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的戊戌政变，谭嗣同等六君子遇难，康有为、梁启超亡命日本。痛定思痛，梁启超认为，中国当时的贫弱落后，受列强欺凌几十年，各种国家权利均归人手，不只是因为有“最腐败之政府”，更因为有“最散弱之国民”，而后者为更重要、更深层次上的原因。他决心致力于思想启蒙工作，以提高国民的素质。1898年12月，他在日本横滨创刊《清议报》，以“倡民权”、“衍哲理”、“明朝局”、“厉国耻”为宗旨。这个报1901年末停刊后不久，梁氏又于1902年2月在横滨创刊《新民丛报》。当时都遭清廷禁止在国内发行的这两种报纸，在政治上，鼓吹保救光绪皇帝，反对慈禧太后，主张君主立宪；但更重要的是，梁启超在那上面发表了一系列鼓吹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文化道德思想的文章，如《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传略》、《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乐利主义者之泰斗边沁之学说》、《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论泰西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等。这样，跟中国传统文化完全不同的价值标准、伦理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得以介绍过来，在长期囿于封建文化观念的中国知识界中，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梁启超的文章，气势奔放，感情丰富，文质并茂，时夹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通俗易懂，朗朗上口。世称“以饱带感情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洋洋万言，雅俗共赏。读时则摄魂忘疲，读竟或怒发冲冠，或热泪湿纸”。同严复相比，梁启超的西方学术造诣远不及严复，虽然严复译的名著已公开发行，可是当时在启蒙思想方面，梁启超的影响却远超过严复，原因就在严复的译文过于古雅，艰深难懂，读的人不多。而且梁启超发表《新民说》时，更激进的学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尚未面世。梁启超性格鲜明，富于进取，著述极丰，方面甚广，虽然思想观点复杂多变，矛盾共处，然而学识渊博，不失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的具有魔力的文章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在中国近代启蒙运动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从朱执信、柳亚子到胡适、蒋梦麟，从陈独秀到吴玉章、林伯渠，从鲁迅到郭沫若、邹韬奋，都有过这方面的回忆。
《新民丛报》这个刊名表明，梁启超当时的中心思想，是以进化论为理论基础的所谓“新民说”。他用《新民说》这个总题目，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了20篇论文。这些论文反复阐述这样的论点：中国国民缺乏公德、私德、国家、权利和义务思想，多“奴性”而少“独立”，可谓“民智低下”，“智慧不开”。认为只有有了新的国民，才可能有新的国家，新的政治。“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为什么呢？因为“国民之文明程度高者，虽偶有暴君污吏，虔刘一时，而其民力自能补救之而整顿之”。所以，“民德、民智、民力，实为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梁启超不遗余力地进行启蒙宣传。他的这些文章，一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管作者有着怎样的主观愿望，他的这些文章却为最终推翻清王朝，起到了部分的舆论动员和理论准备作用。
《新民丛报》于1907年冬季停刊。毛泽东在1910年下半年读到的，已经是几年前的旧杂志了。但是对于一个来自闭塞山村的少年来说，其中的一系列主张却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自然更启发毛泽东从全新的角度来思考中国、思考人生。正如他自己说的，对这些文章，他是“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他从这里受到的影响，一直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后来他组织“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还可以看出梁启超“新民说”的明显影响。这种新文体也影响到他的文章风格。甚至在《毛泽东选集》里，也不难遇到梁启超式的句法。
