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故事都有男女主角，姚扣根就是男主角，他没有显赫的身份，只是大户人家的男佣，而照片上的新娘却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
1939年，日本人扶植的汪精卫政府在南京成立了中央储备银行，发行名叫“储备券”的钞票，与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相抗衡，出现了一个地区有两种货币的怪异现象，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储备券才彻底把法币逐出了流通市场，成为沦陷区唯一的合法货币。
现在的史书习惯把这种储备券称作“伪钞”，与现在我们生活中遇见的伪钞不同，这个“伪”并不是假，而是汉奸的意思，当时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中国的半壁江山，凡是为日本侵略者服务的，后人都在他们的头衔上加一个伪字，如傅仪是伪满洲国的皇帝，市长是伪市长，警察是伪警察，就连在机关里抄抄写写的小职员也是伪职员。文革中，这些“伪职员”被扣上汉奸的帽子，吃尽了苦头。
姚扣根的主人叫龚亭湖，时任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的次长，相当于副行长，也算是个高官了。龚亭湖娶了三个老婆，大太太替他生了两个儿子，大少爷叫龚守金，是国民党军统特务，还是个中校，南京沦陷后内迁去了重庆，父子俩各为其主，成了敌对的双方。后来龚亭湖登报声明与儿子脱离关系，其实大家心知肚明，这不过是做给外人看的，父子之情哪能轻易割断？
二少爷叫龚守银（不愧是开银行的，给孩子起名都是披金挂银），是律师。龚亭湖陆续把二姨太和三姨太娶进门后，大太太“功成身退”，跑到太湖畔洞庭东山有名的紫金庵隐居起来，拜了一位老尼姑作师傅，终日吃素念佛，来个眼不见为净。龚亭湖当然是求之不得。
二姨太的娘家在江苏吴县，是县里有名的乡绅，她父亲在“七·七事变”前当过省里的参议员，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二姨太很瘦（那时叫瘦，现在叫苗条），瘦得象白骨精，却是天生的衣架子，尤其穿旗袍，就跟月份牌上的古典美女似的风韵楚楚，叫人眼睛一亮，
二姨太生了个女儿，叫龚守雪，乳名“雪儿”。她便是龚家的大小姐了。
大小姐就是照片上的新娘。
三姨太是唱戏的，演花旦，都说戏子的眼神很妖，会勾人，龚亭湖看了她在《四郎探母》里演的铁镜公主，甩一个水袖，飞一个媚眼，就再也坐不住了。
三姨太是天生的婴儿肥，有点象蔡依琳，与二姨太不同，她是苦出身，没享过福，嫁入龚家后，三个月里长了十公斤肉，与戏里的窈窕扮相判若两人，那年头可没有减肥这一说，好在三姨太不是肥胖而是丰满，乳房胀鼓鼓的，屁股圆滚滚的，象安格尔画笔下土耳其浴室里的裸女，更添了几分女人味。
佣人们私下议论，说老爷玩够了瘦的，想换换口味来个胖的，真是占尽了花魁，享尽了风流。
除了唱戏，三姨太还会弹钢琴，娶她进门的时候，龚亭湖从德国洋行里买了一架钢琴，什么牌子忘了，摆在客厅里，佣人每天要擦，那把琴凳是用上等橡木做的，非常沉。后来，大小姐跟她学弹过钢琴。
三姨太生的是儿子，就是龚家的三少爷。
女人天生是冤家，何况共侍一夫。三姨太骂二姨太是白骨精，二姨太骂三姨太是猪肉脯。她们俩吃饭从不同桌，除了每年的春节和中秋，龚亭湖规定全家必须坐在一起，其余的时候，大家各有各的房间，各用各的丫环，井水不犯河水。如此看来，大太太的激流勇退不失为明智之举。
