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爸爸说话挺有水平的，真是没有想到！”杨彦军看到秋萍脸上泛滥着红晕，知道她现在的心情也不太平静，感慨地说。
“我爸爸妈妈刚来北京的时候，我想让爸爸与其他的外地来京的农民一起贩蔬菜，从菜农手里把蔬菜收过来，用三轮车再倒运到蔬菜市场，收入稳定，也不接触太多的外人。但是，爸爸不同意，他愿意收废品，每天进城将居民家里的废品收起来，再卖给废品收购站，这样每天走街串巷很辛苦，收入也不是太高。他每天晚上从废品收购站回来的时候，三轮车上总是有从废品里挑出来的几本杂志或者几张报纸，吃过晚饭会一直看到深夜。有些人说，农村人进城打工，只知道干活，只知道赚钱，这是一种偏见。其实，不少像我爸爸这样的人，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热爱劳动，也喜欢学习，他们追求物质生活，也注重精神生活，如果具备了一定的条件，他们可能比城里人更会享受生活。”
秋萍说这番话时颇有几分伤感，也有几分自豪。
五、
春华秋实，夏雨冬雪，蒋正平在部队服役已经是第七个年头了。
蒋正平参军后的第二年，参加了部队的报考军校考试。他在参军前参加地方的高考时，以六分之差名落孙山，参加军校的考试，成绩竟然低于录取分数线三十多分。他分析失利的原因：一是自己平时工作忙，复习时间少；二是当时家里的事情多，分散了复习时的注意力。
公务班的战士不是技术兵，没有士官编制，蒋正平两年服役期满，是军务处从机关汽车队调整了一个司机编制，才把他在公务班转为士官的。
“嗨，开车好学吗？”蒋正平有一次问杨彦军。
“好学，车头上挂一桶泔水，老母猪都能学会。”杨彦军嘻皮笑脸地说，“怎么，你想学开车？”
“我的任命在汽车队，却不会开车，占用人家的编制不好意思！”
“这不算什么，机关里直接为首长服务的有些士官，也是占用部队的编制。”
话虽是这么说，士官而不懂技术，蒋正平总觉得有点名不正言不顺。有一次他对杨彦军说：“听说你参军时托了在部队工作的亲戚的关系，有了这个条件，你到部队后不应该学开车，而应该去学别的技术，你当时要是学了其他方面的技术，就不至于是现在这样的结果。”杨彦军满不在乎地说：“我想学唱歌，嗓子不帮忙；我想学跳舞，两腿不争气；我想去当运动员，不，我不能当运动员，因为我从小就不喜欢运动。这样就只好学开车了，我是出了一次车辆事故之后，看见方向盘就发怵，才把开车的技术丢掉的。我觉得现在在公务班工作很好，虽然每天干活辛苦一些，但是没有安全方面的思想负担，不用整天担惊受怕。”
不管杨彦军怎么想，蒋正平觉得在部队除了干好本职工作，还应该再学点其他的本事。转为一级士官的第二年，他开始参加地方院校的函授学习，经过几年的努力，今年秋天应该就可以拿到大专文凭。
也就是蒋正平参加函授学习的那一年，机关招待所经常到办公楼为值班干部送饭的一个女服务员小娟认识了他，听说蒋正平是自己的老乡之后，小娟再见他时的眼光里增加了不少的热度，温情的视线缠绕得蒋正平心跳加快、呼吸不均。在北京发展的外地女孩子，有些确实变化很快，变化也很大，得到了应该得到的，也丢掉了不该丢掉的。蒋正平觉得，进城的女孩子当中，依然淳朴可爱的还是大有人在，小娟就是其中的一个。
他对小娟动心了。
但是，残酷的现实和理智的围栏很快就阻挡住了蒋正平企图走向男女情感世界的脚步。