现在韶山纪念馆里，保存了一本当年毛泽东读过的《新民丛报》（第四号）其中刊载了梁启超《新民说》第六节《论国家思想》，文中解说了“国家”和“朝廷”两个概念的差异。梁启超说：“国家如一公司，朝廷则公司之事务所；而握朝廷之权者，则事务所之总办也。国家如一村市，朝廷则村市之会馆；而握朝廷之权者，则会馆之值理也……两者性质不同，而其大小轻重自不可相越。故法王路易十四‘朕即国家也’一语，至今以为大逆不道，欧美五尺童子闻之莫不唾骂焉……夫国之不可以无朝廷，固也，故常推爱国之心以爱及朝廷，是亦爱人及屋爱屋及乌之意云尔。若夫以乌为屋也，以屋为人也，以爱屋爱乌为即爱人也，浸假爱乌而忘其屋，爱屋而忘其人也，欲不为之病狂，不可得也。固有国家思想者，亦爱朝廷。而爱朝廷者未必皆有国家思想。朝廷由正式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代表，爱朝廷即所以爱国家也。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蟊贼，正朝廷乃所以爱国家也。”
在梁启超这段文字的旁边，毛泽东批了一段话，发挥了梁启超的意思。批语说：“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也，法令由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尽管总的思想没有越出梁启超原文的范围，但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农村少年，能够如此理解和接受这些思想，总是难能可贵的。这是我们现在见到的毛泽东对政治、对历史见解的最早文字记录。即使不说是他的史识，总不能不承认他的领悟力是过人的，而且还有所发挥。梁启超用了“正式成立”一语，用现在的语汇来表达，大概应该说“具有合法性”吧。少年毛泽东作出了解释，只有立宪国家，宪法由人民制定的国家，才是具有合法性的。他认为数千年来中国的封建君主制度，只不过是“盗窃得国”，都是不具备合法性的。由此可见，毛泽东在读《新民丛报》的时候，就在思考着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是一种十分可贵的读书态度。后来他投身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斗争，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梁启超这里把“国家”和“朝廷”（政府）分开来观察的思想，后来毛泽东也作过类似的表述。例如1939年在延安，在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讲演中，就说了“五四运动正是做了反对卖国政府的工作，所以它是革命的运动”。
到长沙以后进入省立高等中学的半年，以及在第一师范的5年半的学习中，毛泽东并没有完全忘记梁启超。在现在保存下来的读书批语、笔记和书信中，或隐或显，或直接或间接，都能看到梁启超的影子。例如1915年到1916年的反袁斗争中，对“筹安会”的鼓噪，梁启超在家信中说：“实不忍坐视此辈鬼蜮出没，除非天夺吾笔，使不复能属文耳。”他曾著《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上大总统书》等文，讥斥“筹安”诸君子，强烈反对帝制复辟。后来参加蔡锷讨袁起义后，他又连著《军中敬告国人》、《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袁世凯之解剖》等文，笔力雄浑、锐利酣畅，社会影响很大。毛泽东在第一师范通过学友会，将汤化龙、康有为、梁启超3人有关反袁及对时局不满的文章，编印成册，题为《汤康梁三先生对时局之主张》，广为散发。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梁启超转致力于南北和解，提出恢复约法、召集国会、惩办祸首、北军撤还、废巡复督、善后会议6项和谈条件。并认为“闻有赦免祸首明令，时论哗然，恐增口头激大变。虽未得严惩，亦岂可于人心惶惑时，更姑息以危国本？”毛泽东这时对时局的见解，也跟梁启超大体相似，主张“南北和解”，有限惩办祸首，稳定政局。这见于1916年7月25日致萧信：“国局自上月30日约法、国会、内阁三大问解决后，南方相继取消独立，撤除军务院，渐趋统一。此由于南部诸英之深明大义，段氏之中枢翰运，黎公之至诚感人，具力尤多。”“前言附和帝制者，不可穷惩，虽然，具诸罪魁祸首，为塞后患，励廉耻起见，又何可不治，庶几震竦天下之耳目，而扫绝风霾腥秽之气。故拿办八人令下，人心奇快。阅报至此，为之惊骇。此衮衮诸公，昔日势焰熏灼，炙手可热，而今乃有此下场！”在7月18日、25日致萧子升的信中，毛泽东表示从稳定政局的角度出发，他不赞成逐走劝袁世凯称帝的“一等侯”汤芗铭。他认为“湖南问题，弟向持汤督不可去，其被逐也，颇为冤之，今现象亦紊矣”。“暴徒乘机报复”，“稍有帝制嫌疑者即斥去之”，致使政局动荡不稳。“湘省之祸，比之辛亥为烈矣。”“杀机一起，报复未已。法兰西之祸，最为可惧，不谓此次竟演此恶剧。”汤在湖南曾大杀民党分子，被湖南人咒为“汤屠”。毛泽东的这些意见与当时湖南舆论是大不相同的。不过他这同情汤芗铭的态度并没有保持许久，在这之后的一些有关文章中，就对汤芗铭持谴责态度了。
此外，在《伦理学原理》一书的批语中，常见“参见梁启超”的某种评论，或将书中文意与梁文相比附，借助梁文加深对该书的理解。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中的“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就是直接援引梁启超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关于“英雄”、“豪杰”的历史作用；将人分为“圣贤”与“愚人”两类；以“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为特征的佛家平等观念；尤其是以“变化民质”、“启迪民智”为救国图存根本要义，等等，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所反映的这些观点，也都或深或浅出自梁启超的影响。
