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朋友：
几年前，在我们中国曾出过这么一个人物，他是个在歌厅唱歌的普通歌手，他曾收养、资助了很多的孩子。后来，他得白血病死了。他叫丛飞，是当年感动中国的年度人物之一。中国人因丛飞而感动了吗？也许。但这个时代的中国人理解丛飞的内心世界吗？这就不那么肯定了。中国人对这个人物是有点隔膜的。在这个时代，丛飞像一个异类，在我们的普遍经验之外。
我这么说，来自国外的朋友一定会感到奇怪，这样的人物怎么会不能理解呢？这样的人物在生活中比比皆是啊。是的，我清楚你们的疑虑，在你们的生活中，你们有很多可以依凭的资源去理解像丛飞这样的大善者，你们可以用宗教的资源或者人的自然德行去理解。但在我们这个时代，对这样的人物却是难以叙述的，即使叙述了，你会发现是无效的，是没有任何信服力的。关于丛飞的报告文学非常多，但几乎所有的书你都会感到虚假。我们都知道丛飞就在我们的生活中，他就在那儿站着，可我们没有有效的资源去叙述他。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我们这个时代在精神领域出现了巨大的疑难。
这就涉及中国的具体语境。在当下中国，在精神价值方面可以说一片荒芜，到处都是肉感的气息，人们自得其乐地在一个很低的价值平台上滑行，怀疑主义盛行，大家几乎什么都不相信。这就是我们的普遍经验。在这个普遍经验下，你如果说，你的邻居是个好人，你必须举出很多实例才会令人相信；但如果你说你的邻居是个坏人，几乎不用例子，对方就相信了。在文学领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要写一个好人，并且写得令人信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而写一个坏人，立马可以写得活灵活现。在中国当下这个语境里，你会发现，有一块地方，关于人类正面的力量，你是无法有效地去表达的，你的表达是缺乏资源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考察一下1949年以来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变迁，是件有意思的事，或许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答案。1949年以来统治中国人精神的革命意识形态下，人的私心是不合法的，是被牢牢控制的。“私”必须被批倒批臭。当时的口号是：“狠批私字一闪念。”这种意识形态也许缺乏人性，但在当时是有效的，它是可以去叙述像丛飞这样的人，甚至是可以去叙述整个世界的。比如，当时我们相信我们的使命就是解放全人类，解放受苦受难的人民，虽然这个目标宏大而虚假，但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却是有效的，也是令人信服的。在这个意识形态里，有一种来自未来的光芒投射到人们的精神深处，人的德行因这光芒的照射而秩序井然。那时候，中国塑造了一大批公而忘私的道德英雄，比如雷锋、张思德等，中国人相信他们的确存在。奥运会期间，朝鲜有一个举重选手说，是因为想起金正日将军正看着他，他才得以举起那个重量。现在我们把这当成一个笑话，但在他的语境里，这是有效的，确实作用于他的精神深处的。我们当时的情形与此类似。
但是到了90年代，私人领域被打开，人的私心被合法化，一个欲望化的以经济为中心的时代到来了，这样，原来的意识形态失效了。但是，当原来的意识形态退出私人领域后，却没有新的人心管理系统有效地进入。这是因为革命意识形态虽然失效了，但它依旧是认识这个世界的根本框架，它统治一切的地位导致别的意识形态（如宗教、中国的儒道）难以进入。于是当下就出现一个潘多拉盒子打开后群魔乱舞的景象。人心无法管理，人性的恶成为一个真理，人的德行反而成为难以彰显的需要隐藏起来的情感，否则会被调侃或嘲笑。我们的社会出现种种可怕的事情：食品是假的，药品也是假的，到处都是这样荒芜的景象。时代因此失去了方向感。在文学这个领域，90年代的文学被说成是“碎片”。我们只能讲述一些个人的私人经验，唯有这些私人经验才能引起人们的共鸣。不像80年代，每一个思想的演进都会引起全民族的共鸣。因为80年代，全民族是有一个关于“现代化”的中心思想。这个中心思想，有效地建立了时代的方向感。
在前几天，我和毕飞宇闲聊，谈到当下中国的这种现象，他认为这是价值多元必须付出的代价。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这个时代确实是“多元”了，我们可以有一定意义上的思想表达，可以作一些适当的批评，社会思潮也是各执一端。但是，仔细考察我们的语境，你会发现，我们还是“一元”。那个革命意识形态依旧是一个背景，它依旧强大，依旧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基本框架。在这个框架中，新的思想是无法生长的，要生长也会变成一个奇怪的变种。就像植物需要土壤，这土壤先天不良，结果可能是“南橘北枳”。
