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楼以上有晾衣物的顶楼，还有两个小间，分别住着干粗活的伙计克里斯托夫和胖子厨娘西尔维。除了七位住宿客人，伏盖太太不管年景好坏，还有八个法科、医科的大学生，以及两三个住在附近的熟客，他们都只包晚餐。饭厅开晚餐时，坐到十八个人，最多可以坐下二十来人。但上午只有七位房客，吃午饭时聚在一起的情景，颇像一家子。人人都趿着拖鞋下楼，私下议论包饭客人的衣着、神态和隔夜的事情，他们之间说话毫无顾忌。这七位房客是伏盖太太的宠儿，她依据每人交纳膳宿费的数额，对各人定下待遇和尊敬的分寸，像天文学家一般不差毫厘。这些萍水相逢的人，心里都有同样的考量。三楼的两位房客每月只交七十二法郎。这样便宜的价钱，库蒂尔太太是惟一的例外，只能在圣马塞尔区修道院和收容院之间的那个地段才能找到。价钱便宜说明这些房客大概明里暗里都受着穷困的压迫。所以，房子内部寒酸的样子，也反映在常客们的褴褛衣衫上。男人穿的礼服已经说不出是什么颜色，鞋子像是富人区被人扔在墙角的，衬衣快磨破了，衣服有名无实。女人穿着黯淡陈旧、染过却又褪色的连衣裙，旧花边后来补过，手套用得发亮，绉领发黄，头巾的经纬已经稀松。衣服虽是如此，人却差不多个个都很结实健壮，抵御过人生的暴风骤雨；面孔冷峻，就像不再流通的钱币一般模糊。嘴唇干瘪，却长着贪婪的牙齿。公寓的这些客人使人想起已经演过或正在演出的戏剧，并非那种脚灯前、布景间演出的戏剧，而是活生生的，虽然没有声音，冷冰冰的，但却把人心搅得发热，连续不断的戏剧。
老小姐米旭诺，疲惫的眼睛上面戴着个绿色塔夫绸遮阳罩，用黄铜丝箍着，脏兮兮的，准会叫怜悯天使吓一大跳。穗子零零落落像眼泪一般的披肩，似乎盖着一副枯骨，隐藏在内的形体是那么嶙峋。究竟是什么使这个女人形销骨立的呢？她当年一定漂亮风韵过。是荒唐、忧伤，还是贪婪？是情网陷得太深，兜售过脂粉服饰，还是仅仅当过烟花女？难道她年轻时春风得意，所向披靡，享尽欢乐，以致老来遭报，路人惟恐避之不及？她目光凝滞，看得人发冷，面容憔悴狰狞。她说话声音很尖，仿佛冬天将临时，灌木丛中的蝉鸣。她自称伺候过一个患膀胱炎的老人，被儿女们以为山穷水尽而遗弃。老人给她留下了一千法郎的终身年金；每隔一段时间，继承人便为此跟她吵闹，说她坏话。尽管情欲摧残了她的面容，但肌肤还有某些白皙细嫩的痕迹，足见她身上还残留一些美的踪影。
波阿莱先生简直是一架机器。他沿着植物园小径走着，像一个逐渐伸长的灰色幽灵；头上戴一顶无精打采的旧鸭舌帽，手上好不容易才拿住象牙柄已经发黄的手杖，外套早已褪色，衣摆一掀一掀，露出几乎空荡荡的裤子；套着蓝色长袜的两腿哆哆嗦嗦，像个醉鬼；上身露出肮脏的白色坎肩；皱缩的粗布襟饰，跟系在他火鸡般脖子上的领带不太相称。看见他这副模样，许多人都纳闷，这个皮影戏似的怪物，与意大利大街上翩翩而行的雅弗[10]子孙，是否同属血气方刚的种族。到底是什么工作使他干瘪成这副模样？是什么样的情欲使他那张葱头脸变成茶褐色？那张脸画成漫画，简直不像真的。他当过什么差？说不定做过司法部的职员，在办公室管过刽子手送来的账单、物料单，单子上的东西有处决犯上杀人者所用的黑纱、垫囚笼用的锯末、挂大刀的绳子。也许他当过屠宰场入口的收税员，要么当过管卫生的副督察。总之，这个人似乎曾是我们这个社会大磨坊里的一头驴，是一个巴黎拉东[11]，虽然火中取栗，却不知谁是坐享其成的贝特朗；也好像是公众的不幸或劣迹赖以转动的某个枢纽。总之，他是这样一种人，我们见了会说：毕竟这样的人也不能没有。他们被精神和肉体的痛苦折磨得面如死灰，巴黎上流社会却一无所知。巴黎实在是一片汪洋大海，你即使投下探海锤，也永远测不出它到底有多深。你去探索去描写好了。不管你如何用心去探索去描写，不管海洋探险者如何众多，如何热心，这片海洋总还有人迹未至的地方、不为人知的洞穴，总还有花朵珍珠、妖魔鬼怪，某些文学潜水员闻所未闻、忘却忽略的东西。伏盖公寓便是这千奇百怪中的一怪。
