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中国：大时代需要大手笔
对于中国经济格局和发展趋势，学界往往分为两派。乐观者认为，中国经济持续了30年的高增长模式仍会继续；而悲观者则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着各种隐患。今天，好投网请来了经济学者高连奎，与其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以求能够深刻剖析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源与当前的经济格局，预测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与趋势。
以下是好投网编辑（简称记者）与着名学者高连奎的对话。
记者：当前有关中国经济30多年的发展经验能否称为“中国模式”的争论如火如荼，请问高先生您认为存在“中国模式”吗？
高连奎：“中国模式”这个提法，主要是国际关系学者的提法，而真正研究政治学及经济学的人反而很少用这个词。当然，这种争论对我写书的影响是有的，但不是很大。我的观点主要来源于长期以来对经济及政治的观察与研究。
至于中国模式，我认为这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中国模式并非在改革开放30年形成的，而是在建国初期就开始形成。如中国的政治模式在建国初期就基本成型，这都是中国模式的一部分；但中国模式并没有定型，而正在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中，中国模式还是一道尚未答完的考题。在政治上，我们成功避免了西方多党制度下的政治分赃以及由政治分赃带来的“政客经济”模式，但是我们还要探索如何通过民主监督来避免官僚化以及权利寻租等问题。在经济上，我们具备了对抗巨大经济危机的能力，但通过什么发展途径才能让中国早日赶上发达国家，这也是需要探索的问题。当然，这些也是我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从某种程度上说，我这本书就是在为中国模式寻找一些答案。
记者：高先生，您把中国成功应对金融危机归因于国有银行体制、高储蓄率、中国政府对银行放贷的开闸，这些因素高先生您是否认为是中国模式的一部分呢？
高连奎：这些有的是中国模式的一部分，有的不是。如高储蓄率只是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与中国模式没什么关系。而如国有银行体制则是中国模式的一部分。因为国有银行体制，所以中国能够进行信贷的反周期调节，也就是在经济危机时，我们可以加大信贷对实体经济的支持。而在西方国家，银行是私有制的，这些反经济周期的信贷调节他们是做不到的，这也是西方国家无法成功应对经济危机的根源。如美国现在的失业率早就远超官方公布的10%，奥巴马也只是到处说说空话，根本就无可奈何，对于他来说，这也是体制问题。
学术不能独立是中国最大的隐患
记者：您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最大的隐患是什么？是贫富差距拉大等民生困境，还是郎咸平等所说的新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等外部因素？
高连奎：我认为这两样虽然都非常严重，但比这些更重要的是中国没有自己独立的学术思想体系，中国学者大部分充当着学术“二道贩”的角色，缺乏创新。当前中国积弊如此之深，甚至可以说是“积重难返”，某些学者是应该负主要责任的。
我们观察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就可以看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学术独立，各种发展决策就缺乏理智的判断，就容易盲目没主见，禁不住“忽悠”。实践证明，日本、拉美、东南亚这些学习美国的经济体都失败了，唯有德国模式和北欧模式成功了，是世界上最健康的经济体。但德国和北欧的成功以及日本的失败绝对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二战”后，德国在废墟上迅速崛起，重新成为经济强国。德国的弗莱堡学派则是德国经济快速复苏的内在原因，为德国提供了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北欧的瑞典学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了一整套带有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开放型混合经济理论，这成为了北欧模式的基础。
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吃过市场化改革的红利，吃过比较优势的红利，也吃过引入外资的红利。当前中国积弊如此之深，都是这些不科学、利近害远的经济发展模式所致。过度市场化导致贫富差距拉大，政府保障水平低。过度强调比较优势导致中国经济结构扭曲、高科技产业发展落后。过度利用外资则导致产业控制权丢失，而且外资已经成为了中国自主创新的障碍，而这些貌似“捷径”的发展方式也不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根本规律，而中国部分学者还乐此不疲，这才是最危险的。
在税收问题上，民众不要站错队
