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明反被聪明误，过于聪明了会导致阴险狡诈。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滥用自己的聪明更让人觉得可恨的事情了。
——辛基加。
18××年，秋，在巴黎的一个风声萧瑟的傍晚，天天刚刚渐黑。我正享受着双重乐趣，一边沉思着，一边吸着海泡石烟斗。我和我的朋友西·奥古斯特·杜宾待在一起，这是他的图书室，一个藏书的小基地，在圣日耳曼旧郊区都诺街33号四层楼。至少还有一个小时，我们鸦雀无声，在任何偶然瞩目的人看来，我们两个大概都在一心一意地一味喷吐袅袅的烟云，使房间里的气氛显得浑浑噩噩。然而，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脑海里却在思索着黄昏降临时我们当作话料的那个题目，我指的是莫格街的那件事情，还有玛丽·罗杰难解的谋杀谜案。所以，我们那套房间的门被人推开时，迎进了我们的老相识，巴黎警察局长G先生的时候，我认为这真的很凑巧。
我们向他表示热烈的欢迎，因为这个人谈吐风趣，有差不多一半抵过了他为人的可鄙，而且我们已经有好几年没见过他了。我们一直坐在昏暗的房间里，这时，杜宾站起来准备点灯，但是他又坐下了，并没去点灯，因为G先生说，他来拜访的目的是就一些已经引起很多麻烦的公事要向我们领教，或者更确切地说，为了要问问我朋友的建议。
“如果这是什么需要思索的问题，”杜宾既然不想点燃灯芯，于是说，“我们在黑暗中研究，效果会更加不错。”
“这又是你想出的怪主意，”警察局长说，他习惯把超过他理解范围以外的一切事情都叫作“怪”，因此，杜宾完全是在很怪很怪的过日子。
“完全正确。”杜宾说，他递给他的客人一只烟斗，又向他推过去一张舒服的凳子。
“这一次是什么怪题呢？”我问道，“但愿不会又是上次的谋杀案吧？”
“哦，不是的，完全不是上一类的事。其实，这个案子也确实十分简单，我觉得没有任何疑异，我们自己能处理得八九不离十，可是我又想，杜宾或许愿意听一听其中的奥妙，因为这件事十分出奇。”
杜宾说：“又简单又奇怪。”
“嗯，对。可又不能全部这么说。实际上我们全都一直觉得十分难解，因为这件事真是十分简单，可又让我们完全没有办法。”
我的朋友说：“也许正是因为案情简单才弄得你们无法应付。”
“你又在胡说！”警察局长回答说，他尽情地笑着。
杜宾说：“或许谜底有点过分明显吧。”
“唉呀，老天爷！谁听见过这种话呢？”
“有一点过于不言而喻吧。”
“哈！哈！哈……哈！哈！哈！呵！呵！呵！”我们的客人哈哈大笑，他觉得十分有趣了，“唉呀，杜宾，你把我逗死了！”
“那么，究竟手上是件什么样的案子呢？”我问道。
“嘿，我这就要告诉你，”警察局长回答道。他于是深思熟虑地慢慢喷出一长缕烟云，在他那张椅子上坐下来。“我可以用几句话告诉你，不过，在我开始讲之前，让我先提醒你们，这是一桩要求必须严守机密的案子，一旦让人知道我向谁泄露了消息，我大概十有八九会丢掉乌纱帽的。”
“说下去吧。”我说道。
杜宾说：“要么别说了。”
“那么，好吧。我得到的情报是由地位很高的人亲自告诉我的，有人从皇宫里偷走了一份极其重要的文件。也知道偷文件的那个人是谁，没有任何疑问，有人看见他拿走的。还有，也知道文件还在他手里。”
杜宾问道：“这是怎么知道的？”
“这很明显的，”警察局长回答道，“从文件的性质可以判断出来，并且，文件从抢走的人手里一但传出去，便会引起某种后果，也就是说，他要利用这个文件，而且他一定会计划在利用这个文件，但是，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我催促道：“请你说得再明白一点。”