在这群房客和包饭客人中间，有两张面孔显得格外与众不同。维多琳·泰伊番小姐皮肤苍白，显着病态，像患上萎黄病的少女；整天愁眉不展、举止局促、孤苦伶仃的样子，与这里整个愁苦的画面基调十分相称。虽然如此，她的脸毕竟不老，动作和声音还是轻快的。不幸的少女仿佛一株刚移栽的小树，由于水土不服，叶片已经萎黄了。她的脸微泛红色，头发是褐黄色，身材格外苗条，透出现代诗人在中世纪小雕像身上所发现的那种秀美。她的眼睛灰里带黑，流露出基督徒般的温和与随顺。朴素而经济的衣着，勾勒出年轻的体态。她美就美在匀称。若领略了幸福，她一定十分动人：幸福本是女人的诗，一如服饰是她们的脂粉。如果舞会的欢乐使这张苍白的脸庞映上粉红的色调，如果讲究而舒适的生活使她那已经微微凹陷的面颊丰满起来，泛起红晕，如果爱情使这双忧郁的眼睛重放光彩，维多琳大可与最美丽的姑娘们比个高低。她只缺少令女人再现青春的东西：衣衫和情书。她的故事足可以写一本书。她父亲认为有理由不认她这个女儿，不愿把她留在身边，每年只给她六百法郎，还在财产上做手脚，好全部传给儿子。维多琳的母亲投奔远房亲戚库蒂尔太太，后来绝望地死在那里。库蒂尔太太把孤儿视同己出，抚养长大。可惜，这位共和国军需官的遗孀，除了亡夫的那点预赠财产和抚恤金之外一无所有；说不定有朝一日会撇下这个不谙世事、一文不名的可怜姑娘，任由社会去摆布。好心的女人每星期天都带维多琳去望弥撒，每半个月去做一次忏悔，看她能否成为一个虔诚的姑娘。她的考虑是对的。有了宗教感情，这个弃女将来也能有一条出路。她爱她的父亲，每年都到父亲那里，带去母亲对他的宽恕；但每年都吃无情父亲的闭门羹。能够居间斡旋的只有她的兄长，而当哥哥的四年里一次也没来看她，也不给她任何帮助。她祈求上帝让父亲开眼，让兄长软心；对他们非但没有怨言，反而为他们祈祷。库蒂尔太太和伏盖太太只恨词典上骂人的词语太少，不够形容这种野蛮行径。她们咒骂这个混账的百万富翁时，维多琳便喃喃细语，仿佛一只受伤的野鸽，痛苦的呻吟中还吐露出爱心。
欧也纳·德·拉斯蒂涅长着一张典型的南方人面孔，白皮肤，黑头发，蓝眼睛。风度举止、惯有姿势都显出是贵族人家子弟；从小学的就是高雅的传统习惯。他爱惜衣服，平日穿的都是隔年的旧衣，但有时出门也能穿得像个翩翩青年。他日常则穿一件旧外套、粗坎肩，蹩脚的黑色旧领带系得马马虎虎，像一般大学生一样；长裤也跟上装差不多，靴子已经换过掌。
在这两个人物和其他人之间，有一个过渡的角色，那就是年届四十，鬓脚染过的伏脱冷。他属于谁见了都会说声“好家伙！”的那种人；肩宽胸健，肌肉突起，方方的手十分厚实，指节上长着火红色的浓毛，很是显眼。他的脸过早地爬上了皱纹，看上去有点冷峻，但待人接物却又随和平易。他的中低音嗓子，跟他快快活活的性格非常合拍，一点也不讨厌。他乐于助人，嘻嘻哈哈。如果有什么锁坏了，他会立刻拆下来，鼓捣好，上点油，锉一锉，再装上，一边说：“这我内行。”而且，他什么都懂，举凡船舶、大海、法国、外国、生意、人物、时事、法律、旅馆和监狱，无所不知。要是有人苦经叹多了，他赶紧出手帮忙。他曾好几次借钱给伏盖太太和几位房客，但借他钱的人宁死也不赖他的账，因为尽管他外表像个好好先生，可是目光却深邃而坚毅，令人望而生畏。从他吐口水的架势，看得出他沉着镇静，若要跳出困境，一定会铤而走险。他的目光像威严的法官，似乎能看透所有悬疑、所有思想、所有感情。他习惯午饭后出门，回来吃晚饭，整个晚间都在外面，深更半夜才回来，用伏盖太太给他的万能钥匙开门。