记者：您详尽地探索了民生困境的根源，并提出了“中国政府并不富裕”、中国需要“创富于民”、“均富于民”等比较新颖的观点，并严厉批判了个别学者藏富于民主张的虚伪性，那么，您在这里能否简单介绍一下中国民生困境的根源在哪里？这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是否有必然的联系？
高连奎：“藏富于民”从某种程度上是无良学者的造谣起哄行为。很明显，他们的目的不是藏富于民，而是藏富于精英。我从来不反对藏富于民，而是反对打着藏富于民的幌子行藏富于精英之实，这一点我书中已经说得很清楚。谣言止于智者，中国是公认的低税国家，中国政府的总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在世界上也是偏低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常识问题。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两极分化，现在需要做的是“创富于民”与“均富与民”。任何国家从农业社会向城市化社会过渡的过程中，都存在一个完善社会保障体制的过程。农业社会是自给自足，不需要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而城市生活则需要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目前，中国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还非常低，最根本的因素就是“缺钱”。如社会保障房总建不起来，归根结底还是钱的问题，中国地方政府只进行最基本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大量负债，而其他公共服务水平都非常低。
而政府公共服务的资金来源于税收。目前，从世界上看日本比美国税收高，西欧比日本税收高，而北欧是世界上税收最高的地区；但从幸福程度上看，则正好相反，北欧比西欧幸福，西欧比日本幸福，日本比美国幸福。西方发达国家加强税收，完善社会保障体制是在20世纪大萧条时期完成的，当时西方面临着**主义及社会主义的双重威胁，如果他们不那样做，就会发生革命或暴乱。而当前的中国似乎还缺少这样的外在压力，而国内既得利益群体又处处造谣掣肘。中国总体上不需要减税，而是要加强对富人征税，用征税来完善社会福利制度，这是世界通行做法，中国也不能例外。低税收对富人有利，高税收对穷人有利，这在发达国家早已经是常识，中国民众千万不要站错队。
记者：感谢高先生的精彩论述。大家都知道，高先生提出了“低生存成本社会理论”？请问该理论可以解决的中国当前的问题有哪些？
高连奎：我提出这个理论旨在为中国探索一条科学合理的社会保障模式，但我的理论并非只着眼于中国，对世界上其他经济体也是适用的。如我们现在总想着尽早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但试想一下，即使我们达到了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我们的生活就一定幸福吗？美国、欧洲、日本已经是发达国家，但他们的民众与我们比起来，也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富裕感、幸福感。再如我国经济近十年发展非常快，但与十年前比起来也没有明显的幸福感。这种发达而不富裕、发达而不幸福的现象，才是最值得我们研究并解决的，我提出“低生存成本社会”理论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谈到幸福可能很多人会说，我们现在有了手机、有了电脑，我们比以前应该幸福多了，实际上我们没必要拿技术进步来说事。技术进步是自然科学的成就，而不是社会科学的成就。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如何让民众获得幸福感，只要民众没有获得幸福感，社会科学研究的任务就没有完成，就应该继续探索下去。
大时代需要大手笔
记者：您在书中提出中国经济即将进入高速增长时代，并认为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并不快，这是否有违常理？
高连奎：衡量经济增长速度我们一般看GDP，但GDP是以本国货币为标准来衡量的，但本国货币本身又存在着升值或贬值的情况。因此，这种以本国货币币值为标准来衡量经济发展速度的方法本身就存在着局限性。我国经济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业经济增长率在11%左右，改革开放后整体经济增长率在10%左右。如果看这个增长率，那么我国已经高速增长了60多年。但同样是经济高增长，而亚洲四小龙很早就成为了发达国家，而中国还没有，最根本的问题就出在货币的真实币值上。以美元为参考，我们的货币可能贬值不很多，但我们必须考虑到美元本身就是不断贬值的货币。如果我们以日元为参照，那我们的币值则贬值得非常快，相对于日元，我们已经贬值了几十倍。
在不考虑货币增发所导致的货币贬值的情况下，货币的币值最终只与劳动生产率挂钩。日元升值是因为日本这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非常快，而我国的人民币相对于日元大幅贬值，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劳动生产率提升得太慢。因此，如果要想真正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就必须将提供劳动生产率作为首要目标。提高劳动生产率，即提高劳动者在单位时间内创造财富的能力，从而提高劳动者收入，这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规律，也是将经济发展与创富于民结合起来的发展模式。
