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5日，香港各报章均围绕“长实击败置地”报道中标结果。其中《工商日报》称：
“时值约2.4亿港元，为30个大财团争相竞投的中区地王——旧邮政总局地皮，为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投得。
“这幅平均地价为每平方英尺约1万港元的‘地王’，早为大财团觊觎，为长江投得。据地下铁路公司透露，主要原因是长江所提交的建议书内列举之条件，异常优厚而吸引，终能脱颖而出，夺得与地铁公司经营该地的发展权。”
“地下铁路公司董事局昨日已经批准协议条款，规限长江实业公司在地铁未来中环站上盖，占地2270平方英尺，建造37层高的商厦与办公室混合的单塔形建筑物一座。”
“长江实业有限公司已同意，在签订协议时，付给地铁公司一笔现金，并继续交付现金若干次，保证地铁公司无论如何都可以获利。”
舆论界称长实中标，是“长江实业发展史上里程碑”，地产新秀李嘉诚“一鸣惊人，一飞冲天”。
李嘉诚在投资决策上就是这样，一方面以稳健著称，有时甚至令人疑心其过于保守，而另一方面又绝不缺乏胆略和气魄。
世上绝不缺乏稳健的投资者，因为只要谨慎些、保守些就可以了；也绝不缺乏果敢的投资者，因为只要胆子大，不计后果就行了。难就难在二者兼备，并且能够保持二者之间的平衡。在这一点上，李嘉诚的投资风格值得人们深入研究。
李嘉诚经商箴言：
一个企业的开始意味着一个良好信誉的开始，有了信誉，自然就会有财路，这是经商中必须具备的商业道德。就像做人一样，忠诚、有义气。对于自己说出的每一句话、做出的每一个承诺，一定要牢牢记在心里，并且一定要能够做到。当你建立了良好的信誉后，成功、利润便会随之而来。
6.权衡利弊，斗智不斗力
谁都知道楚汉争霸中的刘邦、项羽各自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刘邦斗智不斗力，项羽勇而少智，结果刘邦得天下，项羽失天下。可能项羽至死也不明白，自己失败的原因就是有勇而无谋。商战中最基本的策略就是认真分析敌我的具体形势，反复思考得失、权衡利弊，避免两败俱伤的情况出现。
李嘉诚是个儒商，他懂得“斗力”的结果很可能是两败俱伤，即使勉强获取胜利，也会付出惨重的代价。只有坚持“斗智不斗力”，才能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在激烈的商场竞争中游刃有余。
李嘉诚是个智能型之人，在其平生经历的所有的商战中，始终坚持着“斗智不斗力”的原则，在与众华商合战置地的过程中也同样如此。
1988年，怡策与其所控的文华东方发布联合声明，由文华东方按每股4.15港元的价格，发行10%新股予怡策，使怡策所持文华东方股权，由略低于35%增至41%。
对华商众豪来说，这简直是当头一棒。精明的李嘉诚马上意识到事态的严峻性——怡策与文华东方的股权变化，虽与置地没有直接关系，却是怡和抛出的反扑信号，其后，怡和将会随机抛出一系列的反收购措施。
5月份，李嘉诚、郑裕彤、李兆基以及香港中信集团的荣智健等华商，频频晤面，商讨对策。他们决定，为防止置地效仿文华东方，必须趁其另一反收购举措尚未出笼，向怡和摊牌。
这一切似乎早在凯瑟克的预料之中，他很沉得住气，结果使得素有耐心的李嘉诚不得不先出一招。
3天后的一个晚上，股市收市，李嘉诚、郑裕彤、李兆基、荣智健等，赴怡和大厦与西门·凯瑟克、包伟士谈判。
虽然是短兵相接，双方依然是彬彬有礼。李嘉诚开门见山，说明了收购置地的诚意，提出以每股12港元的价格，收购怡和所持的25.3%置地股权。凯瑟克也毫不客气地表明了否定意见：“不成，必须每股17港元，这是去年大股灾前你郑重其事开出的价格。李先生素以信用为重，不可出尔反尔。置地只是市值下降，实际资产并未损失半点，如何就从17港元降到12港元呢？”
李嘉诚平静地说：“凯瑟克先生，如果你未得健忘症的话，一定还记得，这17港元并不是双方敲定的成交价，我们都表示愿意继续谈判重新议价。你我都在商场呆过这么多年，我想你一定不会不明白‘市价是一切价格的依据’这一商场规则吧。现在置地的市价才8港元多一点，我们以高出市价近四成的价格收购，怎么能说收购价下跌了呢？”
双方说话都绵里藏针，气氛中包含着浓烈的火药味。
素有“沙胆彤”之称的郑裕彤，又以咄咄逼人的口气挑起新一轮较量：
“既然谈不拢，只好市场上见，我们四大集团将宣布以每股12港元的价格全面收购。按证券交易惯例，收购方的出价高出市价两成以上，便可在市场生效，置地的公众股东会站在我们一边！”
包伟士针锋相对，说：“我们将奉陪到底——只要你们不怕摊薄手中股权的话。置地不是九龙仓，更不是港灯，置地就是置地！是怡和手中的置地！”