常言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人生道路上的风云变幻，连国家气象局的高级工程师都无法预测。蒋正平认识小娟的那年冬天，自己的父亲因为中风卧床不起，之后不久，母亲又在医院查出患了癌症，家里原来不错的生活一下子陷入了窘境。
还有一件事，就在母亲要来北京做手术的前两天，秘书处的行政秘书告诉蒋正平，他所认识的那个小娟与机关里的几个战士交往的同时，也在与地方上的几个不良青年打得火热，她已经被招待所辞退。
蒋正平用丰富的想象力搭建的空中楼阁轰然倒塌。
他一度情绪低落，准备打报告要求提前复员回家，修复自己心灵的创伤，侍奉体弱患病的父母。他觉得北京像个大厂房，也像个大食堂，一般的人到这里都能找到活干，也能混碗饭吃。当然，干活与干活不一样，有弹棉花的，也有弹钢琴的，有拉二胡的，也有拉板车的；吃饭与吃饭也不一样，有的端着金饭碗，有的捧着塘瓷盆，有人吃的是山珍海味，有人吃的是馒头咸菜。工作分工不同，待遇也不一样。自己在北京现在有地方尽义务，将来没地方混饭吃，因为他以后那副吃饭的碗筷，已经摆放在了家乡的土炕上。
部队领导知道蒋正平家里的情况之后，安排他休假一个月，并在经济上给予他适当的照顾，暂时缓解了他家里生活中的茅盾。但真正让蒋正平打消提前复员回家照顾老人念头的，是本村一个叫黑妞的姑娘。
黑妞与她的名字一样，皮肤较黑，体态较胖，长得——不能说丑，只能说身上的四肢比例不太适当，脸上的五官搭配不大协调。黑妞人很勤快，学习也不错，是蒋正平读初中时同一学校低一届某个班的学习委员。黑妞中专毕了业，没有像其他女同学一样较快就业，多次碰壁之后，她毅然放弃在外找工作的努力，决心在家乡干一番事业。她先后养过奶牛、种过大棚蔬菜，都因为不了解市场行情和缺乏种养知识，以失败而告终。在县畜牧局的大力支持和技术指导下，她后来尝试着饲养獭兔。黑妞由于勤奋好学，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几年时间，她的特种养殖搞得风生水起，她家也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养殖专业户。
黑妞富了之后，在家人的理解和支持下，向村里依然生活贫困的乡亲们伸出了援助之手。蒋正平在家休假时明显地感觉到，黑妞对自己家里不仅有资金支持，也有感情投入，父母的病床前经常可以看到她的身影。当自己的姐姐出面撮合两个人的婚姻时，蒋正平并没有感到突然。为了黑妞能够名正言顺地进出自己的家庭，也能够正大光明地代替自己行孝，蒋正平在那次探家之后的第五个月，就与黑妞结了婚。
蒋正平结婚之后，杨彦军想“欣赏欣赏嫂子的芳容”，几次向蒋正平索要黑妞的照片，蒋正平不得已才给了他。
杨彦军看了黑妞的照片，又听蒋正平介绍了家里的一些情况，觉得班长夫人的行为虽然令人敬佩，但身材和面孔毫无欣赏价值，便直言不讳地对蒋正平说：“有的人是一朵鲜花插到了牛粪上，你是一棵好白菜让老母猪给拱了。我觉得，你完全可以——”
蒋正平不等杨彦军把话讲完，就不高兴地说：“你别往下说了，有些人是‘外貌协会’的会员，找异性朋友主要看外表；你是耳鼻喉科的医生，总是在五官上挑毛病，找老婆不能只看长相。”
“你说的很对，找老婆不能只看长相，也不能不看长相，外表大体上要说得过去，不要太漂亮，也不要太难看，不要太瘦，也不要太胖。”
“你这不是找老婆，是想买五花肉！”
蒋正平一直觉得，黑妞是自己的老婆，而不是自己的“爱人”，因为他对黑妞只有感激之情，没有爱慕之心，他没有真正“爱”过黑妞这个“人”。他和她，夫妻生活上可以嘴对嘴，人生道路上可以手挽手，但感情上还没有达到心贴心。蒋正平有时候也觉得自己这种状态对不起黑妞，只是期待着退役以后在共同的生活中与她建立起比较深厚的感情，当然，这需要时间，时间是能够改变一切的。
