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盛炉房自打开张，经理便是项克敏。李玉亭欣赏他，主要因为他在牌桌上行事规矩，不带衙门气。衙门六房，每房房头俗称大老先，普通从事誊录抄写的叫书手或者书办，没有编制，不入吏房档案。这类编制统称经制使，但数量很少，顶多一房两个。据《大清会典》记载，全国州县总数接近一千五，但经制使编制不到一万六，平均每州县不到十一人。仅靠他们肯定不行，于是衙门便以贴书、贴写和帮差的名义，大量招揽编外人员。最极端的情况，曾有州县的书吏总数超过两千。
项克敏就是这样一个书办。他虽然为人机灵，脑子好使，但同样前途无“亮”。尽管普通百姓不懂这些道道，统统将之视为师爷，宋江那样的押司，但李玉亭识货。其实即便有编制的经制使，也没有正式工资。理论上，他们的工作都是百姓应当承担的徭役，所谓吏役。其报酬为役俸，有别于官员的俸禄。明代每月的俸米在一石到五斗之间，清朝改发银钱，也不过每年十几两。书手、书办的待遇更差，每年只有七八两工食银。顾名思义，不是工资，而是伙食补助。前清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朝廷更是以书办自有陋规收入为由，将工食银也全部革除。他们只能享受税赋徭役减免，外带免费的工作餐。
这当然不足以养家糊口，但各人自有门道。可以肯定，越往上油水越大，项克敏的油水要瘦弱很多。所以李玉亭一招手，他便欣然加盟。
各行各业的经理，都是同样的规矩：自主经营，东家不能干涉。每年年底，他们带着红单向东家汇报经营情况，俗称交红账：红色的账单上，按照旧管、新收、开除、实在这四个条目，写好四柱账目的收支总数，存款若干。最后照例以一句话收尾：天赐福利若干两。东家看过账目，还得摆酒致谢。
李玉亭作风洋派，称管事的经理，但通俗称谓，项克敏还是掌柜。他经营和盛钱店，报酬跟现在一样，底薪加提成。交完红账喝完酒，他提走当年的红利，李家的红利可以提走，也可以留存店内，扩大再生产。然后就是封账过年。
这些年来，李玉亭跟项克敏下了牌桌是东家掌柜，上了牌桌还是对手好友。李玉亭对项克敏的经营比较满意，只是头回兵变中的损失，他多少有点耿耿于怀。因为邓东藩事先已给夏先生示警，夏先生也及时通知了柜上，最终却还有那么大的银钱损失。他是中国人，损失活该。不比饭沼，都由地方埋单。督军赵倜认下这个账，转头再盘剥国人。
李玉亭很想知道，钱店的反应为何如此迟缓。那可是要命的营生。但是这些话，他一直忍着没说。因为项克敏确有功劳：他拉住了袁大少。袁大少的生意也好，军需也罢，经常找和盛钱店周转。李玉亭虽在袁大少跟前露了脸，但那只是个契机，远非关键。和盛钱店之所以能分羹一杯，主要是项克敏机灵会来事，跟袁大少攀了亲。袁乃宽与袁世凯攀亲，占了不少便宜；袁大少虽不比袁大头，但搁在信阳也是头面人物，兵变过后不久就加了陆军中将衔。虽然还不是正式中将，但享受中将待遇。一旦中将出缺，立即递补。接到正式文凭后，他摆了一桌酒。确切地说，客人袁大少召集，饭钱李玉亭开支。他说：“我要庆贺，你也要庆贺。我庆贺加官，你庆贺平安。两好并一好，好上加好，对吧？”
李玉亭除了点头应承，还能说什么。
袁大少先到饭沼的照相馆拍了照片，然后冲洗很多张，前来贺喜的宾客人手一份。光喝酒肯定不行，负责摆酒席的大旅社，还得到大舞台贴座。什么意思呢？喝完酒再去听戏，戏园子的座位由酒店代订，在椅背贴上标签，书写酒店名号。这些座位，不再朝外卖。