“好吧，我现在只敢说到这一步，这个文件会使拿到它的人得到一种在一定场合下极有价值的权柄。”这位警察局长很爱好外交辞令。
杜宾打断了局长的话。“我还是不特别明白。”
“不明白吗？好吧。如果把文件透露给第三个人，现在先不说他的姓名，那可要使人们对一个地位极高的人的名誉产生质疑。这样就使持有文件的人领先占了优势，就要危及到那位权势人物的名誉和平静生活。”
“可是要依仗这种优势，”我插嘴说，“盗信的人得知道失信人也知道谁是盗信的人，谁会敢……”
“这个贼，”局长说道，“正是D部长，他什么都敢做，不论是像男人做的还是不像男人做的事。偷盗的方法之巧妙也不亚于他的胆大包天。所说的这个文件，坦白地讲，就是一封信。它是失去信件的人单独待在皇宫内院的时候收到的。她正在认真地看信，可是突然被人打断了，另外一位高贵人物进来了，而且她正好特别不愿意让他看到这封信。她打算把信塞进抽屉里，可是匆匆忙忙，白费力气。她只好把那封信，照原样敞开放在桌子上。尽管如此，最上面一页的地址、内容并没有暴露，这封信也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正在这个关节上，D部长进来了，他那双狸猫眼立刻看见了信纸，并认出了地址的笔迹，看出了收信人的不知所措，并且揣测出她的秘密。他办了几件公事，像平常那样匆忙处理完毕，然后他拿出一封信，跟所说的那封信貌似差不多，拆开来看，假装在看信。接着他又把这封信放在靠近那封信的位置。他又谈起了公事，大概谈了15分钟。最后，他告辞了，可是他把桌子上那封他无权占有的信也带走了。这封信的合法主人看见了，可是当着那第三者的面，他正站在她身旁，她当然不敢要人注意这件事。这位部长来了个掉包计，他把他自己的信，一封不相干的信，留在桌子上了。”
“现在，看起来，”杜宾对我说，“这正好是你所说的威胁，盗信的人已经让失信的人完全知道是谁盗的信。”
“是的，”警察局长回答道，“而且就这样把权柄弄到了手。为了达到政治上的目的，在前几个月运用到了十分危险的地步。这位失盗的人一天比一天更强烈地认识到有必要把她的信收回来。当然，这也不是公开可以做到的。最后，她被逼得走投无路，把这件事交给我了。”
“因为和你比起来，”杜宾说，“我想，所能期望的，甚至所能想象的，再也不会有比你更精明能干的警察局长了。”说话人周围尽是滚滚翻腾的烟云。
“您过奖了，”警察局长回答说，“不过当时倒也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吧。”
“很明显，”我说，“正如你所判断的，信仍然在这位部长手里，因为有信才有权柄。现在还不是运用这封信的时候。他一定会仔细看管这封信的，免得到手的权柄飞了。”
“的确，”局长先生说道，“我也是抱着这样的信心开始做起来的。我首先要考虑的是彻底搜查这位部长所住的旅馆。在这一点上，令我为难的问题主要是一定不能让他知道被搜查了。其他的一切都不必谈，我已经得到了警告。要是让他怀疑到了我们的企图，那就会很危险。”
“可是，”我说，“这一类的调查，你是很在行的。巴黎警察局以前也经常做这种事情。”
“哦，是的。正因为有这一层，我并没有感到失望。这位部长的习惯也对我十分有帮助。他经常整夜不在家。他的仆人也绝不是特别多的。他们睡的地方离他们主人的那套房间有一段距离，还有，他们大半是那不勒斯人，所以很容易喝得醉醺醺。我有钥匙，你也知道，巴黎的任何一间房，任何一个柜子，我都能打开。一连三个月，为了搜查D部长所在的这家旅馆，一夜都没有错过，我每一夜都亲自参与大部分的工作。我的名誉要紧，再告诉你一件十分机密的事，酬金的数目极大。所以我没有放弃搜查，直到后来我才完全佩服这个贼比我更加精明。我坚信凡是可能隐藏这份文件的每一个角落我都检查过了。”