杨彦军似乎不甘心，用现身说法继续开导蒋正平：“原来别人给我介绍的在家乡省城工作的那个女孩，家里的条件不错，每月的收入也不少，开始我听了介绍人讲的情况以后还比较喜欢。但后来与她见了两次面，没有什么感觉，她身上没有让人心动的地方，我最终还是和她吹灯拔蜡、各奔前程了，后来遇见秋萍，那是真心喜欢。”
“你一会喜欢那个，一会喜欢这个，态度变化那么快，是‘变态’男呀！”蒋正平没好气地驳斥杨彦军。
“你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在其他条件基本符合自己要求的情况下，找个相貌好一些的女朋友，这种心态很正常。”
我们家乡有一句俗话：好火费炭，好女费汉。你要是总想找一个漂亮的小媳妇，当心将来活不到六十岁。”
“我现在的‘小媳妇’算不上太漂亮。”
“你是想找个漂亮的，但是没有条件。”
蒋正平与杨彦军辩论时，嘴里说话很硬气，心里有时却在想，一个人的发展会受到很多条件的制约，如果有一条缰绳拴着你，千里马也成了老黄牛，目前也有一条缰绳拴着自己，拴住自己的这条缰绳叫“家庭”。他知道，与自己入伍时间差不多的战友，有的已经在北京上班，有的虽然暂时还没有离开部队，但已经在北京联系好了工作，自己以后只能拖拉着木犁去耕耘家乡的黄土地了。
杨彦军不识时务，专捅别人的软肋，前几天又问蒋正平：“你结婚快两年了还没有孩子，是你不行还是你老婆不行？”
蒋正平瞪了他一眼，不想回答。
“要是老婆不行，就——”杨彦军做了个快刀斩乱麻的手势，“要是你不行，建议买点伟哥吃，听说那玩艺儿很见效，男人吃了女人受不了，女人吃了男人受不了，男女都吃床板受不了。有个人下面条时在锅里放了一粒伟哥，结果一锅面条都煮成了钢丝绳。”
“杨彦军，我怀疑你的嘴传染上了我的脚气，不说话就痒痒。你现在要是精力过剩，时间多得无处打发，最好与我一起参加函授学习，不要总是盯着别人的事说三道四。”蒋正平这一次显然是生气了。
蒋正平对杨彦军这个人是又爱又气。爱的是他在班里作为一个老兵，起到了很好的模范带头作用，注意对新战士言传身教，对班长、副班长的工作也比较支持，他私下里曾多次对班里的战士们说，别看蒋班长这个人有时说话罗嗦，但是工作认真负责，为人忠厚实在，你们要很好地服从他的领导；气的是他对自己说话总是不留情面，有时候还给你出点小难题，让人下不了台。
蒋正平与廖火炕打扫完大会议室的卫生，刚回到班里就接到了黑妞从老家打来的电话，说妈妈这几天感觉身体不太好，县医院的医生检查后说是癌细胞转移。
黑妞在电话里与蒋正平说了没有几句话，就哭得泣不成声。
为了安排好蒋正平父母的日常生活，黑妞除了自己忙里忙外，在老人面前尽一个儿媳的责任，还花钱雇了一个保姆照顾两位老人的起居。几年的共同生活，黑妞和公婆已经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她让蒋正平到北京曾经给婆婆做过手术的部队医院问一下，能不能让老人家尽快住院。
蒋正平放下电话，觉得心里边空荡荡的，他顾不上吃早饭，先给行政秘书请个假，又给副班长打了个招呼，就心急火燎地往医院赶。
杨彦军上了公共汽车，看到车上只剩下中间一个面向后的座位，便坐了下来，对面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子把自己的双腿往后缩了缩，尽可能多的给他让出了两排坐位中间过道上的位置，杨彦军受宠若惊地朝女孩子点点头，算是对她那个友好动作的回报。