别看两位姨太太形同水火，可她们的子女——大小姐与三少爷，从小在一起玩，大小姐比三少爷大四岁，两个人是同父异母的姐弟，打断骨头还连着筋，所以根本没有“敌对”之说。血缘这个东西很怪的，千里寻兄，万里寻母，历尽艰辛，哪儿来的精神支柱？就是血缘。
如果这份亲情加上两小无猜的友情能够延续下去，是一定会感化大人的，但很可惜，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永远无法实现的愿望，因为三少爷先走一步，他死了。
今天的嵩山路与淮海路交界的地方，耸立着一幢灰白色的写字楼，叫力宝广场，六十多年前，这里是一幢荷兰式的三层洋房，据说是一个德国籍犹太人在1922年建造的，后来投机失败，破产了，这位勇敢的犹太人从外滩的沙逊饭店顶楼跳了下去。
那是一座真正的大宅，比弄堂里的沈家要大得多，气派得多，它有一个占地二十亩的后花园，堆砌着假山石，栽种了香樟、松柏、棕榈、冬青和广玉兰，树龄都在三十年以上，还有一个大池塘，说是池塘，大得可以用袖珍人工湖来形容，有一条木板搭出来的栈桥，桥下系着一条小舢板，水面上一年四季漂浮着荷叶，夏天可以听见蛙鸣，水的颜色碧绿，水面下不时有一串小水泡冒上来，看来水里有鱼，而且鱼小不了，正应了“水清则无鱼”那句话。有一次厨师心血来潮，从池塘里钓起一条很肥的黑鱼，烧成鱼汤端到餐桌上，被龚亭湖臭骂一顿，下令谁也不准碰池塘里的鱼，连浮游的小蝌蚪都不许捞，看来那时候他就知道保护“生态平衡”了。
三少爷就是在这个池塘里淹死的。
那天姐弟俩在后花园玩捉迷藏，玩着玩着，三少爷就把自己彻底藏起来了，无影无踪，后来下起雨来，大小姐以为弟弟回家了，也就走了，到了吃晚饭的时候，还不见三少爷回来，三姨太着急起来，告诉了管家，管家也姓龚，是龚亭湖从浙江老家带出来的，忠心耿耿。龚管家让所有的佣人出去找，天黑了，花园已经看不清了，就点上火把，打亮手电筒，后来细心的花匠发现那只小舢板不见了，怀疑三少爷会不会掉进池塘。佣人里数龚亭湖的司机水性最好，他自告奋勇下去捞，摸了一阵，说池塘底的淤泥积得太厚，摸不到，于是想办法调来一台抽水机，打算把池塘的水抽干，一直折腾到后半夜，终于看见了三少爷的尸体，两条腿膝盖以下都插在淤泥里，两只小手伸向空中，试图抓住什么，嘴巴和鼻孔塞满了泥，跟他一道沉下去的还有那只小舢板。
估计姐弟俩玩捉迷藏，三少爷跑到栈桥上，看见小舢板就藏了进去，舢板是用绳索缚牢的，不知怎么搞的绳索松了，舢板漂向池塘中央，由于常年浸泡在水里，船底早就烂了，以前清理池塘的时候还有人坐过，但那是两三年前的事了，现在只是摆摆样子。
虽然池塘不深，但淹死一个八岁的小孩子还是绰绰有余的。
三姨太象发了疯一样上蹿下跳，说儿子是被大小姐害死的，要她偿命，冲进厨房抓了把切菜刀，幸亏被龚管家和贴身的娘姨拼命拦住，龚亭湖出来大喝一声，三姨太怔了片刻就昏了过去。
三少爷叫龚守延，乳名“延儿”。
三少爷的葬礼开始筹备起来，本该忙碌的龚管家却不知道在忙些什么，那天他外出整整一天，说是去了南汇乡下，回来的时候风尘仆仆，鞋子上沾满了泥，跟老爷在书房里关起门来商量了半天，龚亭湖皱着眉头，抽完了两根美女牌雪茄，决定了一件大事——给死去的延儿娶亲。
南汇乡下的木光村有一个九岁的小姑娘，得了肺结核，已经奄奄一息了，家里把棺材都准备好了。龚管家找来一位算命先生。把女孩的生辰八字跟三少爷的一对，正合适，于是龚亭湖拿出一笔钱作聘礼，定下这门阴亲，女孩的父母拿出的嫁妆是一口小棺材，因为家里穷，买最便宜的，木板薄得象树皮。
三天后，女孩果然死了，装在薄皮棺材里运到了市区的龚宅。整座龚宅被黑布和白布包裹起来，远远望去就象一幅黑白山水画，足足用掉了几十匹布，还请来了乐队，吹吹打打，比娶亲还要热闹。