那一天，大舞台有场分量颇重的演出：大轴是余叔岩余三爷的《定军山》。谭鑫培谭大老板之后，京剧界便是余叔岩和梅兰芳二分天下。余曾拜谭为师，素有谭余不分之说，从中自然也能体味到谭派的韵味，李玉亭听着听着，总会想起谭大老板的《击鼓骂曹》。当年他临时增加的一百多句念白唱腔，都是什么呢？毫无疑问，这个曲折余三爷没有学。
直皖战后不久，靳云鹗便上了鸡公山。起因既是避暑，也是受邀：李立生他们联合周围的教会，在山上举办中华信义会的成立仪式。最终选出来的总监和副总监都不是洋人，以便推进教会本土化，减少与民众的隔膜。这比让李立生他们穿长袍马褂，效果更加直接。
成立仪式邀请了方方面面的代表人物。道尹杨承泽，知事汪翔，将军靳云鹗、袁大少，学界名流刘景向，商界代表李玉亭，等等等等。一句话，群英会。弄这么大的动静不仅仅是要咸与周知，更主要的还想动员社会力量，推动筹建大型医院。最终靳云鹗与李玉亭每人认捐三千，总共筹集七万多元，决定次年动工。
靳云鹗想建的不只是信阳城内的医院，还有鸡公山上的别墅与学校。此前南阳镇守使吴庆桐与袁大少已经捷足先登，两个人的别墅比邻，都在河南森林地界内，风格相似，人称姊妹楼。靳云鹗这次便借住在吴家大楼。然而那时河南森林地颇为荒凉，建筑很少，远不如教会地与避暑官地热闹。洋人到底经营有年，更兼懂得规划，因而别墅错落有致，附属设施齐全，功能划分科学。靳云鹗看来看去，还是喜欢别墅官地区。朝热闹靠拢乃人之常情，大家都能理解，唯独洋人不行。他们不同意靳家的别墅建在此处。
还有更气人的。鸡公山本非租界，然而教会区与避暑官地区之间，竟然树有“租界”碑。华人只能使用公共道路，其余地方均不能涉足。虽无道理，但奈何弱国无外交。
二哥就是二哥，梁山好汉岂能看人眼色。旅长一声令下，士兵架好机枪，要“保护”施工现场。如此一来，汝阳道紧张，信阳县更紧张。二哥来建别墅，李玉亭热诚欢迎。大人物越多人气越高，更何况还是牌风硬朗的二哥。不过心情是一回事，纠纷是另一回事。本来跟他关系不大，他完全可以不出头，但道尹杨承泽一句话将他打动：“两边你都能说上话，都有私交。慢说你还是副议长副会长，就算啥都不是，完全为了朋友，你也应该参与调解。义不容辞，义不容辞！”
还能说什么？干吧。
此事的对立面固然包括教会，但最大的阻力来自英商，其次是日商。这也符合当时国人的印象。当时大家最讨厌的，首推英伦次则日本。英国号称日不落，但已夕阳箫鼓日暮途穷，就像半老徐娘，面对不断粉碎的青春，既满怀哀怨，又极不甘心，心理难免扭曲。日本呢，自以为蒸蒸日上，凡事都要参与，恨不得大粪都要蘸一指头，何况此举。
打是肯定不能打。既然如此，那就只能谈判。谈判代表，一方是李立生、饭沼以及英商谢泼德，另外一方是李玉亭、刘景向和汪翔。最初的争论是地界性质。政府自然不承认这是租界，但李立生不慌不忙地拿出前清时期签署的租借协议：“我们长期租下这些房子，这总没有问题吧？大面积租借房屋的地方，怎么就不能叫租界？”这个洋鬼子终于学好了中文，甚至抠字眼的本事都已掌握。当年初进中国，他为此可是下了不少功夫。有天夜里做了个说中文的梦，醒来后激动得泪流满面，大呼是圣灵感动。
身为始作俑者，李玉亭闻之哑火。好在刘景向还不糊涂。他清清嗓子道：“纳尔逊先生，你很清楚，租界是个政治概念。鸡公山没有租界，整个信阳都没有租界。要谈租界我们没有地位，你们可与外交部接洽。”
据说谢泼德的意思是牧羊人。李玉亭很生气，一个放羊的，来鸡公山捣什么乱。可是再生气，人家也是代表，也得说话：“我们并不要求租界的治外法权。但这一片的房子我们已经全部租下，我们不欢迎别人再来。我们有这个权利。”
汪翔道：“靳旅长是正派人高级将领，他来建别墅对你们有益无害，何苦阻挠呢？”