“可是有没有这种可能，”我提了个意见，“尽管信可能在这位部长手里，因为毫无疑问信也是在他手里，他是否可能把信藏在别的地方而不是放在自己的房间里呢？”
“这也不过勉强有点可能罢了，”杜宾说，“从宫廷大事当前的特殊状况来看，D部长也一定牵涉其中。自然，他一定需要把信件随时带在身边，以便能够随时派上用场。否则，跟没有偷这封信有什么两样？”
“什么是‘能够随时派上用场’？”我不解地问。
“他不一定非要第三个人知道这封信的内容。有必要的话，他也许会把信销毁。”杜宾说。
“确实是这样，”我说，“那么这封信也明明在他房子里了。至于这位部长随身携带这封信的问题。我们可以不必去考虑。”
“完全不必，”警察局长说。“他曾经有两次被抢劫，仿佛遇上了拦路的强盗，他本人是在我亲自监督下经过严格搜查的。”
“你完全可以不亲自动手，”杜宾说道。“这位D部长，我敢说，并不完全是个笨蛋。如果他不笨，那么，他一定会想到这类拦路洗劫的事，那是理所当然的。”
“不完全是个笨蛋，”警察局长说，“可是他是位诗人，我认为这跟笨蛋只有一步之遥。”
“确实是如此，”杜宾说，然后从他的海泡石烟斗里深深地、思虑再三地吸了一口烟，“不过我本人也问心有愧，写过几首打油诗。”
“可不可以请你详细洽谈，”我说，“你调查的具体情况。”
“呃，实际上，我们是慢慢来的，我们搜查了每一个地方。在这些事情上，我有长期的经验。我对整幢大楼，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搜查，用一个星期晚上的时间来对付一个房间。首先，我们搜查了每一套房间的家具。我们打开了每一个可能存在的抽屉。我估计你也知道，在一个经过正式训练的特工面前，要卖弄什么“秘密”抽屉之类的东西是办不到的。如果在这样的搜查之下，有什么人以为用一个“秘密”抽屉可以瞒过警察眼睛，那他就是傻瓜。事情是十分清楚的。每一只橱柜都占有一定数量的体积，或者说空间。我们有准确的记录。丝毫都不能瞒过我们。在搜查橱柜之后，我们检查了椅子。对于软垫，我们用你们见过我使用的细长针来刺探。对于桌子，我们会拆开桌子面。”
“为什么？”
“有时候，桌子或者其他形状相仿的家具，它的面板会被用来藏东西的人给拆下来。把家具的腿挖空，把东西放在空洞里，然后再安装好面板。对于床架的柱子，也可以按同样方式利用柱脚和柱顶。”
“可是能不能利用声音来查出空洞呢？”我问道。
“一点也不能，把东西放过去的时候，可以在它四周垫上一层厚厚的棉花。再则，我们这个案子要求我们在动手的时候没有声音。”
“可是你不能都拆开——你不能拆散所有的可能以你谈到的方式存放东西的家具。一封信可以缩成一个小纸卷，同一根粗的织绒线针的形状大小差不多，可以把这样的信塞到，譬如说，椅子的横档里。你没有把所有的椅子都拆散吧？”
“当然没有。可是我们干得更出色——我们检查了旅馆里每一把椅子的横档，甚至还有每一种家具的接头，因为可以使用倍数很高的显微镜。万一有什么新近动过的痕迹，我们都能万无一失地立刻检查出来。例如，一粒手钻的木屑大概会变得象苹果一样明显。胶接的地方有什么变动，接头上出现任何不常见的缝，都是保险要经过检查的。”
“我想，你大概也检查了镜子的底板和镜面玻璃之间的情况，床和床上用品，还有帘幕和地毯。”
“那是当然罗。我们用这种方式对家具的每一个细微地方彻底检查完毕之后，就开始检查房子的本身。我们把房子的整个表面分成若干个部分，都编上号码，目的是不遗漏任何一处。然后我们细细研究了整幢房子的每一寸地方，包括它隔壁的两幢房子。我们同先前一样也使用了显微镜。”
“隔壁的两幢房子！”我大声说，“你们一定历尽了千辛万苦。”
“我们是费了力，不过给我们的报酬也是不可小觑的。”
“你检查了房子周围的地面了吗？”
