，而不包括京城内部。培养的方法，还有未完全抛弃的吗？自近年以来，六部人员越来越多，有的二十年不能补缺，有的终身不能主稿；内阁、翰林院的人数也相当于以前的三倍，这些人往往十年得不到一件公务，提不了一级官衔，这本来就已经使杰出人才受到摧残和挫折了。而且各衙门长官又多在宫内，属员终年难得一见。如吏部六位堂官宫内就有四人；礼部六位堂官，宫内也有四人；户部六位堂官，都在宫内供职；翰林院两名掌院，也都在宫内供职。这些人在御园随从侍候，本来就难以分身到官署去，却又有人兼掌两部，有人管理数处。当署员的，在文稿上署名时匆匆见一面，向长官汇报时廖廖说几句，即使才德兼备，也不能让长官看一眼，又怎能够使皇上了解呢？这么多的人才，近在眼前，却不能用心培养，实在可惜。我的意思是想请皇上您稍加考虑，以便与属员相接触。翰林院的掌院，也须有不在宫内供职的，让他们和编写、审核人员相接触。务必使长官对属员的性情、心术上要不时询问，谁有才，谁正直，谁仅有小智，谁堪当大任。这样以来，不仅是属员的优劣完全明白地表现出来，就连长官的能力大小也可以通过比较发现。经过考查核实，八衙门的人才则全活动在皇上您的胸中了。那些当属员的，只要能让他们的姓名传遍天下，不一定让他们做官升级，他们就已经感激不尽了。然后再依照旧例，依次实行举荐法和鉴别法。皇上偶有破格提拔，那就好比枬树、木楩树升高，草木振作那样鼓舞人心。培养法的内容大概就这些。
考察法
所说的考察法，指的是什么呢？古时候询问事情、考核言论，二者并重。近来各衙门办事，小的依照旧例，大的请示圣意。本来是无法看出办事人员的才识谋略，这就需要在言论方面对他们进行考核了。而召见他们应对陈言时，由于皇上近在咫尺，又不宜花言巧语，喋喋不休，这就不如通过奏本考核他们了。国家制定条例，京内的九卿及各个科道，京外的督抚及各个藩臬，都有进言事情的责任。各省的道员，不许专门写奏折谢恩，只准专门写奏折议事。然而，十余年来，九卿竟无一人陈述时政的得失，司道竟无一份奏折论议地方利弊，大家都保持沉默，一时间形成这样的风气，真让人搞不清是什么原因；科道偶尔也有上疏，但从没有一句涉及国君德行盛衰的话，没有一份弹劾大臣过失的奏折，难道当朝的国君都是尧、舜那样的国君，当朝的大臣都是稷、契那样的大臣吗？一时间形成这样的风气，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我考核本朝以来，进言匡正国君德行的，孙嘉淦用自是规劝高宗，袁铣用寡欲规劝具有崇高德行的仁宗，都被充分的采纳，至今传为美谈；弹劾大臣的，如李之芳上奏弹劾魏裔介，彭鹏上奏弹责李光地，后来这四人都成了名臣，至今也传为美谈。自古以来，直言不讳的情况没有比我朝更盛的。如今皇上您刚刚即位，就又特地下诏求言，饱含仁义的言辞，使我读后拍手起舞，感激流涕，这实在是升平的景象啊。然而我有些过分的忧虑，看见皇上您求言非常急切，恐怕众位大臣纷纷上奏，或者上疏陈述各种政务，其中有许多相同的地方，时间长了，您不免会产生厌烦心理；弹劾大臣，害怕助长相互攻击的风气，时间长了，您又不免会产生厌烦心理。我的意思，是希望皇上您坚定心意，借奏折作为考核人才的工具，永不产生腻烦心理。涉及相同的，不必交大臣讨论就行了；攻击过度的，不必抄发就行了。除此以外，就只会看到它有利，而不会看到它有害。人都习惯于旧有的常规，大部分有很多顾忌，如国君德行的盛衰，大臣的过错，若非皇上再三诱导他们，使他们讨论，谁愿轻易去冒天下之大不韪呢？如藩臬上朝奏事，道员呈递奏折，虽有固定的条例，却长久不遵照实行，若非皇上再三督促他们发表言论，谁又敢标新立异，以致触怒督抚呢？我也明白，京内京外、大大小小的人物共同进言，即使轻浮虚伪的人，也可能夹杂其中。然而没有根据的言辞，只能贩卖一次，而不可能故伎重演，明镜高悬，它难道能逃脱吗？如今考核九卿的贤与不贤，只凭召见时的应对；考核科道的贤与不贤，只凭三年的京城考察；考察司道的贤与不贤，只凭督抚的评语。如果让每人都发表见解，相互比较参证，难道不更为核实吗？我所说的考察法，大概就这些方面了。以上三种方法相互依赖，同时实行，互不违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