饭沼不慌不忙地接下战表：“首先，官地区的别墅都经过规划。道路走向，雨水排污，附属设施，都有综合考虑。那块地方不适合建房；其次，房屋和人口总数必须控制，否则很快就会搞得一团糟。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他是军人，游移于直系和皖系之间。他自己深受段合肥提携，胞兄靳云鹏号称皖系四大金刚，但与此同时，他又归吴子玉指挥。贵国军阀纷争，征战不休，说不定哪天就会打起来。他住在这里，对我们都不安全。”这话不是全无道理。靳云鹗来此投建别墅，的确有散心的考虑。战后直系的旅长纷纷升师长，他未上一线没有战功，只能原地不动。至于吴佩孚放不放心让他上一线，是另外的话题。
靳云鹗闻听这话，大为光火。当时鸡公山上全是西洋别墅，放眼望去就像太太小姐的脂粉香阵，珠光宝气，而姊妹楼恰似两个老妈子，远远地吊在后边，孤孤单单不成气候。借用刘景向的诗句，就是“十里风飘九国旗”。靳云鹗早就愤愤不平，也嫌吴庆桐和袁大少不争气，没压过风头：“这还是中国的地界吗？我一定要过去盖个别墅，最漂亮的别墅，从气势上把他们全部压倒！我靳老二说到做到！”
两下老是针尖麦芒，汪翔自然愁眉不展。照说这即便不是看唱本流泪，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但李玉亭还真就是操心。鬼子就是鬼子，鬼点子奇多。他捏捏拳头，咬肌一突出，很快便有了主意。
李玉亭提议暂时休会，然后派人请来周易大师龚先生，陪他抽泡烟再实地看看，随即商定由他担任主攻。龚先生自然有说辞。他建议靳云鹗从那块地面略微上移，避山近泉，这样正好压在避暑官地区和河南森林地的分界线上：“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将军看来精通堪舆，你选的那个地方左依山右傍泉，既有靠山又有活水，的确不错，但适合别人，未必适合将军。因没有结合你本人的貌相。将军右眉略高，这是将要起飞的面相，而那里为山势所阻，不够宽敞。后退半步，更近源泉。有水为泽，龙起于泽，主宾相宜，方为上策。”靳云鹗眉毛一扬：“此言当真？”龚先生信誓旦旦：“绝无二话。”靳云鹗立即笑道：“这样也好。八哥，辛苦你了！”
纠纷就此解决。靳云鹗的别墅，地跨别墅官地区和河南森林地，基本一半对一半。如此双方都有面子，都有台阶下。从那以后，靳云鹗没再改口，一直称李玉亭为八哥。一个是二哥，一个是八哥，这八哥自然就觉得前所未有的体面。
李玉亭的股东身份，虽然经过铁路方面确认，可以随时乘车，并且有权纠举车上的种种弊端，但分红却一直流于传说。转到京汉铁路的当年年底，没有红利可以理解，但次年也就是1919年，再问车站方面，依然没有结果。经再三质询，他们的答复是，南北交战时局不靖，上头暂时无暇办理，来年再说。届时或可补发，反正肉烂了在锅里。这个解释李玉亭也能接受，从此就等着1920年快点结束。
1920年真正结束，李玉亭却没了这份闲心。因为信阳走了第八混成旅，又来了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跟靳云鹗截然不同，李玉亭他们得重新适应。
十六混成旅从湖南常德经鄂省北上，移防信阳，汝阳道和信阳县事先已经得到督军署转来的陆军部通知。这是吴佩孚撤军的余绪。按照惯例，信阳县要组织各界人士欢迎。但县知事汪翔带领李玉亭、刘景向、胡泰运等人，以官绅学商医各界的名义，到城北的火车站迎接时，愣是没接到旅长大人，闹了个大笑话。