秋萍把杨彦军送上公交车就回家去了，她想尽快知道爸妈对杨彦军的具体看法。从秋萍家里出来的时候，秋萍对杨彦军说：“你先回城里，我在家再陪爸妈一会。商城里双休日比平时还要忙，我虽然请了一天假，吃过中午饭就准备回去上班，下午你等我的电话，待我晚上下了班，咱们再约时间一起出去。”
坐到公交车上，看着秋萍渐渐模糊的身影，杨彦军心中的喜悦感慢慢消散，觉得里边沉甸甸的，像压了一块铅。
青年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女的要谈婚论嫁，男的要成家立业，而自己目前似乎还不具备考虑这个问题的条件。用蒋正平的话说，女人嫁给男人，男人起码要满足她两个条件，一是有吃饭的饭碗，二是有睡觉的床板。当然，这句话不全面，一个家庭基本的生活条件要靠两个人去创造，但他的这句话说明了一个道理，对一个男人来讲，婚姻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责任，你与一个女人组成家庭，就要对她的现在和将来负责。义务兵两年服役期满以后，一般的都要复员回家，现实不允许他们对留在城市有太多的幻想。而士官的服役期相对较长，他们当中的多数人，在服役过程中就不得不考虑个人的婚姻问题。
看到与自己军龄差不多的战友有些在北京找了工作、谈了朋友，杨彦军也很羡慕。虽说留在北京的人多数没有好岗位，大多是开汽车、搞推销、当保安之类，但为以后在北京安家和发展打下了基础。如果士官在老家谈一个女朋友，会被有些人看成没本事，再说结婚后分居两地也不便于加深感情。现在使用诱惑手段的男人不少，经不起诱惑的女人又太多，男孩子结了婚就要当好守门员，免得别人把球踢进自己的家门。在北京找一个条件差一点的本地女孩子谈朋友，杨彦军不是没想过，但他不敢走这步棋。他在汽车队开车时的战友小丁，与一个在地下停车场当收费员的女孩子结了婚，这女孩子长得——用女孩子喜欢听的话说，很丰满。她特别能吃零食，白天无意花钱增膘，晚上有意花钱减肥，副食店和健身房对她双向收费。由于有北京市户口，女孩子自认为高人一等，在家里既是女皇帝，又兼财政大臣，小丁拿到结婚证和拿到卖身契差不多，逢年过节，抛洒很多唾沫星子，才能获得恩准，给老家的父母寄两百块钱。汽车队还有个老兵，是三级士官，因为经受不了两地分居之苦，结婚不到三年就离了婚，在北京又与一个本地的离异女人成了家。他似乎是捡了一个大“便宜”，离异女人的父亲对他特别优惠，“买一送一”，嫁出去一个女儿，又搭配了一个外孙，这个老兵一结婚就同时多了两个头衔——丈夫和后爸，夫妻茅盾和父子关系交织在一起，搞得他苦不堪言。
所以，杨彦军觉得，士官在北京找女朋友，适合找外地、最好是自己家乡来京的打工妹，这样才算门当户对，身份相当。进，可以在北京共同发展；退，可以回老家一起谋生。
他庆幸自己遇到了秋萍。
秋萍是个平时言语不多，但是很有心计的人，她不像有些外地来京的女孩子，高攀只嫌梯子短，恨不能一步登天，而是很清楚地认识到，未来夫妻“同甘”的家庭生活，必须由两个志同道合的恋人现在“共苦”。
相比较而言，没有北京户口又在北京工作的男孩子，军人的整体素质比较好。他们入伍时经过严格的政治和体格审查，到部队后又受到严格的军事训练，身体壮，作风好，是其他行业的年轻人所不能比拟的。
她也庆幸自己遇到了杨彦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