包伟士无疑是抛出了杀手锏。
关键时刻到了，是继续收购还是鸣金收兵，必须及时做出决策，而这种决策不仅直接关系到收购的成败，而且涉及巨大的资金代价。
最终，在权衡利弊之后，华英双方最后达成妥协——1988年5月6日，怡和控股、怡和策略及置地三家公司宣布停牌。同日，怡策宣布以每股8.95港元，购入长江实业、新世界发展、恒基兆业及香港中信所持的置地股份，总计占置地发行总股价的8.2%，所涉资金共18.34亿港元。
这样，怡和所持的置地股权，由约25%增至33%，控股权已相当牢固。而且，协议中还增加了一个附带条款，即长江实业等华资财团在7年之内，除象征性的股份外，不得再购入怡和系任何一家上市公司的股份。
喧闹数年之久的置地收购战，就以这种结局而偃旗息鼓，这令原本看好这场收购大战的媒体大为失望。一些华文报刊称这是“一场不成功的收购”，有些英文报刊则称这次战役是“华商以李嘉诚为首的华资财团，这次为何不决一死战，刚一交兵就这样悄然收兵呢？”其实，这是华商财团在权衡利弊得失后，做出的明智决策，这主要是基于以下一些理由：
包伟士所抛出的杀手锏，就是置地将步文华东方后尘，如法实施。此前，文华东方按每股4.15港元的价格，发行新股予怡策，以增加怡策的股权。
怡策收购文华东方新股后，所持股权必定会超过35%的全面收购触发点，怡策将按收购及合并条例向文华东方提出全面收购。由于收购价(4.15港元)低于该公司资产值(估计6港元)，文华东方多数股东对收购计划反应冷淡，这正中怡策下怀。
这种做法既不必动用大量资金，又可使所持文华东方股权超过收购触发点(现有股东可按其权益认购，也可放弃)。这样，怡策所持的股权由35%增至41%，收购方不可能通过全面收购使其控股数超过50%的绝对数——因为被收购方可反收购，能轻而易举再增购9%的股权，以达到过半数的绝对控股量。
这就是说，如果置地效仿文华东方，将会使华资财团陷于极其被动的局面。
置地从华资财团手中以每股8.95港元的价格赎回8.2%股权，共耗18.34亿港元资金。这意味着置地总估价约为223亿港元，以8.5港元左右的市值计，总市值也近200亿港元。华资财团若想全面收购达到50%以上的绝对控股权，就需耗资100亿港元以上。
事实上，怡和并不完全是在坐以待毙。在收购和反收购的价格战中，股价必会不断地提高，华资财团欲获全胜，所需的资金会远远超过这个数。华资财团在发起全面收购的短暂期限内，不一定能筹措到这么多现金。
而且，怡策控股数近26%，比华资财团的控股数加起来还高得多，已优势在手；何况售出港灯和香港电话的股权后，怡策已从最困难的谷底走出，业务渐入顺境。怡和系尽管大量出售了香港和海外的一些企业，但仍是香港最大的综合性集团，除银行外，其市值仅次于长实系。凯瑟克家族在海外还拥有不少非怡和资产，有人估计，其控有的资产不在李嘉诚之下。
因此，即使华资财团能控得置地，也要经过一番血战，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这不是李嘉诚所希望的。
李嘉诚是个商战高手，并非是个斗士，虽然他的收购行为在客观上起到了振奋民族精神的作用，但是他必须权衡商业利益，而不会不顾一切地决一死战。更何况，对方虽是垂暮的老狮子，但余威犹存，反击起来也非同小可，没有必要跟它硬拼。
但是，华资财团既已退出收购，为什么还要签订带妥协性的7年不得收购怡和系股权的协议呢？应该说，怡和赎回8.2%股权的价码并不高，不足以成为换取“怡和7年太平”的条件，其原因何在，至今仍不得而知。
不过，即使没有这一附加条款，华资财团也不大可能再动置地的脑筋。首先，经过这次交锋，怡和全系控股权已相当稳固，给外强留下的可乘之机已很少。另外，已经迁册百慕大的怡和系，从1995年起取消了其在香港的上市地位，其股票不在香港股市挂牌买卖，这样一来，就为外强收购增加了更大的难度。
也许正是考虑到以上因素，以李嘉诚为首的华资财团才决定彻底放弃收购，顺便卖一个人情给置地。
李嘉诚确实是个商战高手，他凡事并不一定非要争胜不可，而是以商业利益为准绳，能赚就赚，不能赚就退出，毫不拖泥带水。
事实上，华资财团在这场战役中，虽然收购不成功，但售股的税后利润，估计也在1亿港元左右，仍然有小赚。
更重要的是，避免了恶意收购可能需要付出的高昂代价，更何况胜负难定。倘若经过一番拼杀后，华资财团不幸落败，则会遭受惨重的损失。这显然不符合李嘉诚的作风和性格。
李嘉诚的做法启示我们，商场同战场一样，没有常胜将军，也不必非当常胜将军不可。在不利条件下坚持“斗智不斗力”的原则尤有必要。
李嘉诚经商箴言：
我喜欢友善交易，这是我的哲学，我曾告诫两子，不要占任何人便宜。