只有他才享受这种优待。而且，他跟寡妇相处得非常好，搂着她的腰喊她妈妈，这种奉承也实在让人费解！那女人以为这只是举手之劳，殊不知只有伏脱冷才有那么长的胳臂，搂得住她粗大的腰围。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很阔绰地每月交十五法郎，好在饭后能喝上一杯兑酒咖啡。那班青年人固然卷在巴黎生活的旋涡里忘乎所以，那班老年人也固然事不关己无动于衷，但即便不像他们那么肤浅的人，也不会注意到伏脱冷形迹可疑。周围别人的事，他都知道或者猜到；而他自己在想什么干什么，却没有一个人看得透。他明里与人为善，总是客客气气，乐天快活，暗里却把这些当作一道藩篱，隔在自己和他人之间；虽然如此，却不时流露他城府极深。他往往会冒出一句尤维纳利斯[12]式的俏皮话，似乎热衷于嘲弄法律，鞭挞上流社会，指责它自相矛盾，使人感觉到他对社会现状怀有仇恨，心底里小心翼翼地藏着什么秘密事儿。
这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还有那个年轻的大学生，一个精力充沛，一个长得俊美；泰伊番小姐也许无意间受到二者吸引，她暗中偷觑的目光和私下的念头，总离不了这两个人。可是这两位，好像谁心里都没有她，尽管说不定哪天，她会时来运转，一变而为富有的婚姻对象。再说，这些人谁也不会费神去弄清旁人所诉的苦是真还是假。他们彼此无动于衷，而且出于各自不同的处境，互不信任。他们知道无力减轻对方的痛苦，而且平时一遍遍地互相诉苦，安慰的话也早已说尽；俨然像老夫老妻，没什么话可说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只剩下机械的生活，就像没上油的齿轮，在那里咬合转动。在街上遇到盲人，他们会毫不理睬地径直走过，听别人说起什么倒霉事，他们会毫不动情，还会把死亡看作是脱离苦海；饱经苦难的结果，对人间最悲惨的景象也冷眼看待。在这群失意的人中，最幸福的要数伏盖太太了，她高高在上地管着这所私人济贫院。只有伏盖太太觉得，那个小园子是一块锦绣花园，其实，寂静和寒冷，干燥和潮湿，使园子显得空旷辽阔，仿佛一片茫茫荒原。只有她才觉得，这所颜色发黄、阴森沉闷，散发出柜台铜臭味的房子有着种种乐趣。这一间间牢房都是她的。她喂养着这帮终身做苦役的囚犯，对他们颐指气使，他们一个个唯唯诺诺。以她所定的价钱，这些苦命人在巴黎，哪里找得到如此卫生而量足的伙食，以及能自己做主安排得虽谈不上雅致舒适，至少也算干净卫生的住房呢？哪怕她极不公道，人家也只是逆来顺受，没有二话。
这些人凑在一起，各色人等应有尽有，简直是，而且实际上也就是整个社会的缩影。像中学和交际场里一样，一起吃饭的十八个人中，总有一个可怜的受气包，一个出气筒，大家都拿他取笑。到了第二年年初，欧也纳·德·拉斯蒂涅发现，在这群他注定还要共同生活两年的人里，这个受气包的角色显得格外突出。这个受气包就是以前做面条的高里奥老头，如果有人来画画，一定会如历史学家一样，把画面的所有光线集中到他头上。半带仇恨的轻蔑，掺杂轻视的欺凌，对苦难毫不留情的态度，为什么全都倾泻在这个资格最老的房客身上呢？难道他有什么可笑的或是古怪的地方，比恶习还难以原谅吗？这类问题与社会种种不公密切相关。也许人的天性就是这样，要是一个人真的谦卑处世，懦弱无争，或者满不在乎，别人就什么气都让他受。我们不是都喜欢把什么人或物当牺牲品，来证明自己的力量吗？最弱小者如小孩，也会在天寒地冻的时候，按响各家的门铃；或者踮起脚把自己的名字，涂写在洁净的纪念性建筑物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