另外，我认为中国经济即将进入高增长时代是经济增量的绝对值上说的，而不是增长百分比。中国经济的基数已经非常大，中国经济从人均GDP几十美元增长到现在的近四千美元，用了60多年的时间。再增长下一个四千美元，可能只需要几年的时间，也就是中国今后几年的发展就可以相当于以前60多年的发展。因此，说中国经济即将进入“大增长”时代。与“大增长”时代对应的是“大需求”，如对能源资源的需求、对基础设施的需求、对保障性住房的需求、对政府公共服务的需求等，中国今后一定要以一种“大增长”、“大需求”的眼光，“大手笔”地解决中国问题才不会出乱子。很显然，政府在这些方面的意识还不够。总之，中国将会以超出我们想象的速度发展，而中国的问题也会超出我们想象的暴露出来，对于这个前所未有的大时代，我们只有充分认识它才能驾驭它。
记者：好。感谢高先生做客好投网，也感谢高先生一直以来对我们好投网的支持。任何时代都需要先知先觉的学者。高连奎先生以及研究金融危机的郎咸平先生、研究产业危机的白益民先生等无疑是这些学者中最优秀的代表。他们启蒙着这个时代，引领着这个时代，而时代的进步则是对他们最好的回馈。最后，希望中国在今后能够少走弯路，发展得越来越顺利。
对话高连奎：一个适合中国人的生存模式
一个社会应该怎样才能让人民（或称为百姓，或称为纳税人，这都无关紧要）生活得更好，这个问题让很多社会学、经济学界的专家教授们感到头痛。因为欧洲的高福利社会已经开始让国家左右为难了，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低福利快速发展却让人民开始水深火热。一个新的社会模式在一位善于思考的年轻人头脑里呼之欲出，这就是本刊此次刊登的财经学者高连奎提出的低生存成本社会。他给中国的发展指出了另外一条发展之路，或为可用！
《财智领袖》：基于什么（如某件事、某个人）让您想到了要建立一个低生存成本型社会？
高连奎：我提出建设低生存成本社会的主张主要基于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我在研究经济学过程中，对各种社会模式优劣性进行了比较。如国内很多学者都批评福利社会，但现实是福利国家从经济到民生，各项指标都要强于没实行福利社会模式的国家；另外，人们都说福利社会养懒人，但实际上北欧人一点也不懒，北欧人的工作时间并不少。也有人认为北欧幸福得不得了，实际上也不是那么回事，这些问题很值得研究。社会保障也是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尽管中国经济学家从来不谈社会保障的问题。
另一方面，我提出建设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的主张是源于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刻感触及深入分析，特别是如何将人们从生存成本高昂之苦中解脱出来。我感触非常深，如蜗居、房奴、裸婚、孩奴都是鲜活的社会现实，这需要去研究，更需要去解决。现在的社会肯定不是我们理想中的社会，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也不是要建立这样的社会。
《财智领袖》：建立这样一个低生存成本社会，您觉得由什么人来建立，使用哪种力量来建立，是政府干预还是市场调控？
高连奎：你这样问就无意中将政府与市场对立了起来。我想说明一点，如果抛开政府，想改变社会是不可能的。同样，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也必须有政府的参与。政府干预社会是应该的，但一定要注意干预方式、方法的科学性。
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既需要政府，也需要市场。确切地说，是要政府利用市场手段来建立，而不是依靠行政手段建立。我们的计划经济时代是个贫富差距非常小的社会，但那是靠行政手段实现的。福利国家有着各种各样的福利补贴，但是这些补贴很大一部分也是依靠行政手段完成的，因此，其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不公平现象，甚至是接受福利者的尊严受到损害的情况。在建设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的主张中主要是依靠市场手段完成，政府基本上不与个人直接接触。政府只要在政策层面进行规划，剩下的将由市场来完成。
《财智领袖》：从经济流通角度来说，您认为建立一个低生存成本社会是在商品售卖时打个折出售来实现的，这个打折过程中的寻租行为如何来避免？
高连奎：你肯定误会了我的观点，我提出了很多建设观点，但是没有提打折，打折只是个比喻，但是我说的打个折，不是真正的打折，更不是在流通环节打折。你购买商品时，仍然是全价，只是通过各种税费的减免，物价已经大大降低了，可能只有原来的一半，物价降低后，民众在购买商品时就相当于被打了折，而不是在销售环节打折，这是一定要区别的。
寻租只有在政府官员与受益人直接接触时才可能发生。说得通俗点就是，如果你不贿赂官员，你可能得不到应得的福利或是补贴，这样的情况会出现寻租行为。而我主张的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是通过市场手段实现的，普通民众是最大的受益者，但是普通民众在受益的同时与政府没有任何接触，也不会存在任何寻租的可能性。
《财智领袖》：低生存成本社会在你看来是一个人人勤劳的大同社会，从人的本性角度来说，您是否怀疑过这样一个社会的实现？