三少爷躺在一口特制的金丝楠木棺材内，比普通的棺材要短些，因为里面躺的是小孩，但比一般的棺材要宽，因为里面要躺两个人。小新娘从薄皮棺材里被“请”出来，躺在自己的小男人身边，她全身戴金挂银，镶钻佩玉，整整十七件首饰，都是龚管家出钱去银楼打造的。三少爷也是披红挂绿，穿上特制的小马褂，脚上一双英国的牛皮童鞋。两个小孩并排躺着，没有血色的小脸蛋被涂了浓妆，象一对红嘴绿皮的鹦鹉，还让他们的小手挽在一起，俨然一副生生世世永不分离的恩爱相，实际上这对小夫妻谁也不认识谁。
婚礼结束，钉上棺材板的时候，龚管家扯开嗓子高呼“送三少爷、三少奶奶上路！”周围响起噼哩啪啦的鞭炮声和唢呐声，下葬地点离龚宅不远，当时淮海路叫霞飞路，过了嵩山路，沿霞飞路往东一百米有一座公墓，老一辈的上海人习惯叫它“外国坟山”；因为这里属于法租界，又叫法国公墓。其实它的正名叫六角公墓，以色列国旗上有两个相贴的正反三角形，这是犹太人的标记，六角公墓其实是犹太人的墓地。解放后坟山被改造成淮海公园，今天依然留在喧闹的淮海路上。
三少爷和三少奶奶既不是犹太人，也不信基督教，照理说不会葬在犹太人的墓地，但龚亭湖希望孩子安睡的地方离自己近一点，越近越好，恰好附近就有这座公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驻租界，在日本人眼里，高鼻子蓝眼睛的白种人属于“劣等民族”，比东亚病夫的支那（中国）人还要低一个档次，中国人好歹还是黄皮肤。在上海的犹太人虽然没有象欧洲的犹太人那样被关进集中营，但被圈限在虹口一带居住。形势变了，身为沪上金融界的高官，龚亭湖想办这点事，实在是小菜一碟。
三少爷死后，三姨太的精神就有点不正常了，整天关在房间里，嗯嗯啊啊唱戏，唱词含糊不清，没人能听懂。龚亭湖从德国人的洋行里买来一台当时最时髦最昂贵的留声机送给她，还有一堆胶木唱片，有国粹京剧，也有西洋歌剧。有了留声机的陪伴，三姨太的情绪稳定了些，留声机的兹兹轧轧声取代了含糊不清的唱腔，经常深更半夜，三姨太的房里依旧灯火通明，唱声不绝。
三少爷死后，二姨太去看过三姨太，让女儿喊三姨太“干妈”，还要女儿跪下来磕头，旁人看得出，这等于是赔罪，因为大小姐没有尽到姐姐的责任。
对二姨太的示好，听着大小姐“干妈、干妈”的叫，三姨太没什么反应，哼哼叽叽唱起了《窦娥冤》：
“上天——天无路
入地——地无门
慢说我心碎
行人也断魂……”
三少爷死的那年，龚亭湖四十八岁，正值本命年，可能没有系避邪的红腰带，倒霉的事情接二连三。当时的金融形势十分混乱，一旦法币被逐出沦陷区，大量货币往后方回流，会给国统区造成很大的经济压力，所以国民党的军统不惜一切代价要捍卫法币，与汪精卫伪政府的特务机关——七十六号展开了一场恐怖竞赛，袭击目标都是银行，你用机枪扫我的储备银行，我就用手榴弹炸你的中国银行，那一阵市民们进银行存款，无不战战兢兢，恨不能戴上钢盔穿上防弹衣。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的行长遭军统特务狙击身亡，本来，龚亭湖顺理成章升坐行长的宝座，没想到有人给南京总行写匿名信，揭发他的大儿子龚守金在重庆当军统特务，龚亭湖是内奸。儿子连累了老子，龚亭湖一气之下，索性请长假，只保留银行顾问的空头衔。
龚亭湖官场失意，闭门谢客，忽有一日心血来潮，信奉起道教来，不知从哪座山上请来一名姓乌的道士，专门在后花园搭了一间小艾屋，屋顶竖着一支烟囱，终日烟雾袅袅，后来才知道，道士在给老爷炼金丹，据说吃了会长生不老，临死还能成仙。