毛泽东在东山学堂念书时，就接触到了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著作。后来他对斯诺谈到这一段往事时说：《新民丛报》“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1949年在他撰写《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时，谈到“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进修，还把康有为称做“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中的一个代表者。
康有为对于这样一种评价是当之无愧的。他不但是清末维新运动的领袖，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他继承并且深刻研究了以孔孟学说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体系，努力给予新的解释和新的发掘，使之服务于推动维新运动的目的。同时，他以极大的兴趣学习西方文化，包括当时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天赋人权学说，甚至生吞活剥地附会和征引。康有为后来坚决保皇反对革命，则主要是从法国大革命得来的“教训”。他认为法国革命，大乱80年，杀人几百万；如中国闹革命，必大乱几百年不可。他从几千年来中外各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演变，因而形成的人类种种苦难境遇出发，主张去国界、种界、家界，等等，以达到全人类都过自由、平等、和平、民主的幸福生活。他只凭主观愿望，毫无科学根据，来创造他的理想的太平盛世——大同世界，认为只有这样，才是“救生人之苦，求其大乐”的良方，自认为是救苦救难的“救世主”。今天的读者看来，他的有些议论不免荒诞无稽，甚至幼稚可笑，但作为先驱者寻找真理的热情，还是很令人感动的。
据一位20世纪50年代起就为毛泽东经管过图书的人说，康有为的重要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毛泽东“是经常要看的”，而康有为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大同书》，对他的影响就更加明显。这不但因为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到过它，而且从他早期文稿直到晚年，都可以看出这本书的影响。这里就此情况作些说明。
人类理想社会应该是怎样的？这曾经是康有为长时间思考的问题。他写过一本《人类公理》，其中就已经表露了后来《大同书》中的基本思想。《大同书》全书分为10部，甲部：入世界观众苦；乙部：去国界合大地；丙部：去级界平民族；丁部：去种界同人类；戊部：去形界保独立；己部：去家界为天民；庚部：去产界公生业；辛部：去乱界治太平；壬部：去类界爱众生；癸部：去苦界至极乐。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将《大同书》的内容概括如下：“一、无国家，全世界置一总政府，分若干区域。二、总政府区政府皆由民选。三、无家族，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届期须易人。四、妇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五、儿童按年入蒙养院及各级学校。六、成年后由政府指派分任农工等生产事业。七、病则入养病院，老则入养老院。八、胎教、育婴、蒙养、养病、养老诸院，为各区之最高设备，入者得最高之享乐。九、成年男女，例须以若干年服役于此诸院，若今世之兵役然。十、设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劳作所入自由享用。十一、警惰为最严之刑罚。十二、学术上有新发明者及在胎教等五院有特别劳绩者，得殊奖。十三、死则火葬，火葬场比邻为肥料工厂。”
此书写成，康有为在很长时期内秘之不肯以示人，只让他最亲近的学生梁启超等少数人看过。在作者生前，只发表过其中甲、乙两部，最初刊于1913年的《不忍杂志》，后来在1919年印成单行本。全书直到1935年才由中局出版，其时作者已去世8年了。康有为在这本书里，依据《春秋公羊传》之说，把社会的发展分做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3世。太平世是理想社会的最高阶段。并且结合《礼记·礼运篇》中“小康”、“大同”说，指出“神明圣王孔子早虑之，忧之，故立三统三世之法，据乱之后，易以升平、太平，小康之后，进以大同”。他还详细列表（共约百条）对照“大同始基之据乱世”，“大同渐行之升平世”，“大同成就之太平世”的情况，例如，在太平世，“无国界而为世界”，“人民皆为世界公民”，等等。
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致黎锦熙信中说：“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也是将《春秋公羊传》的“三世”之说结合《礼运》“大同”说来谈，跟康有为在《大同书》中的说法相同。想来此时他已读过《大同书》了，当然只是已经发表的甲、乙两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