7.牺牲小利，赢取大利
商人在经商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如果不能静下心来，分析利弊，很有可能导致交易功亏一篑。因此，在遇到这样的情况时，必须考虑全局，虽然不能够挣到计划中的那么多钱，但毕竟还是能够挣上一些的。因此，要想办法达成交易。
王府井是国内有名的商业区，它历史悠久，地处繁华地段，与位于其西的长安街仅相距1公里。1992年6月，北京市政府表示，外商可以参与王府井旧城区的改造工程。
如果能包揽到这一工程，无疑如得到了一个聚宝盆。凭着在内地的投资与捐赠，郭鹤年和李嘉诚在内地有着较高的声誉。他们力挫竞争对手，于6月26日与北京政府签订了意向书。
1993年，因投资太过迅猛，内地出现了通货膨胀。政府对内地的经济发展采取了宏观调控，基本建设规模的压缩也在其中。
政府的宏观调控无疑将使得该项目难以收入囊中，郭鹤年知难而退，李嘉诚孤身掌舵。他凭着自己的经商头脑和多年积累的经验，最终如愿以偿。
不过，规划的地盘由意向书中的14万平方米减少至10万平方米。
而就因为这10万平方米的土地，一位小女子顿时红遍了北京内外，她就是周凯旋。
1992年，周凯旋看中了长安街上的儿童电影院，于是她想把这幢6层高的小楼整饰一番，开店经营。经过询问，周凯旋得到这样一个结果：鉴于东长安街和王府井为统一规划区，如果想开发儿童电影院，必需将其周围1万平方米的地盘一并开发。
周凯旋没有放过这个机会，并且通过吞并，迅速地把这1万平方米的地盘扩展到10万平方米。此项开发项目被称作“东方广场”，李嘉诚要开发的10万平方米的地盘便是周凯旋买下的这10万平方米。
拆迁完成得很顺利，空旷的王府井地盘盖起楼了。按照计划，建成后的东方广场会高达70余米。站在大楼上，不仅可以俯视昔日皇宫里的一砖一瓦，稍远处的中南海全景亦可尽收眼底。
在香港，李嘉诚建惯了高楼，高度没有达到100米的楼就称不上摩天大厦，70米的高楼自然不在他话下。然而，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它是中国的心脏。要建如此高的大楼，无疑会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其实，早在王府井旧城区的改造计划出台初，北京市民已经就此计划讨论得沸沸扬扬了，他们担心如此庞大的建筑群会破坏北京的人文景观。
当然，人们的担忧是有根据的。因为国家规划委员会早已作出过要求，北京市的规划要以故宫为中心，其他建筑必须得配合故宫的外观。按规定，从故宫中心点向外望去，360度的视野范围内，不应看到任何其他的建筑物。故宫的城墙高有3丈，也就是说，站在故宫内朝外望去，只能望到城墙和天空。离城墙的距离越远，建筑物方可逐渐加高。
可是，李嘉诚负责的此项工程位置离故宫不到3公里，如果盖上70米高的建筑物，定会不符合要求。
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明确规定：长安街、前门大街西侧和二环路内侧及部分干道的沿街地段，允许建部分高层建筑，建筑高度一般控制在30米以下，个别地区控制在45米以下。
然而，东方广场大厦在“30米以下”的建筑高度区内，却拟建70余米，显然不符合要求。
另外，东方广场的土地面积比率超出城市规划要求的7倍，这幢大厦不仅过高，而且过大。
为此，专家们大声疾呼，联名上书中央，要求依法调整东方广场工程方案。
1994年底，中央召开了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决定加大宏观调控力度，抑制通货膨胀。会议也对北京的基本建设规模作了要求，即缩小以赢利为目的的高档建筑项目，凡不符合国家规定的项目一律要停下来。
东方广场投资额超过了12亿港元(还未记地价)，按国家规定，过亿美元的合资项目，须以市政府的名义向国家计委申请立项，提出可行性研究报告，正式动工前必须办理报建手续。
可是，原北京市政府尚未提出立项，东方广场已经开始动工兴建了，更不用说提交什么可行性报告与申请建筑施工手续这些文件了。另外，中央接受了专家的建议。于是，东方广场方案被认为严重违反了城市规划的有关规定，1995年年初，东方广场被强令停工。
李嘉诚明白，在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上，政府是不会作出半点让步的。但他也明白，在不违背大原则的前提下，还是可以变通的。于是，长实集团主动与有关部门进行协商，修改工程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