金丹可不是随便炼炼的，至少需要“千日”方可炼成，差不多要三年，所用的材料也是稀奇古怪：冬日寅时的晨露、夏去秋未至蜕下的蝉皮，百足蜈蚣爬过的牛尖草……这些还能听懂，更多的连听都没听说过，就连容器都有严格的规定，必须是足金打造的盆盆罐罐。
龚亭湖变得越来越怪僻，只食素，不沾荤腥，发型也变了，头上梳发髻，象个道士，还禁欲，两个姨太太都不碰了，热闹过的龙凤床变成了打坐床、练功床，他的卧室任何人都不准进去，整天房门紧闭，香烟缭绕，门缝里传出一股幽淡的香味，还有喃喃自语的声音。
那金丹最终没能炼成，道士也失踪了，龚亭湖既没得道，也没成仙，为此消沉了好一阵。后来，大小姐得了一种怪病，那头简直可以拍洗发水广告的乌黑长发，开始一把一把脱落，没几天就掉了一半，人也削瘦憔悴起来，可把二姨太急坏了，说女儿得的是民谚中俗称“鬼剃头”的病，就是急性脱发症，于是中医西医轮番上阵，这个药那个药吃了不少。
别看大小姐是府上唯一的千金，没怎么娇生惯养，是个沉默寡言的女生。有一天她外出，抱回一只奄奄一息的小猫，说是在路上捡的，生下来就被遗弃，快要饿死了。在她的悉心照料下，黑黑瘦瘦的小猫长成了健硕的大黑猫，取名叫黑花，喜欢往屋顶上爬，趴在那儿俯瞰整个花园，好象它才是这里的主人。那一身黑毛光滑油亮，一对猫眼炯炯有神，当它盯住你看的时候，你能觉得自己的魂好象被它吸走了。
大小姐得怪病的时候，黑花失踪了。
在炼金丹的漫长过程中，龚亭湖染上了鸦片瘾，床变成了烟榻，添置了全套烟具：银制的烟盘和烟灯，一支象牙镶银的烟枪。托人从云南带来了正宗的云南老膏，据说是最上等的鸦片，龚亭湖舍不得多抽，用蜡封了缸口，放在红木大橱的顶上。
三少爷死后的第四年，就是1945年，日本人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民党抢在共产党前面接管了大上海，最先进入上海的不是部队，而是大批的军统特务，他们被飞机从重庆运到上海，接管警察局、市政府、日本宪兵队、银行、报社、日资企业……
大少爷龚守金仕途一帆风顺，在军统局本部的调查室任上校，还是个专员，这次负责接受远东最大的提篮桥监狱，里面关押着几百名囚犯，除了杀人抢劫的刑事犯，还有很多的政治犯，既有国民党也有共产党，当然，先要释放自己的同志。
百忙之中，大少爷驱车来到嵩山路的龚宅，跌跌撞撞跑进来，跪在龚亭湖面前磕头，父子俩抱头痛哭。
上海光复后，旋即刮起肃查汉奸的大风暴，不是一个个抓，而是一批批抓，先是客客气气找你谈话，实际上你已经被剥夺了自由，这边谈话，那边成群结队的军统特务就涌进你家里，家里的一切皆为“敌产”予以没收，搬不动的房子、家具统统贴上封条。
以龚亭湖这个级别的汉奸，不光人要被逮捕，财产被查封，就连家属都要被监视居住。幸亏龚亭湖几年前就退了下来，只挂了一个顾问的空头衔，所以第一批要逮捕的汉奸名单里没有他，第二、第三批也没有，总算躲过了这一劫，正应了那句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当然，身为军统上校的大少爷肯定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中秋节那天，全家人团聚，大少爷衣锦还乡，大太太也从苏州回来了，这是一顿难得的团圆饭，龚亭湖不想太张扬，总觉得自己头上戴着一顶汉奸的帽子，所以没有邀请客人，只是一顿家宴，给佣人们都赏了红包，皆大欢喜。
就在这个洋溢着喜气的中秋节之夜，大小姐死了。
大小姐吞了鸦片，取自红木大橱顶上的那缸云南老膏。
天花板上有一台老式四叶吊扇，华生牌的，大小姐的躯体就挂在铜制的马达上，脚下是一把翻倒的椅子。她为自己的死上了“双保险”，先吞鸦片，再自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