90年代以来的中国，有两件事经常是人们饭后的谈资，一个是足球，一个是性笑话。足球领域，中国有着奇怪的言论自由，也只有足球官员，媒体是可以任意监督、辱骂的。人们通过各种“性”笑话发泄着过剩而扭曲的力比多。互联网普及后，在网上则流行着所谓的“恶搞”。如果我们仔细考究，我们可以发现这些事物其实隐含着一个关于革命意识形态的巨大的背景。这是一个精神分裂的时代。日常生活中，革命意识形态虽然可以随时脱去，但它依旧出现在庄严的场合。主流话语和革命时期的意识形态并无多大改变，但主流意识形态变得越来越抽象，远离人民的生活，它只在会议上被大小官员提及，人民早已把它当成一个虚假的存在，好像一切同他们无关。
在普遍的虚假中，似乎只有“恶搞”和“性”才是真实的，它一方面可以发泄我们过剩的力比多，另一方面它似乎和那个革命意识形态形成一种张力，在貌似的反抗中，发泄着我们恶意的快感。但这样的反抗是可疑的，它没有建设性，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恶搞”是这个时代的同谋者。它呈现的荒芜景象是这个时代精神疑难的证明。
指出这些是因为小说家无法空无依傍地同普遍经验对抗，所以，即使我们的生活中有丛飞，我们依旧无法令人信服地叙述他。善、勇气和尊严都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这在汶川地震时我们都看到了，但这些品质转瞬即逝，消失在空气中，我们无能为力。也许我们只能在更小的尺度和方向上，去描述这种人类的正面力量，和这些正面情感有细小的相遇。我们无法庄严，无法宏阔，无法秩序井然。我认为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作家的处境和宿命。
我的发言完了，谢谢！
（北京师范大学“当代世界文学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演讲）
道德与个人真理
各位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来跟各位谈文学。这个时代大家都在谈经济，谈发财，谈股票，空气里充满了金钱的气息，如果谈发财的经验，恐怕会更容易令人兴奋。这是人的本能，面对一大堆金钱，可能人人都会眼睛放光，会莫明兴奋。我们得承认，金钱有着十分质朴的惊人的力量。但很抱歉，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如果我去开公司，那一定会倾家荡产。在这方面我是有自知之明的。
文学从本质上讲，它是物质的对立面，它有着安静的品质，它的介质是文字，它是供一个人阅读的，这种方式本身就有远离尘嚣的意思。而不管你是谁，你差不多总要在某一时刻面对“自我”，面对“个人”，因为人的内心结构规定了这种特性。你可以在某些时候生活得很放纵，但当你彻底放纵的时候，你还是会发现一些根本性的人生问题需要解决，而这些东西，在经济生活中恐怕是找不到的，经济生活是由欲望驱动的，是浮华的，热闹的，文学当然也解决不了这些人生问题，任何一种哲学都解决不了，这是人生的困境，但文学里有一种抚慰的力量，在我们人生惊惶失措的时刻，给我们以安慰。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刘小枫的《沉重的肉身》，关于文学的抚慰的力量，他有一个十分好的例子，他讲了一群在“文革”中“斗架”的孩子，在某个停电的夜晚，黑暗让孩子们陷入恐惧与孤单之中。这时，有人开始讲述故事了，讲福尔摩斯的故事，讲传奇的梅里美的故事，讲悲伤的雨果的故事。孩子们都安静下来，恐惧慢慢地消失了，而那些故事以温暖的方式，让孩子们摆脱了对黑暗的恐惧。他们手挽着手，感受到因为这故事而产生的人生暖意。
这个夜晚很像人类原初的时候。大家知道，人类原初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科学知识，面对广大而神秘的天空，面对自然的更替，想必我们的祖先肯定会感到恐惧与孤单。于是人类第一个故事诞生了，也许是一个神话，也许是一次奇遇，他们试图通过故事对世界作出一种猜想和解释。故事在这里起到的作用和那个停电之夜于孩子们的作用是一样的。故事让恐惧与孤单消退，使明天的艰辛和孤单变得可以承受。
何以我们在听故事的时候会感到温暖和安慰呢？这是因为，我们在故事里看到了别人的人生经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人与人之间其实很难沟通，误解倒是普遍现象。现在，我们通过小说或故事，看到了别人的人生，我们得以窥见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个人和我们的经验是如此相似，碰到的人生问题和我们一样，于是那种孤独感会在阅读时慢慢退去。所以刘小枫说，叙事艺术，在现代，它的喃喃自语相当于教堂里的祈祷，是能够抵抗我们的孤独感的。