“所有的地面都铺了砖。这给我们带来的麻烦也比较小。我们检查了砖块之间的青苔，发现都没有动过。”
“你们当然查阅了D部长的文件，也查过了他藏书室里的书吗？”
“当然。我们把每一个包包裹裹都打开了。我们不仅打开了每一本书，而且每一本都一页一页仔细地翻过，而不是像我们有些警官那样，把书抖一抖就好了。我们还测量了每本书封面的厚度，计算得非常准确，对每一本都用显微镜百般挑剔地检查过。如果装订的部分最近有人动过，要想让这种事情蒙混过去，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有五六本是新近装订过的，我们都用针仔细地顺着缝检查过了。”
“你们查过地毯下的地板吗？”
“没有问题。我们掀开了每一块地毯，都用显微镜检查过了木板。”
“还有糊墙纸吗？”
“查过了。”
“你检查了地下室吗？”
“我们查过了。”
“那么，”我说，“你一直都估计错了，那封信并没有像你想的那样放在这幢房子里。”
“我担心你是说对了，”警察局长说道，“那么现在，杜宾，按照你的意见，我应当怎么办？”
“彻底地搜查那幢房子。”
“那是绝对不需要的，”警察局长回答道，“我比知道自己在呼吸还有把握，信不在旅馆里。”
“我提不出再好的意见了，”杜宾说，“当然，你应该能很准确地说出那封信的特点吧？”
“噢，能！”说到这里，警察局长拿出一个记事本，大声念起那份失去的文件的详细内容，尤其是它外表的细节。他念完了这份说明之后立即告辞。精神变得更加萎靡不振，以前我从没见到这位善良的绅士有过这样沮丧的时候。
大约一个月之后，他又来访问我们，并且发现我们还是像前一次那样待着。他拿起一只烟斗，搬了一把椅子，谈起了一些普通的话题。最后，我说：
“哦，可是局长先生，那封失窃的信有什么下文吗？我估计你应该最后还是承认，要胜过那位部长是办不到的吧？”
“见他的鬼，我得说……是这样的。不管怎么样吧，我像杜宾建议的那样又检查了一遍，不过那都是白费力气，我早知道是徒劳无功的。”
“酬金是多少？你怎么说的？”杜宾问。
“噢，数目很大……真的是不惜重金……我不愿意说有多少，也没有必要说到底有多少。不过有一点是我可以说的，谁要能替我找到那封信，我宁愿开一张5万法郎的私人支票给他。事实是，这件事变得一天比一天更重要了，新近酬金又加了一倍。可是，即使再加一倍，我能做到的事也都已经做过了。”
“噢，是这样，”杜宾用他的海泡石烟斗吸了一口烟，缓慢地拉长调子说，然后又吸了一口烟。“我真的……认为，G先生，你自己没有尽到力……在这件事情上没有付出全力。你也许，我想，可以再尽一点力吧，嗯？”
“怎么尽力？在哪一方面？”
“噢……噗，噗……你可以……噗，噗……在这个问题上聘请顾问，嗯？噗，噗，噗。你记得他们跟你讲过的阿伯尼西医生的故事吧？”
“不记得，该死的阿伯尼西！”
“确实！他该死，而且罪有应得。不过，从前，有这么一个阔气的守财奴，他想出了一个计策，要挤兑这位阿伯尼西医生说出自己对一个医学问题的意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假装私下里闲谈，把他的病情暗示给这位医生，仿佛不是说自己的病情。
“‘我们可以假定，’那位守财奴说，‘他的病征是如此这般，那么，医生你要告诉他怎么办呢？”
“‘怎么办！’阿伯尼西医生说，‘噢，征求医生的意见，那是当然罗。’……”
“可是，”警察局长神色有点不安。“我完全同意征求意见，而且愿意付出代价。我真的愿意付给任何人五万法郎，如果他能在这个问题上帮助我的话。”
“照这样看，”杜宾回答道，他打开了抽屉，拿出一个支票本，“那就麻烦你支票本书写上五万法郎的金额。等你在支票上签了字，我就把这封信交给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