那天他们扎好摊子，不久火车便进站停靠，士兵们陆续下车。走在最前头的军兵又高又壮，年龄较大，皮肤微黑，打着绑腿。看样子不是战斗兵，而是个伙夫头。这样的人，如何能入大家的法眼。想想也是，将军肯定有点排场，即便县官出巡，前头也得有套仪仗嘛。
伙夫头在他们跟前停顿片刻，汪翔嫌恶地扭过头去探看队伍。伙夫头抬头看看横幅，若有若无地笑笑，疾步而去。这帮人扭酸脖子望酸了眼，眼看车厢将空，也没见到旅长。李玉亭赶紧拉住一个连排长模样的军官询问究竟。对方闻听，不觉笑出声来：“冯旅长？他早就走了。最前面那个大个子就是呀。你们也没认出来？你们肯定认不出来，哈哈哈！”
大家闻听面面相觑。汪翔赶紧拱手道：“敢问长官尊姓大名？哪里能找到冯旅长？”
“我是炮兵团第二营七连连长吉鸿昌。你们要找冯旅长，跟我来吧。”
一路走一路看，这支队伍很有意思：每人左臂上都套着白底红心的臂章，上书“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大衣衣襟上也缀着布条，上面的字迹五花八门：
“卖国贼，瞄准打！”
“不到二百米，坚决不放枪！”
“随便放枪就是懒虫反革命！”
这等部队，有耳未闻。他们个个精神十足，身穿大衣肩扛步枪，后背别着雨伞和小铁锹，腰间挂着水壶子弹带，还有个饭包。吉鸿昌介绍说，标准负重是四十八斤。日常训练时，他们必须背负这些装备，八小时内行军一百二十里，几乎相当于战国时魏国的特种兵武卒。
下了车，士兵们便排成四路纵队，整整齐齐地开进，边走边唱歌，不顾地上激起的云雾般的灰尘：
军人须知爱百姓，我之粮饷民所供。
衣民之脂食民膏，遇有祸患我们保。
平内乱，御敌扰，不使百姓受苦恼。
纪律严，名誉好，军民一体国之宝。
……
曲调听起来颇为熟悉，想必李立生会更感亲切：都是赞美诗的旋律。大军开到之前，早有人打过前站，送来随营家眷，安排好营房与家属区。吉鸿昌领着他们直接去了司令部，因为炮团与司令部正好比邻。
见面寒暄，李玉亭对冯玉祥最深刻的印象，是他生就一双看似福气的大耳朵，右耳尤其突出。他的笑声无比爽朗，像清晨金色的阳光：“哈哈，知事先生，各位先生，老冯率部来此，少不得要烦劳地方，先说声谢谢！不过我们十六混成旅的宗旨，都写在臂章上，清清楚楚，货真价实：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发现有官兵违犯军纪，惊扰百姓，你们直接来找我，我绝不姑息！”
场面话谁都听到过。不过十六混成旅这等风度，倒是头一份。虽然也是个混成旅，但兵力至少也是第八混成旅的两倍。所谓混成旅，就是加强有炮兵、骑兵和工兵的步兵旅，编制大约四千五百人，而十六混成旅足有五个团，另外还有工兵、骑兵、辎重营。南起武胜关，北到驻马店，都是他们的防区，司令部和主力摆在信阳。韩复榘率领三团一营在驻马店驻马，三团团部和另外两个营，驻扎于信阳与驻马店之间的确山。若搁现在，这些都是军事机密，但当时的冯玉祥毫不避讳，完全对地方官绅公开。
忽一日，靳云鹗南下信阳。见他从天而降，李玉亭不觉惊喜。所惊者当时是冬天，并非上山避暑的节令；所喜者，牌友烟友久别重逢。靳云鹗道：“焕章邀请我来观摩练兵，我也正好想看看山上营造的情形。走吧，你叫几个朋友，咱们去看热闹！”李玉亭道：“事关戎务机密，我应当避嫌吧？”靳云鹗笑道：“什么机密不机密，你只管去。你不知道焕章的脾气。他恨不得普天下的中国人都去军营参观呢。这也不是什么坏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