现在，我们来试着对小说作出一个定义。小说究竟是什么呢？我想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定义。并且我相信这些定义一定会五花八门，会完全不一样。我试着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不想用教科书的概念。我的定义是：小说这种文本是容纳及拓展人类经验和生命感觉的容器。请注意，我用了两个词：一是容纳，二是拓展。这两个词对小说非常重要。
下面我先讲容纳。容纳是非常容易理解的，我们这个世界有各种各样的经验，比如恋爱的经验，幸福的经验，痛苦的经验，甚至战争的经验，这些经验在小说里都可以找到。我们芸芸众生，每个人性格各异，都可以在小说中找到相应的类型。小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模拟人类生活的，小说家所做的基本工作就是人类经验的鉴赏者和记录者。
好的小说总是会给我们这样的感觉，啊，生活就是这样的，小说里的人和事我碰见过，我当时就是这么感受的。比如，我们读《安娜·卡列尼娜》，开场就出现的那个奥勃朗斯基，为人热情大方，是个没有信仰、及时行乐的政府官员。有一天，他请列文喝酒，他点菜。点完菜，作者写了一个细节：他喜欢点完菜后得意扬扬地读一遍菜单。我读到这个细节，会心地笑了，我觉得这样的人生活中是蛮多的，奥勃朗斯基就像是我的一个朋友。这种经验经作家的提炼，适度的夸张，一个人就活灵活现地出现在读者面前了。
既然小说是模拟人类生活的，接下来，我们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文字对现实生活无法穷尽。这不是我们所擅长的。比如，我现在讲课，有一个人进来了，那么，让这个人来描述这个场景，他也只能说，艾伟在上面讲课，下面有人在听，有人在想心事，有人在交头接耳。其实这个场景他感受到的比说出的更丰富。他进来，所有的信息会扑面而来，光线，气味，表情，甚至空气中的尘埃，但他无法一下子把全部感受说出来，他说出来的必定是有选择的。这是小说和现实生活比不擅长的地方，但小说也有其擅长之处，即可以设置种种戏剧性，把我们的人生经验往深刻的、疼痛的深处挺进。这就是我说的拓展。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本人有一篇小说叫《小姐们》。《小姐们》讲一个家庭故事，冯家老太太有四个孩子。大儿子孝顺，未娶妻，照顾病中的母亲。大女儿和母亲最相像，固执能干，但总是和母亲冲突，和母亲吵翻后在城里开了一家洗头房。二女儿师范毕业后在当地做了教师，她从小受到母亲忽视，和母亲有隔阂，彼此客气，可她心里最想得到母亲的认同。小儿子最得母亲宠爱，但胡作非为，曾去大姐的洗头房帮忙，染了一身的病，被大姐赶回了家。
这样的家庭，大家一定会觉得很熟悉，这样的家庭情况应该还是比较普遍的吧，但是我们如何把这个家庭结构起来呢？我们不能把所有的经验都纳入进去啊，这样一方面会很没意思，另一方面会把作家弄疯掉。我们的文字连一个演讲的场景都不能穷尽，怎么能穷尽一个家庭的一切呢？这时候，我们需要借助结构，有了结构，一切会变得好办，结构会替我们选择什么是需要的，什么是不需要的。
所谓结构其实是一种戏剧性的构建。我的这个小说是怎样结构的呢？是这样的：这个故事从母亲死后开始。母亲死了，城里开洗头房的大姐听到死讯，于是带着一帮“三陪”小姐前来奔丧。这是一个很突兀的场景。在这个场景里，一方面是死亡及死亡的悲伤，另一方面是由那些艳丽的“三陪”小姐构成的青春，“三陪”小姐的到来使这个葬礼有了某种狂欢色彩。在这个戏剧性构建中，人在死亡和性面前的种种表现会变得很有意味，也会很极端，令人惊骇。
也许现实中会发生这样的事，我们中国人都是好排场的，叫一帮三陪女参加葬礼的事完全有可能。也许这样的事不可能在现实中发生。这都无关紧要，反正在小说里，我们是允许发生的。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明白，小说里的经验和现实的经验还是有区别的，它是一种更集中的经验，是一种拓展的经验，它是结构起来的。
现实世界就像一条河流，它阔大、丰富，泥沙俱下，我们无法完全把握、描述或穷尽，那么我们得想办法，把这条河流截断，筑一个坝，然后，我们开辟另一条支流，按小说家自己的秩序重建现实世界。这个重建的世界，表面上看，是由日常经验构成的，但已不仅仅是普通的日常经验。我们的日常经验日复一日，几百年来毫无新意，无非是吃喝拉撒睡之类。小说要深刻得多，当小说以自己的逻辑演进时，小说是很容易抵达存在的深处的，我们可以在小说里清楚看到我们的选择及选择的后果，看到人面临的种种问题包括心灵问题，看到我们在历史洪流中的处境。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小说家是存在的勘探者。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苏菲的选择》。在这部小说里，有一个关键的情节，在集中营里，德国人“恩赐”给苏菲一个机会，让她在自己的儿子和女儿中选择一个留下来，而另一个则会被送进毒气室。面对这个选择，苏菲绝望地说：“把我的女儿带走吧！”她选择留下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